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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反對現代科學，但毛主席崛起後許多科學家逃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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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反對現代科學，但毛主席崛起後許多科學家逃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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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姆士．波斯克特；譯／蔡承志

李景均計畫這次逃亡已經花了好幾個月。最後到了一九五○年二月，他判斷待在中國已經不再安全。於是他帶領妻子和四歲大的女兒，一起登上從北京出發的火車。那是在中國新年前後，所以他希望當局不會注意到他已經離開，等他們察覺，已經太晚了。接下來好幾週，李景均和家人一路向南，最後才終於來到廣東。接著他們在午夜時分越過邊界進入香港，那裡在這時期仍是英國殖民地。李景均的女兒累壞了，於是到了旅程這最後階段，他都得背著女兒。來到香港時，李景均崩潰了，被疲累和情緒壓垮了。他終於自由了。不再受政治迫害了。而且可以平和地自由執行他的科學研究了。1

李景均是二十世紀遺傳學宗師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掌政之後，他發現自己成為國家敵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李景均便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拿到植物遺傳學博士。前一章我們見到，中國新一代科學家許多都在二十世紀頭幾十年期間留學接受培訓，他就是這當中一位。然而，當李景均在一九四○年代早期回到中國，他發現國家已經陷入內戰。接下來幾年期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奪得了大陸大半江山，國民黨則撤守臺灣島上。一九四九年十月，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國家。2

在那時候，李景均還在北京農業大學教遺傳學。他很快得知，他不再受歡迎了。十月底，大學的新院長，一位共產黨官員，召集全體教職員開會。李景均和其他一些人都被告知，他們必須停止教導孟德爾遺傳學（Mendelian genetics）。（這是當時最廣受接受的遺傳學理論，循此，生物特性完全由包含在染色體內的遺傳物質來傳遞。）然而，北京農業大學的科學家，卻奉命教導另一套遺傳學理論，那是一位名叫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蘇維埃科學家所宣揚的理論。這套新的理論顯然是「有意識地、徹底地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上所取得的一項偉大成就」。李景均大為震驚，李森科惡名昭彰。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列寧格勒農業科學院（Leningrad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一次會議上，李森科發表了一場演說，貶斥歐洲和美國遺傳學家所做研究。根據李森科所述，孟德爾遺傳學和馬克思主義完全不能相容。他宣稱，那是種「理想主義教條」。「基因」的概念是抽取自「生機自然之真實規律性」的一種空想。於是李森科試圖復甦後天獲得之特性能夠遺傳的老舊觀點，他認為這遠更能與馬克思哲理相符，而且也側重唯物主義和集體行動。任何人不同意此說，都要被送進勞改營。3

一九五○年代，事後經證明完全錯誤的李森科理論，在全中國傳播開來。中國共產黨官方報紙《人民日報》告訴讀者，李森科主義代表了「生物學的一場根本革命」，而且「老舊的遺傳學……必須徹底改革」。同樣地，另一份報紙也驕傲地宣布，「孟德爾提出的反動遺傳理論……已經從生物學教科書徹底剷除」。在這相同時期，蘇維埃科學家受邀到中國各大學講學，俄羅斯教科書也紛紛被翻譯成中文。北京一家戲院甚至還播映了一段用中文配音的蘇維埃宣傳影片，片中解釋了李森科理論的基本原理。這全都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年代早期企圖與蘇聯結盟的部分努力。中國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毛澤東宣稱。這能幫忙加速中國的科學發展，以及「強化我們與蘇聯，〔以及〕與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4

李景均不肯受強迫傳授中國共產黨提倡的「新遺傳學」，於是決定離開中國。逃到香港過後不久，他寫了一封簡短通訊來描述他的經歷。那篇短函發表在美國遺傳協會（American Genetic Association）的官方刊物《遺傳期刊》（Journal of Heredity）上，標題為〈中國的遺傳學已死〉（Genetics Dies in China）。這是國際科學界第一次聽聞李森科主義在中國散布的狀況。北京農業大學已經「完全被共產黨徒接管……孟德爾遺傳學課程都立刻被中止」，李景均說明。他還描述了中國共產黨如何強求奉守嚴苛的意識形態，並解釋道，「你必須宣示效忠李森科理論，否則就必須離開。離開終歸是我的選擇。」短訊末尾李景均向讀者求助。「若我有幸能為你所知道的任何美國大學或研究機構提供任何服務，我會十分高興為他們效勞，」他寫道。隔年，李景均被任命為匹茲堡大學的教授，接著在往後的事業生涯，他全都在那裡度過，使用新的群體遺傳學統計方法來執行開創性研究。他再也沒有回到中國。5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崛起之後有許多科學家逃離中國，李景均只是其中之一。他所遭受的迫害，也再次提醒我們，意識形態衝突是如何影響了二十世紀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在冷戰期間。在整個一九五○年代，美國政府出手協助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逃脫政治壓迫，並為此深感自豪。美國一位著名的遺傳學家表示，李景均的經驗就是有必要「維護科學自由，挑戰極權主義」的一個實例。6

