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戀愛除了兩情相悅，還要遵守SOP才會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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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作者：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譯者：黃宛瑜
《愛瑪》，就像奧斯汀別本小說，堅持未婚男女應在親族鄰里框架底下展開交往。雖說親友監督可有效控制跟約束個人選擇，但這並非我要強調的重點。我要強調的是，未婚男女一旦在親友框架下接觸，「女性自我」將被捲入綿密的社交網絡和親屬關係，受到親朋好友嚴密保護。仔細檢視奧斯汀（及很多小說家）刻劃的追求情節，就會發現女人不像男人那樣，頻頻遭到審視跟檢查。男性必須在眾目睽睽下展開追求行動，動用各種社會關係，通過層層「媒介」，才能接觸到心儀女子。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觀察到，《理性與感性》的艾麗諾「決定好好認識威洛比這個人，不僅要透過她本人的觀察和別人提供的情報，更要仔細打量他如何對待她的妹妹，從各個角度檢驗他的品格。」18想要了解一個男人，最好透過別人的眼睛。莫莉．朵思．桑福德（Mollie Dorsey Sanford）住在科羅拉多州拓荒區，她在一八六○年日記中寫道：「奶奶那可愛的老腦袋瓜認定他就是我的愛人，而……我相信他就是我自己。我跟他這麼久沒見面，今天他過來，我才意識到自己非常在意他。」19愛情必須透過奶奶、以奶奶為媒介，才會被披露，向莫莉揭示情歸何處，因為對方早已成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融入她全家。挑選對象要觀察入微，了解透澈，這樣才有把握兩人從社會層面到心理層面無比契合。再舉個例子，在《勸服》一書中，羅素夫人對安．艾略特影響極深，她認為安的初戀（也是唯一的）情人溫特伍上校配不上她。從現代人的感情觀看來，我們也許會膚淺解讀成，由於羅素夫人對溫特伍抱持負面評價，迫使安放棄自己深愛的人。但換個角度想，若非安的自我受到嚴密保護，牢牢地鑲嵌在親屬網絡裡，羅素夫人也沒有機會鑄下這等錯誤。奧斯汀確實有意呈現此一體系的侷限與缺憾，安所處的社會環境始終未能把個人內在價值跟社會地位切割看待。不過，安跟讀者對自己的判斷會這麼有把握，乃因他們有很多機會驗證自己對溫特伍的觀察。當然，不管在英國或美國，「追求」通常跟驗證程序沒兩樣，檢核追求者的說法，考驗對方做人實不實在。「『追求』像是一場遊戲，裡頭充斥著欺瞞、表面功夫、甜言蜜語。所以，我們必須揭開假象，確定『對方』多年後仍是你最親近的朋友。」20
而我們從未來岳父母嚴格審查男方聲譽一事，便可看出當時的人如何小心監看追求者。例如，山謬．克萊門斯（Samuel Clemens，即後來的馬克．吐溫）先是應奧莉薇雅．蘭登（Olivia Langdon）家人要求提交推薦信，經過對方核可後，才開始追求奧莉薇雅，繼而求婚。等到整個程序都跑完了，克萊門斯如此評價自己：
我相信，推薦我的人都會說我從未做過歹毒、欺瞞、傷天害理之事。他們會告訴你，七年前向我敞開的大門，迄今依然向我敞開；我七年之間所結交的朋友，至今仍是我的朋友；不論我以前去過哪裡，今天我依然可再度拜訪——光天化日下，抬頭挺胸走進去。21
這個例子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在婚前交往階段，女性的自我被嚴實地「封裝」在親友關係中。或許女方還在觀望中，也或許她已經慢慢跟對方培養出感情了，但不論在哪一個階段，親友團莫不積極參與。由於很多人參與評估，一起考核追求者和未來的夫婿，所以，女方本人的見解恰可反映她的社會網絡，更是她個人社會網絡的延伸。隨著身邊親近的人紛紛表達意見與看法，女方對男方的情感也跟著被激發。情感與判斷緊密交織，個人感受和集體觀察盤根錯節，這就表示未婚男女從墜入愛河那一刻，直到他們決定未來配偶為止，莫不沉浸在其所屬群體的道德世界裡，她／他的感情生活纏繞了無數她／他對別人的承諾與義務。戀人自我——男女皆然——受到眾人綿密的牽制和保護，這一干旁人，有的當仲裁人，有的當道德和社會規範的強制執行者。22這情形在十九世紀以前格外普遍。
明規暗矩
在奧斯汀文學世界裡，男女交往暗藏著無數潛規則。不過在社會學家心目中，規矩從來不是侷限，也不是束縛。對社會學家而言，規則是媒介，具有使能性（enabling），行動者必須透過規矩才能跟人建立關係，對對方產生期待，繼而攜手相伴走過崎嶇人生旅途。23儀式是什麼？儀式是每位行動者（actor）都很熟悉明瞭的一套規矩，大家根據這套規矩締結關係或脫離關係，彷彿人在充滿無限可能性的叢林裡畫出一條明確道路。有了儀式，眾人才能預見下一步將發生什麼事、理當發生什麼事。24換句話說，儀式是個強大的象徵工具，助你擺脫因不確定所引發的焦慮感。所以，十九世紀有產階級就算沒有明文規定，強制大家一絲不茍遵照著做，但最起碼還有一套行為準則和儀式，精心安排邂逅的程序與步驟，眾家男女莫不奉為圭臬，這樣才可向對方證明自己值得被愛。活在這種感情秩序下，行動者唯有循規蹈矩，才算舉措合度，進退合宜。
