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樣白白被壓迫幹嘛？中國就是個太好的題材啊。」──專訪《叛國者》作者李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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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客
文／犁客
「因為有訪不到的度爛，所以才寫小說啊。」李志德笑著說。
長年在媒體工作，李志德受的是記者訓練、常讀的是非虛構報導，調查了跨度十年左右、發生在台海兩岸的真實諜報事件，但據此創作的《叛國者》，卻是一本小說。
兩岸超過半世紀的對峙情況，理應是諜報故事的生長沃土，不過台灣以此為題的創作並不多，真說起來，先想到的或許還是年輕讀者可能完全沒印象的上官鼎或費蒙作品。「他們寫的可能是抗日故事，比如說在電影院裡，銀幕上打出某人的名字說外找，那人就站起來，再想想不對又坐下，但座位就被看見了；於是主角這個勇敢的少年，就拿著槍到座位旁把他打死了，然後可能成功逃走，或者被抓。」李志德說，「當然我想應該還有比較小眾、我沒讀過的作品，不能說先前完全沒人寫，但我覺得台灣少人寫這個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我們民主化的過程，大家太討厭『黨、政、軍、特』國民黨一把抓的情況，直到現在我們都還有這種感覺。」
「特務」，也就是從事諜報工作的單位，在威權時代等於站在國內民主運動的對立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對於來自中國的威脅，它確實每天都在保護台灣人──這樣說就會怕被人家說你是『藍軍』，我覺得這樣很可惜。」李志德表示，「我自己在田調的過程中發現這些人，他們看起來可能就是在長輩群組裡的、或者是『韓粉』這樣的人，但不管他外在表現出來是什麼樣子，他經歷過的有沒有被認真記錄下來、能不能放在我們今天的脈絡裡去處理？我們民主深化的過程中，我覺得還差一步，就是沒有辦法安放『黨、政、軍、特』的位置。」
「少康專案」和《侏羅紀公園》
李志德長年關注的新聞一直與兩岸政治有關，例如他曾報導2006年情報局兩名上校到越南出任務、遭中國廣西公安人員違法越境綁架到中國黑牢的事件，「這類新聞發生時會像煙火一樣爆開一下，沒有新進度，很快就會冷掉。」李志德說，「後來是為了要開馬習會、要營造兩岸和諧的氣氛，所以兩邊協議換囚，我們放了一個，換他們兩個回來。」
事實上，當時有人認為中共應該一起釋放我方另一名諜報人員楊銘中，不過中方沒有答應。楊銘中1999年被捕，2000年被判死刑，後改無期徒刑，再改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至2019年才被釋放，坐足了刑期──楊銘中參與的「少康專案」，就是《叛國者》描述的故事主線。
「選擇講『少康專案』的主因，是它在一個因緣巧合之下已經被完整說出來了──這個專案當時的承辦人龐大為，為了各種動機寫出這個事情，至少替這段歷史留下了他的版本，他的說法。」李志德解釋，「我做的就像《侏羅紀公園》說我們先從吸過恐龍血液的蚊子身上獲得恐龍DNA、斷裂不足的部分再用青蛙、蜥蝪DNA貼上去一樣，有了龐大為的版本，包括人物設定、行動細節，我就可以藉此發揮，不足的部分，再從其他故事或經驗裡轉嫁，讓它變得完整。」
《叛國者》裡有些角色確有其人，有些則是虛構，有些角色用上了真實的姓名，有些則否。「如果用了真實存在的人物，他有個一般的形象，我認為寫的時候就不能扭曲得太厲害，例如《三國演義》裡的孔明雖然比真實歷史的人物神奇，但你不能把他寫成一個貪財好色的形象，這種完全不同的改變我覺得不大行。有些處理，例如那個時段的局長其實有三個，但故事裡只有一個，雖然我們都會做免責聲明，但還是有人會對號入座，說我們沒做什麼什麼，你這麼寫是誹謗，改一下可以避免麻煩。而且故事和真實的歷史互相對應，我認為這部分不能改得太厲害。」李志德說明，「第二個是，如果是你真的改變不了的東西，就不要改變。例如總統的名字，那不只是一個名字，也是一個時代的代表，具有反應背景的意義，就不用改了。」
意想不到的DNA補充來源
部分資料來自公開出版的紀錄，部分資料來自透過各式管道接觸的訪談，還有部分資料來自某些大家平時沒想過的管道。「例如有的人會用自出版的方式出版回憶錄，例如《我在孫立人身邊的什麼什麼》之類，放在誠品書店裡三十年都賣不掉，我會去找這些書，有時會去牯嶺街的舊書店。現在有電子書了，這類東西不用退書，會一直在上面，所以我也會去讀墨找找。」李志德說，「這種東西會提供一些小細節，例如說情報局的人當時去香港一定是偷渡，因為不會留下官方紀錄讓你查到，所以就是和合作的海運公司談好，一通電話過去，到港口後就進貨輪，到附近小船來接，直接送到市區，辦完事再回來，隨下一班船回台灣。」