不過，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要記得，這只是故事的一面。誠然，科學家在中國面臨異常艱辛的處境，許多都遭人從崗位移除，從此行蹤杳然。甚至依循黨派路線的人，也發現自己與更寬廣世界斷絕聯絡了，而且能運用、接觸的實驗室器材和國際科學期刊也相當有限。儘管如此，我們也不該認為，只因為他們是在共產國家工作，中國的科學家在這段時期就無法進行任何有價值的研究。這種觀點只會強化一種冷戰說詞，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反現代化的落後國家。這種說詞也傷害了許多中國科學家，儘管面臨異常處境，他們依然想方設法為現代科學的發展，開創了眾多重大貢獻。追根究柢，為了正確理解二十世紀中國的科學史，我們就必須適度權衡。我們必須體認共產主義政權，特別在毛主席統治下的壓迫本質。不過我們也必須認可，中國科學家所開創的成就，而不該逕自將其忽視。7

和流行看法相反，毛澤東本人並不反對現代科學。事實上，就像世界上許多社會主義領導人，毛澤東也認為，科學在共產主義治下能夠蓬勃發展。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宣稱：「我們必定能夠以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來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幾年之後，他重申了這項主張，認為「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三大革命運動」之一。有鑑於此，中國政府在一九五三至五七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投入了大量資金，將國家科學預算提增至三倍，來促進新的科學研究機構的發展。甚至到了一九五九年，毛澤東還批准創辦一所新的遺傳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Genetics），附屬於北京的中國科學院。接著到了一九六七年，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核武試爆，讓許多美國決策者大驚失色，因為他們早就認定中國根本沒有能力產出任何先進的技術。8

在這同時，中國共產黨也不再奉守李森科主義。這部分是肇因於地緣政治局勢的改變。一九五六年，毛澤東開始與蘇聯決裂，原因是他認為蘇聯並沒有全力投注於世界革命事業。就在那一年，毛澤東發表了一場深具影響力的演講，其中他確認知識必須有更大的多樣性，特別是就科學這方面。他宣布，要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激勵一群中國科學家籌辦了一場重要的研討會，共議遺傳學的未來。在開幕式上，一位中共官員明確表示，李森科主義不再是國家政策。「我們的黨不希望像蘇維埃黨那樣干涉遺傳學辯論，」他解釋道。這位官員甚至還就最近發現的DNA結構，冠上了一種馬克思主義詮釋，並指出這就證明了基因概念有其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包含一種觀點，那就是一切事物，甚至連「基因」這樣的科學概念，都是生命之物質條件的產物。如同馬克思所述，「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接著那位官員引用毛澤東的講話來總結發言，他說，在科學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中共的政策也是讓「百花齊放」。9

正如我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情況，中國對現代遺傳學重新燃起興趣，主要是出於糧食供應出了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遭受嚴重饑荒荼毒，超過兩百萬人喪命。接著又有一九五九至六一年的「三年大饑荒」。在那三年期間，超過五千五百萬人死於這場慘禍，事後更證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饑荒之一。這場饑荒根源自許多不同因素，不過首要起因是中共放下糧食生產，卻調用鄉村農民投入大煉鋼鐵的政策。採用李森科主義更讓情勢惡化，由於中國農業科學家在一九五○年代把他們的時間大半都浪費在徒勞無用的實驗上頭。當然了，毛澤東是不肯承擔責任的。儘管如此，中共也認識到，它是無法承受這種災難重演的，於是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便大力投資於農業科學和現代遺傳學的發展。10

袁隆平腦中縈繞著三年大饑荒的記憶。他後來回顧表示，看到軀體倒在路邊，孩子為求生存，無計可施，只好拿土來吃。就是這種無情經歷，激使袁隆平尋找能提高中國作物產量的新方法。如今，他被尊奉為開發出第一批雜交水稻品種的功臣，這是歐美許多科學家都認為不可能實現的重大突破。袁隆平一九三○年生於北京，代表中國遺傳學歷史的另一面。不像中國上一代的多數科學家，袁隆平並沒有留學美國接受培訓，他是在一九五○年代早期就讀於西南農業大學，主修植物遺傳學。這所學校是中共創辦的新設研究院之一。袁隆平求學時，李森科主義依然主導中國的遺傳教學，甚至他在大學還必修俄語。不過袁隆平的一位講師私下向他介紹了孟德爾遺傳學，還拿了一本很流行的美國教科書的老舊中譯版本來與他分享。牽連上這種事情是很危險的，那位講師後來遭撤職，從此行蹤杳然。袁隆平很快學會保持低調，不過他仍繼續閱讀孟德爾，還拿最近出的《人民日報》來包他那本教科書，把它隱藏起來。11