登門拜訪就是這樣一種儀式。拜訪應在女孩家中進行（倘若女方年紀小到可以稱作「女孩」的話），初次拜訪若由男人主動出擊就不合禮數了。男人可向女孩表達愛慕之意，但唯有女方才有「特權」邀請男方登門拜訪。25有了這種中產階級拜訪禮節，女方和她的父母便能掌握交往的進度，26不會有人提出異議。我再舉個類似的例子，假使今天有位紳士曾在舞會上邀請某位女士跳舞，日後兩人街上相遇，他不可逕自認定雙方早已相識。他必須先請雙方共同的朋友重新引介，並獲得女方的首肯，兩人才可恢復聯絡。最能印證我的說法是，男方一旦展開追求，整個流程僅能緩步推進；雙方起先只是交談，接著一起出外散步，直到雙方確認彼此吸引，才會結伴出遊。也就是說，感情投入受到嚴密監控，當事人得按部就班循著眾所周知的儀式走。
所以在儀式化愛情秩序下，要先有行動與聲明，才有感情（或說兩者近乎同時發生），嚴格說起來，情感不是行動與聲明的先決條件。這樣一種組織情感的模式，我稱之為情感表演性體制（regime of performativity of emotions），也就是說，人要借助儀式化行動和表達才能激發和引誘情感。當然就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情感都是被別人的情感給誘發出來的。27可是，浪漫互動還要考慮互惠（reciprocity）的問題，感情互惠很重要，人只要表露了情感，多少就得承擔付出感情卻無法獲得回報的風險。在情感表演性體制下（如儀式化情感），人不只表露感情，還要表演一系列行為儀式，並解讀其中的涵義，才會感受到對方的感情。所以，這是一個累進的過程，對方若傳遞適當的愛情信號和代碼，浪漫互動便可繼續推進。這是雙方巧妙交換彼此都很熟悉的符號與暗示的結果。在該制度下，其中一方要承擔起誘發對方情感的角色，這一社會角色通常落在男性身上。在情感表演體制下，女性不會——也或許不能——被某個對象給沖昏了頭；由於婚前交往必須按照締結關係的規矩來，所以女性是一步步被拉進親密又強烈的感情連結裡。感情符號的表達模式是經過精心設計、反覆演練過的，女方一接收到感情符號，也要有所回應。
史學家艾倫．羅斯曼（Ellen Rothman）研究十九世紀婚前交往，並在書中引用了伊麗莎．索思蓋特（Eliza Southgate）一段話：「除非發現有人愛上她，否則沒有哪個女人會煩惱自己愛上任何人。」羅斯曼繼續寫道：「哪怕自己都承認心儀對方，女人還是只能等待，直到對方同樣回應她的感情。」28愛情高度儀式化，對女性而言是種保護機制，免得她們陷入無法自拔的感情。其實，《理性與感性》通篇都在討論層層遞進（gradation）的問題：感情該以什麼分寸推進。艾麗諾不是一位理性至上不解風情的衛道人士；情況正好相反，她自身體現了、也捍衛著儀式化愛情，相信男女雙方唯有遵照禮數，從吸引、求愛、承諾，一切按部就班，才可流露跟表達內心強烈的感情。在儀式化愛情世界裡，與其說兩人以承諾來確認彼此的感情，倒不如說他們以感情來確認雙方許下的承諾。表演性／儀式性愛情秩序雖然也探討真心和誠意，但他們最在意的還是雙方是否循著正確程序培養感情：「一旦男人從心儀對象獲得足夠的鼓勵，接下來他應先徵得女方父親的同意，再提出求婚，這樣才合乎禮數。……女方必須等到男方表白，才可坦露她的真實感受。」29
而情感真實性體制（regime of emotional authenticity）則普見於現代兩性關係，恰與情感表演性體制形成強烈對比。「真實性」要求行動者應先了解內心真實感受，再據此採取行動，內在感受日後必定成為兩性關係的基石；要坦然接受自己的感覺（最好也向人坦承不諱）；應根據內心感受來決定要不要許下承諾，進入一段關係。活在情感真實性體制下，人會認真審視自己跟對方的情感，以判斷這段關係的重要性、強烈程度、對未來的衝擊和影響。「我真的愛他嗎？或只是肉慾作祟？」「如果我愛他，我的愛究竟有多深？多強烈？多真實？」「這種愛健康嗎？還是自戀？」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情感真實性體制才有的現象。反觀在傳統社會的理想語彙裡，「『真實性』根本毫無立錐之地。那時候的男性安於社會體系提供給他們的人生選項：他們所能想像的至善境界……就是『履行明確社會任務』。」30真實性體制假定世上確實有真實（感情）主體；此一主體，必先於規則而存在、超越規則而存在；規則，不過是為了安排並引導人如何表達跟體驗感情罷了（愛情尤然）。在真實性體制下，不可能先有承諾才有感情，一定要主體真切感受到自身情感後才會許下承諾；感情取代了道德，成為人許諾的動機。所以，感情主體便在體制要求下，採取了兩條可能路線以確認他／她的感情：一、透過大量自我審視來確認。對主體而言，當務之急是了解感情的本質，釐清「真實」的源頭；二、或是反過來，透過排山倒海而來的啟示來確認，其強烈之程度足以令人意識到感情的存在（如「一見鍾情」）。自我審查模式認為，反思性自我理解（reflexive self-understanding）可幫助我們了解感情的「真實本質」；而頓悟模式則假定，感受的強度和非理性便足以說明人的真切感受。這兩種斷定浪漫情感真實性的方法並存於當代文化，由此所產生的愛情紐帶也比較仰賴內在情感，而非儀式規則。
