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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修瑞典語時,老師最感冒的,是同學對「政府」的濫用

文/吳媛媛

記得一次和一位剛在瑞典生完孩子的中國朋友聊天,她說生育過程還算順利,但是在產房裡沒見到幾次醫生,覺得心裡特別慌,如果是在中國,她可以給醫生紅包,讓醫生多來看看她,心裡也會安穩很多。

當然,給醫生包紅包在台灣也是時有耳聞,只是現在已經不再普遍。記得當初來瑞典求學,台灣家人也特別準備了高額禮物要我送給指導教授,說禮多人不怪。我費勁了脣舌解釋,在瑞典送禮給老師反而更奇怪。

瑞典人並不是比較高尚誠實,為了避免送禮成為變相賄賂,瑞典稅法明文規定送禮最高金額,大小公私機關都必須經過審查,公務人員、企業高層也必須公開財產。又比方說,在瑞典買賣房屋,依法必須把房屋的地點、屋況等各種細節、還有競標過程和成交結果放在網上供所有人輕易查詢,以求維持最透明的房屋市場。然而在瑞典找過工作的人也知道,在法律較難管到的徵聘方面,瑞典人還是偏愛錄用有關係的人選,在職場上存在人治社會遺留下來的人脈文化。

在普遍缺乏規範的社會,事事只能各自靠關係、手腕解決,這也往往形成很強烈的人我分際和自保意識。記得有一次一位英國朋友談及新疆的穆斯林議題,在座一位中國朋友問:「你信奉伊斯蘭教嗎?」英國朋友說:「不,我不是穆斯林。」中國朋友則表示不解,既然不是穆斯林,為什麼要為遠在中國的穆斯林民眾抱不平?還有一次在論文課上,有個瑞典男同學表示想運用女性研究的理論分析社會議題,中國同學一聽失笑,說:「你一個男人關心什麼女性研究?」

雖然中國的官方輿論常指出「三權分立」是西方人搞出來的,對政府、對人性完全失去了信任的機制。然而在不透明的人治社會中,信息封閉、欺上瞞下造成的不信任感反而更加強烈,很難普遍建立起相互負責的利他公民意識。

對權力的不同解讀

記得以前修高中瑞典語課的時候,因為瑞典國文課的閱讀寫作含有大量政治時事辯論,而班上同學來自不同國家,其中又以非民主國家為主,所以瑞典語老師常納入社會科內容,補充對瑞典和各種政體的基礎知識。

記得當時老師最感冒的,就是同學們在討論時政的時候,永遠是以「政府」、「國家」等詞來統稱所有政權機關。某次上課,老師用投影機放映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鳥瞰圖。老師說:「從市中心的區域配置,就可以看到瑞典政體的運作模式。首先,這裡是皇宮,現在皇室已經完全沒有政權了,所以我們可以忽略它。接著,這裡是國會(立法院)大樓,這裡坐著人民直選的代表,立法院的三百四十九個席位,反映出來的就是瑞典的民意組成,他們負責決定瑞典的法條、預算等方向。隔著一條街,另一個區域羅列了各種行政機關,他們根據立法院決定的方針施行政務,瑞典語的「政府」一詞,就是指這一塊。」

老師繼續滔滔不絕地介紹:「接下來這個區域,則是司法機關,他們對執法過程中產生的爭議進行裁決。在這三個區域上班的人們除了在互相負責和檢視的例行會議上會有交流之外,基本上涇渭分明。這種分立將權力盡可能分攤開來,不讓少數人為所欲為。另外瑞典的各級地方政府也負責醫療、教育等不同領域的公共事務,你們在作文當中提到『政府』的時候,是指哪一個機關?要怎麼負責?」

我發現來自民主發展較晚或尚未發展的國家的同學,有時包括我自己,往往抱持著一個簡化的「人民」vs「朝廷」想像圖。我們期待政府、「父母官」的恩澤。當事與願違時,我們罵政府不夠賢能。而習慣民主文化的學生們,則更能從各種政策要經過的程序、需要的社會資源、和對各階層可能帶來的衝擊,做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後來過一陣子,雖然老師說破了嘴,一位同學又把立法院說成「政府」,只見老師敲打黑板急切地說:「立法院不是『政府』,立法院是人民!立法院裡坐著的每一個人,都反映著瑞典的一部分人民!」這一幕,一直到現在還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