一九五三年畢業之後，袁隆平分發到安江農業學校工作。學校座落於湖南省西部一所古老佛寺。就連在中國這處偏遠地區，李森科主義仍影響遺傳學家做研究的方式。袁隆平奉命進行古怪的實驗，將番茄植株嫁接到一株番薯上，期盼能產出新的雜交種。結果不消說，實驗失敗了。幾年之後，三年大饑荒蔓延到了湖南。袁隆平親眼目睹那種慘況。「我看到五個人倒在路邊、田埂或橋下，奄奄一息，」後來他回顧表示。一九五九至六一年大饑荒之後，袁隆平終於能夠開始在安江農業學校傳授孟德爾遺傳學。前面提過，到這時候，中國已經和蘇聯決裂，於是又能安全地批評李森科主義。不過袁隆平仍應依循社會主義的科學研究模式。中共提倡「群眾科學」觀點，認為「老農」和「知青」要相互學習。「在很大程度上，發明不是出自專家學者，而是得自勞動人民，」《人民日報》解釋。因此，像袁隆平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科學家，也應該花時間下鄉向農民學習。毛主席稱此為「農村科學實驗運動」。12

因此袁隆平將大半時間都花在附近田間，和農民交談，並指導農民認識孟德爾遺傳學的基本知識。事實證明這非常有用。一九六四年夏天，袁隆平在當地稻田走動時，遇上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水稻植株品種，花朵形狀很奇特。他好奇將標本帶回安江農業學校。花朵天生具有雄性的和雌性的生殖器官。雄性器官稱為花藥，能生產花粉，雌性器官稱為心皮，用來接受花粉。袁隆平以顯微鏡檢視那株奇特的水稻標本，並很快注意到，花藥全都皺縮起來，並不產出任何花粉。這顯示該植物是號稱「雄不稔」（male sterile）的種類。13

袁隆平立刻意識到他這項發現的重要性。水稻原本就是自花授粉的植物，因此科學家認定，培育雜交水稻根本是不可能辦到的，因為在有機會與不同品種雜交之前，那種植物總是會自花授粉。美國和墨西哥的遺傳學家，之所以集中精神來處理玉米，這就是其中一項原因，因為玉米是自然異花授粉的植物。不過袁隆平猛然意識到，雜交水稻終究是有可能培育出來的。他在湖南的田野裡發現了一種水稻植株，只因為隨機遺傳突變，沒辦法自行授粉。重點在於，那株植物的雌性生殖器官依然完整，能夠接受另一株水稻植株傳粉。理論上，這樣一來也就得以選擇不同的水稻品種，並與這種雄不稔標本雜交，創造出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產物──改良的雜交水稻品種。14

一九六六年，袁隆平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的主要期刊《科學通報》（Chinese Science Bulletin）上提出他的發現，這標誌了中國一項大規模的雜交水稻育種計畫的起點。從多方面來看，這是毛澤東「群眾科學」產生作用的一個實例。袁隆平是在中國農村與農民一起工作時開創他的發現。為了擴大計畫規模，他也需要訓練那同一群農人，教他們懂得辨認、採集更多雄不稔水稻植株標本。接下來幾年期間，袁隆平和他的團隊採集了超過一萬四千件樣本，最後其中只有五件適合耕植。這是遺傳科學，卻不是我們通常設想的那種。沒有高科技實驗室，沒有X射線，也沒有化學物質。實際上袁隆平是把遺傳學帶回到了田野間。15

儘管明顯致力於社會主義科學，袁隆平仍未能倖免於政治迫害。一九六九年某一天，他來上班時發現牆上貼了一張手工製作的海報，上面寫著：「打倒反革命現行犯袁隆平！」在這時候，一場號稱文化大革命的運動進入最熾烈階段，那是毛主席領導來對付他眼中布爾喬亞（資產階級）社會餘毒的運動。受株連的標的包括來自中產階級背景的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國各大學學生都受鼓勵指認潛在「反革命分子」並向當局舉報。袁隆平的大學教育，還有他對歐洲與美國遺傳學的興趣，讓他惹人注意。幾星期之後，安江農業學校領導人命令袁隆平辭職。他得知自己已經被調到附近一處煤礦工作。16

文革期間，成千上萬的中國科學家被「下放」到類似這種勞改營工作。許多人就此銷聲匿跡。不過袁隆平是幸運人士之一。兩個月艱苦工作之後，他突然被釋放，並被告知要回到安江農業學校。是他的科學救了他。一位任職中國科學技術部的官員讀了袁隆平刊載在《科學通報》上的文章，體認到那對中國農業的未來是多麼重要。於是那位官員發了一封電報給安江當局，命令釋放袁隆平。獲得了中國共產黨的允許，袁隆平終於可以安心地繼續他的研究。經過了一些嘗試錯誤，結合不同品種雜交培育，到了一九七三年，袁隆平成功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種能用於農業生產的雜交水稻植株，而這是許多科學家原先都認為不可能辦到的。17