註釋：
18 J. Wood, “Inside Mr Shepherd,”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6(21) (2004), 41-3.
19 M.D. Sanford, Mollie: The Journal of Mollie Dorsey Sanford in Nebraska and Colorado Territories, 1857-1866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p. 57.
20 A. MacFarlane, Marriage and Love in England: Modes of Reproduction, 1300-1840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 294.
21 S. Harris, The Courtship of Olivia Langdon and Mark Twain (Camb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2.
22 此論點同樣適用在較貧困、結婚時沒土地或僅有少數土地可供交換的階級。麥可．麥唐納（Michael MacDonald）研究17世紀初醫生／星象學家診治各類型憂鬱症，他指出：年輕人做婚姻決策時，縱使不一定完全遵照父母和社區鄰里的標準，但肯定受其間接或直接的影響。參見：M. MacDonald, Mystical Bedlam: Madness, Anxiety, and Heal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96-7.
23 A.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6).
24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在小說《卻西爾海灘》（On Chesil Beach）裡描寫新婚夫婦眼看期待已久圓房那一刻即將到來，期待之餘，不免感到忐忑不安。可惜，新婚之夜最終落得一敗塗地，草草收場（未圓房），主敘者於是開始思考「性道德觀」的轉變，如何從繁文縟節的「舊」型態，轉變成「新」型態：「即使愛德華和佛羅倫絲獨處時，依然有上千條不成文的規矩。正因為他們是成人了，所以不做孩子氣的行為，像是丟下別人費心準備的餐食。畢竟，那是晚餐時間。」參見：I. McEwan, On Chesil Beach (New York: Vintage, 2008), p. 8. 【譯按】譯文引自：伊恩．麥克尤恩著，韓中玥譯，《卻西爾海灘》（台北：商周，2008），頁51-52。
25 S. Coontz, Marriage, a History: From Obedience to Intimacy or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New York: Viking, 2005), p. 199.
26 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南北戰爭爆發前，美國境內多數地區男性人口超過女性。
27 W.M. Reddy, “Emotional Liberty: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motion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4(2) (1999), 256-88; W.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3) (1997), 327-51.
28 E.K. Rothman, Hands and Hearts: A History of Courtship in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34.
29 M. Yalom, A History of the Wif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1), p. 206.
※ 本文摘自《為什麼愛讓人受傷？迷惘、煎熬、躁鬱、厭世……愛情的痛，社會學也懂！》，原篇名為〈社會網絡下展開婚前交往〉〈明規暗矩〉，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