這類尋找資料的方式，許多小說創作者或許沒有試過，甚或沒想過；「我覺得這有個產業上的問題。如果文學是個光譜，一邊是記者的報導一般是虛構創作，有個跨在中間的是報導文學，你說海明威《巴黎，不散的饗宴》是紀實，但也像小說。」李志德說，「我入行時兩頭已經斷開了，我受到的記者訓練就是網路式的，要求寫得輕薄短小，認為寫長了沒人要看，記者也就失去了描寫的動機。一直到像『報導者』這種網路原生媒體出現，報導文學的形式才再次回歸，才有仔細描寫的空間。」
換個角度看，《叛國者》中以「人物」為主的寫作方式分明是「小說」的，而非「報導」的；「對，這對像我這樣的記者而言是困難的，我們所受的訓練是以寫事件為主，對寫人物沒有概念，這書最早寫旳版本就像紀實報導。後來發現不能這麼寫，改以『人物』為主，但這故事人物實在太多了，每個人出現的時候都會重覆講到某些情節，結構上變得非常枝蔓，節奏會一直被打斷。」李志德回憶，「最後才改成現在這樣，是前兩種情況的綜合，基本上每一章以一個人為中心。這對我來說是花了很多力氣的結果，不過我猜如果是熟練的小說寫作者，應該在創作初期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訪不到的和訪得到的
並不是所有參與事件的人物都訪得到──有時找得到某個名字，但難以確定那個名字背後的人究竟是誰。「你只知道這事一定有個人負責，但有時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人，有時連是不是真名都不確定──情報單位的人擁有很多名字是很常見的，他在台灣用的大多是真名，因為外面可能有人認識，但在局裡可能有個假名，到了中國又有另一個身分，什麼董事長、總經理這類的東西。」李志德說，「田調過程當中如果出現這種狀況──某件事一定有某個人負責、但又訪不到這個人──就要創造角色。」
訪問時李志德可能拋出一些自己覺得「很白痴」的問題，結果得到反直覺的答案；「例如有個退休的國安局長，我想像那他就是什麼機密資料都知道，但他跟我講說不是這樣，因為他從來不去看不需要看的；『雖然我有權限、要打開任何檔案都可以，但我們沒有辦法保證哪天我會落到共產黨手裡，或者我睡覺的時候會不小心把什麼說出去，所以我從來不因好奇去看任何東西，只有我非看不可的，我才會很痛苦地把它拿出來看。』」李志德表示，「軍中有所謂的『心輔官』，我想情報單位會不會也有，讓他們可以把心裡的話說一說？但問的時候他們笑笑說沒有這種管道，因為他們想講的沒人敢聽，而且知道機密就很危險，『我找一個人來當我的樹洞、講給他聽，講完就得把樹洞燒掉』，他們得把祕密帶進棺材裡。」
為什麼不寫中國呢？
寫間諜小說很難不面對英國的間諜小說大師約翰．勒卡雷這道高牆，「我讀的第一本勒卡雷是《莫斯科情人》，當然也讀過「史邁利三部曲」、《巴拿馬裁縫》等等，不過勒卡雷的文字風格太雕琢，我沒法子那麼做。」李志德想了想，「我也看過《永遠的園丁》，還有最後那本《間諜身後》，我覺得《間諜身後》很好，你會發現勒卡雷對正在發生的議題很敏感，然後可以把它放進自己擅長處理的領域裡去。像《間諜身後》就接觸到轉型正義，在當年做某些事，有當年的背景，當然不見得光明磊落，可是因當時的各種原因，我才不得不做一個這樣的決定；但到了這一代、甚至兩代之後，用現在政治透明的標準、依照現代的政治道德來指責我，然後用這個來要脅，說給我多少錢不然我就把事情講出來，這是『轉型正義』嗎？」
勒卡雷並不直接討論正確與否，而是用故事帶領讀者直視事件全貌──事實上，讀勒卡雷的故事，讀者也很難簡單認定角色們所做的是否正確、立意是否良善。「對，大家都會說誰誰誰能、為什麼我們不能？九零年代冷戰結束之後西方間諜工作的情況完全不同了，但勒卡雷還是可以一直找到新題材，而們現在連八、九零年代的故事都還沒寫出來。」李志德說，「當年『少康專案』的新聞被簡化成因為李登輝講了什麼話、所以情報員才會抓，但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你去問當時的那些人，他們也會說『對，沒這麼簡單』，但再問他們『怎麼不出來說呢？』他們可能就閉口不談了，或許因為討厭某些人、或許有別的考量。這其實就是『認知作戰』──先講一個故事，讓大家相信某件事；但我認為也可以透過故事，讓大家理解不應該只從一個角度看事情。」
《叛國者》裡來自台灣的角色，行事動機不見得是為國為民，提供情報的中國解放軍高層，也不單單是為了金錢利益，「我覺得台灣的作家似乎不大寫中國人。我當記者時，一直都有中國同事，和他們共事時，你會看到他們的掙扎、他們的困境。在台灣當記者，最慘最慘就是沒尊嚴、被罵，但你沒法子想像，他們可能因為做了一套新聞，就必須要逃亡，那還是一套大家都叫好的重要新聞。」李志德理所然地說，「我覺得不要因為討厭中國就不寫──純粹以觀察、或者創作者的興趣來說，你都應該去寫，你什麼都不說，就變成什麼都是他說的；我們這樣白白被壓迫幹嘛？中國就是一個擺在你面前太好的題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