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是現代人的無形鴉片

發表於 2023-05-092023-05-11By Readmoo編輯團隊好書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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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德魯．巴恩斯、史黛芙妮．瓊斯；譯／姚怡平

探討今日的勞工，就不得不提到工作與消費主義的交集，或者必須分析過勞與長期通勤造成的時間貧窮現象，導致消費者在做決定時，「便利」成為首要考慮的因素。醜陋的真相，竟是身為消費者的勞工促使新經濟模式的擴張，從而逐漸損害勞工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一步步辛苦爭取到的保障。

當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思（Karl Marx）語帶嘲弄地說宗教是「人們的鴉片」，那時距離優食（Uber Eats）外送服務問世還有一百七十多年。現在的我們是智慧型手機成癮者，只要暫時離開社群媒體和有意離線，就可以視為意志力的勝利。科技有其即時性，等待像退回某種不自在又退化的狀態。看看排隊的人，他們盯著手上的螢幕，再也無法安靜站著沉浸在內心思緒中，必須不斷接收刺激、搜尋資訊或瀏覽網路。

至少在已開發國家，宗教已失去了毒品般的魅力。二十一世紀的特殊鴉片就是「便利」，便利會促發嚴重的認知失調，也許還會掩蓋認知失調的狀況。我們煩惱著氣候變遷，但即便是走得到的距離，還是會騎機車，就因為便宜又方便，也是公車與單車缺少的特性，但公車與單車的碳足跡量卻低了許多。

我們做出這項選擇時，很少考量機車的製造、充電、回收成本對環境的影響。機車在每項指標都呈現負數，就只有在交通尖峰期飛快行駛兩公里（或更短）路程時製造出的噪音才顯示正數，為的是下班後跟朋友見面喝一杯，而那就是我們需要的正當理由。

所謂的汽車共乘也打中了同一種心態，創新與低價更是讓人興奮。計程車業在史上並未吸引眾多關注及有組織的資金，但這模式對業主來說算是足夠了，而既有的公司多年來無法創新，逃避眼前的科技型海嘯，對此種情況幾乎是懷著可笑的滿足。

汽車共乘的原始概念是把愛彼迎（Airbnb）的體系應用於私家車（這原始概念早已被人遺忘）：我們發展出一套都會精密模式來解決汽車所有權，或以計程車形式跟陌生人共乘車輛。一般認為這種現象可減少車輛、提高效率、降低個人交通成本。然而，大型車隊卻出現了，結果反而跟最初預期的環保概念背道而馳，而且還是由收入通常不到最低工資的司機提供服務。

這種情況跟電動機車很像，人們面對更多的永續選擇，例如走路、騎單車、公共交通工具等，反而傾向選擇優步。為什麼？照理來說，在環境爭議或道德爭議的背景下，眼前有多項選擇，我們會知道哪項選擇是正確的，並做出決定。然而，在實務上，便利的因素往往凌駕其他因素，大家很容易相信組織良好、資金充裕、看起來很酷的公關宣傳活動。

如果我們日益傾向選擇比較懶惰的方法，明明可以享有走路的益處，卻騎電動機車，生活方式就會變得沒那麼理智嚴謹。我們的日常選擇可能被演算法的推薦影響，輕易下單，而我們的網路搜尋紀錄、電子商務習慣等也是如此，所以就購買過程而言，獨立思考與蒐集資訊現在已不必要，只要有「最佳的」選擇（幾乎每次都是最方便的選擇），我們就會選擇它，那樣又不費力。便利凌駕了一切。

於是我們不去問衣服怎麼那麼便宜，不去問優步或來福車（Lyft）怎麼能以傳統計程車費用的幾分之一來提供載送服務，不去問隔天到貨服務是怎麼做到的，那顯然並未涵蓋服務成本，肯定不符合最低工資。

馬克思與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有了關聯，我們跪在便利的聖壇前，從拿布滿灰塵的讚美詩集改拿閃亮的行動裝置，沉浸在科技力量中。零工經濟顯然出自因數位革命而催生出來的消費者需求，也是前所未有的公司力量下的產物。

如果付出代價的人既不是公司也不是消費者，那麼肯定就是零工了，零工要麼犧牲收入，要麼增加工時，或兩者皆是。

快速到貨付出的代價

如果便利有如聖壇，就讓我們仔細看看什麼在聖壇上被犧牲了。消費者喬在某家受歡迎的跨國網站訂購一件常見的居家用品做為聖誕節禮物。追蹤喬的包裹路線，就能估算出便利所付出的代價。

多家電商都販售該件商品，但從價格和運送條款來看，對跨國大型電商最有利，因為該平台在全美各地都有倉庫支援。由於喬住在紐西蘭，因此電商可利用快遞寄送包裹，以便趕在聖誕節早晨寄達。於是他選擇交貨時間與運費最符合自己需求的賣家。
為了做好因應旺季的準備，該電商已雇用一大批零工替貨物包裝貼標。這些勞工並未享有福利與權利，只要主管認為他們動作太慢或沒效率，下次輪班就輪不到他們。倉庫的某位勞工被指派處理喬的訂單，然後寄出包裹。
在美國本土，採零工勞動契約的卡車司機把包裹運送到最近的機場交付空運。然而卡車帶來的環境影響，例如道路磨損、柴油汙染、塞車等，並未計入喬購買物品之成本，該電商不必承擔對環境氣候造成的影響。司機卻無法跟大雇主抗衡，也就是說，司機的工時與工資可能不斷被壓榨，更無法享有平常的就業保障。此外，無人機與無人車持續創新並發展，致使這類司機瀕臨裁員。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包裹被放入穩固的運送容器，再裝進飛往奧克蘭的貨機。兩座機場負責處理該包裹的機場勞工都已加入工會，享有完善法定權利和保障，比如他們有加班費可領。
喬的包裹在直航飛機上飛越太平洋六千五百英里（約一萬零五百公里）。物流供應商計算該包裹的碳足跡，兩公斤的重量與○．二立方公尺的體積大小相當於二百三十．六八公斤的二氧化碳。¹如同包裹的陸運流程，空運的環境成本完全不是由喬或電商承擔；對喬來說，速度才是主要賣點，電商答應在下訂日起五個工作天內送達。
篩檢處理作業交給奧克蘭國際機場的貨站員工與報關人員（正職勞動契約，享有紐西蘭法律明定的雇主提撥退休金、補助的健保基本福利等權利），之後包裹會送交給零工快遞員緊急配送。
對司機來說，交貨時間是司機工作契約的關鍵要素。市區突然塞車，就表示他的工時必須更長，才能確保貨件都在付款指定時段內送達。他要是趕不上最後期限就會丟了工作，因為有一堆年輕移工會替補他的工作。
包裹準時抵達喬的住處，完好無缺。

雖然該包裹的真正成本幾乎無法計算，但短期而言，成本包含兩個國家與國際空域的大量碳排放量，並促使無數勞工在工作條件上讓步。

長期而言，該電商利用政經權勢，在主要的司法轄區外負擔微不足道的納稅義務，在各國際市場削弱競爭對手。如此一來，資方在勞力上的支出隨之減少，貨運路線上的重要基礎設施也不足；而說來諷刺，諸如喬的包裹等貨件運送卻有賴於這兩者。在涵蓋全球的便利及道德之間的競賽，「便利」顯然贏得了最後勝利。與此同時，快速消費的隱形成本悄悄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