從許多方面來看，現代遺傳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是非比尋常的。在一九五○年代早期，中共拿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惡名昭彰的理論來大力推廣，導致許多先驅遺傳學家去國逃亡。即便在中共排斥李森科主義之後，遺傳學依然是釀成意識形態嚴重衝突的一項根源。遺傳學家袁隆平，原本是社會主義科學家樣板，到了文化大革命卻險些逃不過意識形態清洗。這一切當然非比尋常，只有蘇聯的經驗才能與之相提並論。然而，在其他許多方面，現代遺傳學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仍與我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模式十分相似。因此，我們不該將中國視為異常，而是應該嘗試了解它如何融入更寬廣的冷戰科學歷史。

在中國，就像在墨西哥和印度，現代遺傳學的發展緊密牽連到國家的實際需求，特別是提高糧食生產的需求。那麼這段情節就帶了點諷刺意味，綠色革命是美國推動來作為反共鬥爭的部分措施，最終卻發現它的最大支持者之一，正是毛主席本人。縱貫整個一九六○年代，毛澤東支持他所稱的「科學種田」。他的期望是，開發出主食作物的改良品種，加上使用化肥和殺蟲劑，將有助於中國農業現代化並養活全國人民。這似乎奏效了。如今，袁隆平雜交水稻的最新版本，不只在中國生長，還種在印度、越南和菲律賓，幫助養活了亞洲數億人民。18

NOTE

  1. Laurence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123, Eliot Spiess, ‘Ching Chun Li, Courageous Scholar of Population Genetics, Human Genetics, and Biostatistics: A Living History Essay’,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16 (1983): 610-11, and Aravinda Chakravarti, ‘Ching Chun Li (1912-2003): A Personal Remembrance of a Hero of Genetic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74 (2004): 790.
  2.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122, and Spiess, ‘Ching Chun Li’, 604-5.
  3.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117-44, Li Peishan, ‘Genetics in China: The Qingdao Symposium of 1956’, Isis 79 (1988), and Trofim Lysenko, ‘Concluding Remarks on the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in Death of a Science in Russia: The Fate of Genetics as Described in Pravda and Elsewhere, ed. Conway Zirkl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257.
  4.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117-44, Li, ‘Genetics in China’, 228, and Mao Zedong,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in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1), 477-8.
  5. Li Jingzhun, ‘Genetics Dies in China’, Journal of Heredity 41 (1950).
  6. Spiess, ‘Ching Chun Li’, 613.
  7.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27, Sigrid Schmalzer, ‘On the Appropriate Use of Rose-Colored Glasses: Reflections on Science in Socialist China’, Isis 98 (2007), and Chunjuan Nancy Wei and Darryl E. Brock, eds., 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 Cultural Revolu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3).
  8.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4,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3 and 196, Jack Harlan, ‘Plant Breeding and Genetics’, in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Leo Orle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96-7, John Lewis and Litai Xue,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d Mao Zedong, Speech 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paganda Work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3.
  9.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169-77, Li, ‘Genetics in China’, 230-5, Yu Guangyuan, ‘Speeches at the Qingdao Genetics Conference of 1956’, i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s. Fan Dainian and Robert Cohen (Dordrecht: Kluwer, 1996), 27-34, and Karl Marx,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rans. Victor Schnittke and Yuri Sdobnikov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7), 29:263.
  10.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38-9.
  11.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73, Deng Xiangzi and Deng Yingru, The Man Who Puts an End to Hunger: Yuan Longping, ‘ather of Hybrid Ric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7), 29-37, and Yuan Longping, Oral Autobiography of Yuan Longping, trans. Zhao Baohua and Zhao Kuangli (Nottingham: Aurora Publishing, 2014), Kindle Edition, loc. 492 and 736.
  12.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13,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4, 40-1, and 73, Deng and Deng, Yuan Longping, 30, and Yuan, Oral Autobiography, loc. 626 and 756.
  13.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75, Deng and Deng, Yuan Longping, 42 and 60-1, and Yuan, Oral Autobiography, loc. 797.
  14.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75.
  15.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75, and Deng and Deng, Yuan Longping, 60-1.
  16.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86, Deng and Deng, Yuan Longping, 88-98, and Yuan, Oral Autobiography, loc. 1337 and 1463.
  17.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75, and Yuan, Oral Autobiography, loc. 1337 and 1463.
  18. Schmalzer, Red Revolution, 4, and ‘Breeding Program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accessed 2 September 2020.

※ 本文摘自 《被蒙蔽的視野》，原篇名為〈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遺傳學〉，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