我在學習瑞典語的過程中,對政權的想像也漸漸被解構和重塑。國會(立法院)反映全國的意見,而在各行政機關工作的人們,他們不是什麼父母官,而是在公家機關各司其職的上班族。與其期待他們道德高尚、鞠躬盡瘁,不如營造一個完善制定權力和義務的工作環境。

中共承襲蘇俄共產黨的黨國政體,原意是透過黨內選出精英官僚,達到一種可以自我糾正的集體領導(collective leadership)。然而在實踐過程中,領袖可以透過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鞏固類似封建時期天授君權的地位,被塑造為一個大家庭的父親角色,代表著絕對的智慧、慈愛和威權,受到子民的愛戴和懼怕。這樣的模式,只要不是發生類似車諾比、文革等毀滅性政治災難,大小政策錯誤都可以推給底層代罪羔羊,十分穩固。同時,這樣的政權也能偷換概念,讓人民把對國家的愛投射到政權上。所以,當人們批評瑞典或是台灣的執政黨,沒有人會覺得這是對國家的直接污辱,但是批評中共政權,常被視為是批評中國本身。

記得在瑞典念碩士的時候,瑞典教授在課堂上談到瑞典丹麥的跨海大橋,他說,提出這項建設的委員會,花了五年的時間回答來自船舶交通、社區經濟、海洋生物、環保等社會各界對此建設的質疑後,才終於定案。班上一位中國同學聽了半開玩笑地說:「這橋在中國,五個月就蓋好了!」儘管歷史一再證明「專制」和「開明」兩者是互斥的,但威權政體的效率和魄力,在經濟發展的加持下,仍能令人心馳神往。

而這些對於權力的解讀,在課堂上、職場上、家庭裡,也會在不自覺的行為中透露出來。有次一位別系的同仁在面臨資遣的時候,透過工會進行談判,獲得了優渥的資遣條件。中國同事聽聞此事,搖搖頭說:「這麼刁鑽的員工,以後走到哪都是禍患!」我聽到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民口出此言,一時還真不知道要如何反應。

前文提到的那位高中校長也曾說,他在和其他教師同仁一起面試新老師的時候發現,來自非民主國家的應試者,常常能在一進門後,就能快速判斷出校長是在場位階最高的人,然後從頭到尾只看著他回答問題,忽視其他在座的人。而通常他們對這樣的應試者印象也會打一些折扣,因為根據經驗,這樣的老師對瑞典學校的教學理念和師生關係的對等開放,多半會感到十分吃不消。

聽完他這麼說,我一時想不起來自己以前在面試時是不是也曾犯同樣錯誤?我只知道自己從小就被訓練著要「叫人」,伯伯、叔叔、嬸嬸、姑姑,這些基於父系傳統的輩分稱謂劃定了親族的長幼親疏,對瑞典學生來說就像是一個無止盡的迷宮。我們從小學會一進門就讀懂人們的層級,這大概已經成為一種反射動作了吧。

因為這種權力層級和結構,讓人治社會中的人們特別講究攀附權貴、重視表面排場。無論是組織學術或商貿交流活動,對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節目,往往是極力邀請校長、大使、政治人物等「有頭有臉」的人排成一列,集體合影。二○一○年,《瑞典日報》記者揭露瑞典馬爾默市的一位中國華僑,成功地讓中國某些市鎮的官員和中國駐瑞典大使以為她在馬爾默市議會具有政治影響力,同時讓瑞典市政府以為她在瑞典華人界居領袖地位,這一切都來自她積極和重要人士握手合影,並曖昧地加入編造情節,暗示她和顯要之間的私交。

※ 本文摘自《當個普通人也很自豪》,原篇名為〈在瑞典和中國之間,看見民主的文化和習慣〉,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