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萬曆十五年》相輔相成──黃仁宇著力更深、跨度更廣的《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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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作者／林載爵
黃仁宇曾經自述：大部分原因出自命運的安排，年輕時在軍隊服務十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了這樣一段顛簸的經驗，作為人師，如何教外國人中國史？中國的二十幾個朝代已經讓外國學生暈頭轉向，更何況是歷史觀點的分享。於是在1960年代，他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美國才有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以便讓外國學生瞭解中國歷史的特性。這個特性就是既非「封建主義」，亦非「資本主義」的歷史。然而，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研究領域仍不成熟，大多數的教科書都是五十年前寫的，教材的組織架構和史實的選擇缺乏連貫性，作者並沒有時間去研究主要參考資料並加以消化，因此他決定自己寫一本中國通史的書。
1974年他完成了題為《中國並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這本具有「望遠鏡般的視野」的著作，他寄予厚望，然而，因為一位知名漢學家的審查意見，這本書竟然無法出版，他在回憶錄《黃河青山》的「新港，康乃狄克」這一節中對本書所遭受的屈辱有很生動的描述。他寫下了這樣一段憤怒的表白：「在1975年那個下雨天，我覺得悲憤交加。因為我不是權威，所以無法出版一本我覺得重要的書。但如果沒有出版具有影響立的書，我永遠不可能成為權威。而所有的意義、所有的影響力、所有的賣點、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觀的標準來衡量，而是由長春藤名校內的不具名審稿人決定，而這些校舍的歌德式建築和迴廊也不過是矯飾的模仿品而已！」
由於出版受挫，他從1976年春天開始寫作另一本書：《萬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他的構想是，《萬曆十五年》與《中國並不神秘》相輔相成，一是探討中國歷史的縱切面，一是橫切面。《中國並不神秘》是以直線描繪歷史輪廓，以概論的方式顯示兩千年歷史中的高峰與谷底。《萬曆十五年》是帝制晚期的橫切面，引用詳細、完整、充實的資料，敘述傳統中國國家和社會的內在運作狀況。這本書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並且後發先至，於198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儘管《萬曆十五年》出版後，頗穫好評，膾炙人口，但是他念茲在茲的《中國並不神秘》還是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周折，最終在1988年改名為《中國大歷史》(China: A Macro History)出版。他將macro-history大歷史這個名詞引用到中國歷史研究上，以宏觀及放寬視野的角度觀照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
1991年，在《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出版後，我下定決心要將《中國大歷史》譯成中文出版，他也欣然同意。1992年我找了譯者譯完後，他來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於譯文的不安，因此他決定騰出時間自己從頭到尾以中文寫作一遍。我極為佩服他的執著與認真，今天大家讀到的《中國大歷史》是他的親筆作品，而非翻譯。
《中國大歷史》從一開始就指出中國歷史的特質。第一，井田制度是「間架性設計」的代表。間架性設計是來自標準化的要求，這種方式影響此後三千年的中國政治。它意謂著國家和社會結構是可以人為地創造出來的，同時也導致上層設計的形式遠比下層運作的實質更為重要的統治習慣。其二，黃土地帶與中央集權：黃河將黃土地區割成兩半。黃土纖細有如麵粉。淤沙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潰決氾濫。因此一定要有一個中央集權，能夠動員所有資源，指揮民眾。中國的集權來自自然力量的驅使，一個強大的官僚機構也就不可避免。其三，家族組織。以農民為基礎的基層組織，需要有一套社會秩序，提倡家族團結。根據血緣關係，定下親疏之分。男高於女，長高於幼，有學識的高於無知之人。
在歷史的發展上，他把中國的帝國分成三大帝國，並指出它們的差異，幫助讀者瞭解中國長遠歷史的基本面貌。
第一帝國：秦漢。221bc-220ad.特色是在制度與思想上樹立楷模。
第二帝國：隋唐宋。581─1279。特色是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北宋曾有過大膽的實驗，但當時社會發展尚未達到足以支持改革成功的程度。
第三帝國：元明清。1271─1911。這是一個內向、停滯的時代。他引用了一個比喻：「潛水艇夾心麵包」，上面一塊長麵包稱為官僚階級，下面一個稱為農民。兩者各自獨立，無法串連。
黃仁宇在第十七章特別指出，1800年是中西歷史發展分流的基點。1800年前後，西方人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促進了文明大躍進，也開啟現代國家的序幕。但同時其的中國雖然出現實用主義的學說，卻因科技與武力的落後，屢戰屢敗，及往後一連串的文化災難，使得「現代中國」遲至二十世紀後期才出現。這樣的說法在二十多年後，被一些歷史學家不斷補充內容。彭慕蘭 （ 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2001.）中有非常詳細的論述。他說1800年之前，中國在人口，農業，手工業，收入及消費與歐洲並無明顯差異。人均壽命方面，1750年時，中國：39.6歲。英國35-40歲。奢侈品的消費方面，中國人購買愈來愈多的糖和菸草。1750年時中國人口在1億7千萬至2億2500萬之間，每年人均消費3.5磅至5磅的糖，超過歐洲的平均數。茶葉消費量也比歐洲多。
老百姓擁有的家具，珠寶等物品變多。娛樂業日益發展（以收費換取服務），民眾看表演，享受商業化的娛樂。飲食業勃興，一個有「數千戶人家」的鎮，有著45間酒肆和90多間茶館。出版品大增，宗教書籍、醫藥手冊、曆書、考試用書的出版量都增加。來自東南亞的舶來品，包括魚翅、燕窩、製作首飾用的珍珠、香、珍稀木材等都是日常貿易商品。來到廣州的英國商人發現他們要克服的問題不是供過於求，而是要確保供貨充足。
黃仁宇最後的感慨是：「從柚木桌椅上的鏤空雕刻到幾尺高的漆器花瓶，其外表有如綢緞之精美。可是片面的優雅高尚只引起另一方面的危機和危險。公元1800年距鴉片戰爭只四十年，那一天來臨時，中國和滿州的士兵要用過時的梭標與大刀對付一群以五百四十尊火砲擺在十六艘船艦之上渡海而來的敵人。以後尚有接著而來的一百五十年苦難事蹟，這些事蹟也都是源於同一基本原因而產生的壓力與緊張性，一路下去終至於文化大革命。」我們讀來真是不勝唏噓。
※ 本文為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林載爵為讀墨讀者所寫之導讀專文，原篇名為〈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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