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連監視器網絡都先幫他們架好了呢。」──專訪《新疆再教育營》譯者閻紀宇

文／犁客

「對中國政府而言，他們在新疆做的事是成功的。」閻紀宇說，「前幾年還看得到一些反抗暴動，現在已經不會發生了。檢查站少了，有些營區荒廢了，因為每個人的心裡都已經建了『小警總』。」

中共官方雖然常常宣稱某某地區「自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自古」控制新疆的政權就換來換去，直到清朝佔領新疆之後，新疆的原住民族仍有反抗，有時中亞其他勢力也會介入。以維吾爾族為主的新疆原住民族，宗教、文化等等與中國其他地區多有不同，而中共官方的做法是有計劃地移入漢族以削減原住民族勢力、多次暴力鎮壓，以及運用各種科技力量進行「未雨綢繆」的「再教育」。

閻紀宇翻譯的《新疆再教育營》，記述的就是那些「他們在新疆做的事」。

從傳統報紙到原生網路媒體

投身媒體行業，閻紀宇處理的一直是國際新聞。「2013年柴契爾夫人過世時，BBC那天沒有別的新聞，從各個層面各種角度切入去談柴契爾夫人。」閻紀宇說，「不過台灣的媒體現實沒法子放一個人專門負責特定領域的國際新聞，今天要你處理某個國家的政治消息，明天可能就要你去處理一篇科技新知的報導。」負責國際新聞，需要的能力是隨時接收不同領域的新資訊、搜尋相關背景資料，然後整理成一般讀者能夠理解的報導。

快速應變、掌握狀況的能力相當重要，「像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期間，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出走，有人說他往北跑了，有人說往南，但都沒有確定的訊息。」閻紀宇說，「一直到我發現法新社拍到照片、證實格達被被槍擊身亡，才馬上要所有同事停下手邊的工作，全力支援相關版面──格達費是20世紀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死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傳統報紙的文字版面、網路電視的影音報導，以及後來的網路原生媒體──時代及科技的變化讓資訊傳遞及閱聽行為隨之改變，閻紀宇在上述幾種不同形態的媒體都工作過；不同時代不同形態的媒體，與讀者互動的狀況也不一樣。「傳統媒體剛開始把新聞放上網路的時候，我們不會特地去看新聞底下的留言，與讀者的互動相當間接而緩慢。」閻紀宇表示，「不過在加入網路媒體的時候，一開始網站還沒建置好，所以我建議先做臉書粉絲團，可以說網媒從一開始就有社群媒體的基因。」

網路媒體時代，網友的反應比傳統媒體時代快速、直接許多，閻紀宇看待的心態相當正面，「讀的回饋可以更即時、提供各方面觀點與知識，提醒我們的疏漏，我認為是正面良性的啦。」

「我們連監視器都先幫他們架好了呢。」

原已養成的閱讀習慣及報導工作都讓閻紀宇保持雜食的閱讀口味，接下的翻譯工作大多是人文社科方面的書籍，唯一一次例外，是《魔鬼詩篇》──這部作品當時不但讓作者魯西迪遭到伊斯蘭宗教領袖何梅尼下令追殺，連各國譯者都遭遇危險。「離我們最近的應該是日本譯者五十嵐遇刺，他也是個很優秀的學者。」閻紀宇回憶，「那時出版社也有點顧慮，所以沒公布我的名字，不過我倒沒有特別隱瞞這件事，朋友們大概都知道。」

台灣的伊斯蘭信眾並不多──而且近年有部分來自來自印尼等地的移工──「中東問題」聽起來距離我們也很遙遠，但翻譯《新疆再教育營》時，閻紀宇讀出新疆議題與台灣的緊密關聯。「雖然說『昨日疆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但中共當局並沒有把新疆那套方法完全用在香港身上。」閻紀宇說，「香港現在再怎麼樣仍是一個對外的商業門戶，還用自己的『港幣』。但面對台灣，中共的做法就不一樣了。」

從《新疆再教育營》對照香港「雨傘革命」、「反送中運動」相關事件，閻紀宇深切認為中共會相信新疆的「再教育」相當有效。「台灣一旦變天，他們真的可能會比照新疆，把台灣變成一個科技圍場，」閻紀宇說，「我們連大街小巷的監視器網絡都先幫他們架好了呢。」

報導背後的「人」是重要的

面對出版社提出的譯案，閻紀宇決定的標準之一是權衡自己能力是否足夠好好處理，更重要的是自己對這個題目有沒有興趣。「如果決定要譯某一本書，我就會先去把相關資料都讀一遍。」閻紀宇說，「例如要譯《新疆再教育營》，我就會去找新疆相關的歷史書籍，至少從清朝開始，好好理解歷史演變的經過，翻譯的時候才不容易出錯。」

從《魔鬼詩篇》到《新疆再教育營》，閻紀宇似乎與中東及伊斯蘭教題目頗有緣分。「這很正常啦，」閻紀宇笑道，「我從前常和同事說，有件事是從你進入國際新聞界到退休那天，都還沒處理完的，就是中東（以巴）議題。」

閻紀宇譯一本書大約兩到三個月，研究資料的時間也算在其中，直言從前一面做新聞工作一面譯書的時候，真的很累。「現在有些可以節省時間的輔助工具，像Google的翻譯或ChatGPT，年輕的同事會用，不過被我看到的話還是會『噹』他們一下。」閻紀宇說，「我認為這類工具未來應該可以取代一些簡短的、即時的，只有幾百字那種新聞快訊，但還沒法子寫出報導。報導背後的『人』還是重要的，資訊都一樣，我讀報導就是要讀『人』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