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四大史家」當中,誰的書現在還有人看?
文/楊照
錢穆、陳寅恪、陳垣和呂思勉四人號稱「中國現代四大史家」或「民國四大史家」,四人各有極高成就,然而若以當前的影響力為標準,很明顯地,呂思勉居四家之首。尤其在中國大陸,搜尋網路書店能夠找到超過百件以上的呂思勉著作,很多書籍都有超過一個版本,不只沒有絕版,而且顯然常銷、甚至暢銷。如此受當代讀者青睞的狀況,在其他三位史家身上都未曾出現。
呂思勉出生於一八八四年,一九五七年去世,去世時間是四人之中最早的,比陳寅恪早十二年,比陳垣早十四年,更比錢穆早了三十三年,但他非但沒有隨著時間被遺忘,他的著作比其他三人更有效地抗拒了時代變遷,一直到現在還能吸引新一代的讀者。
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當然是他的著作產量驚人,而且其中有許多是創作之初就明確地以一般讀者為對象,並非史學專書專論,當然容易吸引更多更廣的注意。不過這個因素另有兩項相反作用的力量,並不必然就能保障作品長青。第一是針對大眾書寫,很自然會被看作「通俗作者」,相應很難取得學界尊重,更遑論被認可為「史家」、「大史家」,沒有堅實的專業地位,著作必定會被邊緣化,無法維持其知識上的主流地位。第二是為了特定時代的一般讀者而寫的書,迎合那個時代的流行價值觀,往往也就在時代變遷下迅速過時,無法成功過渡到新時代、新環境中存活。
因而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到,呂思勉的歷史著作儘管為大眾讀者而寫,會有呼應現實流行的成分,卻始終保有其學術獨立性,絕不譁眾取寵。
一九三四年呂思勉出版了《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上下兩冊,前面有長篇「例言」解釋此書來歷與編寫原則,其中提到了整整十年前他寫過《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 本國史》,兩部歷史課本內容上大致相同,但將課文從文言文改成了白話文。此外:
此書的編纂,距離新學制高中教科書時,將近十年了。鄙人的意見,自亦不能全無改變。如漢族由來,鄙人昔日主張西來之說,今則對於此說亦不敢相信。又如伏羲氏,鄙人昔亦認為遊牧時代的君主,今則以為黃帝居河北,係遊牧之族;羲、農之族居河南,自漁獵徑進於耕稼,並未經過遊牧的階級。又如堯、舜、禹的禪讓,昔日認為絕無其事,今則對此的意見較為緩和。此等處,一一都將舊說改正。
這就是受時代影響所作的調整,十年前和十年後最大的差異,在於「疑古」的風氣由盛而衰,「疑古」背後是對於自身中國文化的強烈反感,因而否定中國文化本土性,否定「禪讓」的真實性,等到呂思勉寫白話新版時,取「疑古」而代之的新知識潮流,是「民族史學」,轉而從民族主義立場肯定中國文化價值,呂思勉也就隨而改變了部分的說法。
不過他的改變有一定的分際。兩冊中國史教科書出版大約一年後,有一篇評論文章,措辭皆為強烈地指摘:「呂先生著高中本國史,事實敘述方面,似乎純取客觀態度,對於進化觀念、現代觀念、民族觀念,都異常淡薄,離開事實所發出的議論,又過於『不落邊際』,不足以教學生激發民族思想。」
這篇作者署名為熊夢飛的文章,還具體以「鴉片戰爭」為例,說:
近代帝國主義者之侵略中國史,似乎應該教國人有些「沉痛」、「羞恥」、「警惕」、「奮發」才好。乃著者述外國人闖入中國第一次炮聲——鴉片戰爭,開宗明義是:「鴉片戰爭,是打破中國幾千年閉關獨立的迷夢的第一件大事。其禍雖若天外飛來,其實醞釀已久,不過到此始行爆發而以。」……結語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真可使人悚然警懼了。然而仗此區區,何能就警醒中國人的迷夢呢?」如此一來……真叫人要懷疑到著者的「國籍問題」了。
熊夢飛依照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而苛責呂思勉之處,正凸顯了呂思勉的立場,他始終抱持著接近「不哭不笑,只是理解」的態度來寫他的史著,那些當下讓人又哭又笑,甚至又叫又跳的理由隨時代而消失後,他的書籍還能在不同時代、不同氣氛下持續提供眾多讀者所需的中國歷史基本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