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可口可樂是必需品！世界各地不但有軍用裝瓶工廠還有特殊設計！

文／湯姆．斯丹迪奇；譯／謝慈

「十億年前，人類出現在地球上；
十億分鐘前，基督信仰出現；
十億秒鐘前，披頭四改變了音樂界；
十億瓶可口可樂前，則是昨天早上。」

──可口可樂執行長羅伯特．戈伊蘇埃塔（Robert Goizueta），一九九七年四月

世紀末的樂觀主義

整個二十世紀幾乎充滿了政治、經濟和個人自由的抗爭，對抗著各種壓迫、戰爭、種族屠殺和核子滅絕的威脅。然而，二十世紀末卻瀰漫著難得（但短暫）的樂觀主義，相信人們只要透過民主政治、消費主義，以及推翻長久以來的各種歧視，得到政治、經濟和個人領域的自由選擇權，就能幸福快樂。若說人們可以透過一種飲料表現這些價值，似乎非常荒謬，但這正是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真實情況──美國自詡為自由而奮鬥的國家，而美國的價值早已與當代的國民飲料可口可樂密不可分。

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可口可樂已在多個美國以外的地區銷售，但直到美國成為全球強權、放棄長久以來的孤立主義政策，可口可樂才真正成為世界性的品牌。在十九世紀中，美國遵循的是喬治．華盛頓一七九六年告別演說時提出的方向：「我們真正的策略，是避免與國外的任何地區形成永久性的聯盟。」美國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例介入，扭轉了歐洲其他國家面對德國和奧地利的劣勢，但在多數人民眼中卻是個錯誤──孤立主義者在一九三○年代提出：國家應該永遠不介入往後任何歐洲戰事。然而，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偷襲珍珠港，使美國加入二次大戰，將孤立主義束之高閣。美國的武裝部隊派駐到世界各地，服役總人數超過一千六百萬人，都隨身帶著可口可樂。

提振士氣的補給品

隨著全國動員，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羅伯特．伍德羅夫（Robert Woodruff）發布命令：「無論身在何處、無論會對公司帶來多少成本，每個軍人都能以五分錢購買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在士兵之間早已深受歡迎，也是操練時提振精神的無酒精補給飲料。當然，公司盡力宣傳這項政策，讓人們將可口可樂與愛國主義和支援戰事連結，帶來龐大的利潤。不過遙遠軍事基地的軍人們也真心歡迎可口可樂：這讓他們想起故鄉，也能提振士氣。

「我們真心希望貴公司能在危機中持續提供飲料。」一位士官在信中寫道。「我們認為，可口可樂實在是鼓舞軍中士氣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可口可樂公司舉證了十多封類似的信件在首府華盛頓不斷遊說，再加上軍方明確的支持，最終得以免除受到戰時砂糖配給所限制，理由是可口可樂為戰爭的必需品。這讓可口可樂的生產不受中斷，而配給制則讓許多對手非酒精飲料公司的產量被迫腰斬。

但如果要將可口可樂運送過大半個地球，到軍隊駐紮的地點，實在太缺乏效率，原因之一是占據太多寶貴的運輸空間。因此，若是條件允許，美方會在軍事基地中建造特殊的裝瓶工廠和蘇打水飲用噴泉，這樣一來，只要引進糖漿就夠了。對許多軍方人員來說，安裝及操作這些機器的可口可樂員工，重要性並不亞於養護坦克車和戰鬥機的技術人員。他們被授予特殊的「技術檢查員」地位，甚至得到軍階，即「可口可樂上校」。在戰爭期間，他們在世界各地建造了超過六十四座軍用裝瓶工廠，提供大約一百億瓶可口可樂。這些技術檢查員發明了行動式的可口可樂機，可在叢林中使用，還有能放置於狹窄潛水艇艙口的細長機型。此外，可口可樂也販售給海外美軍基地附近的平民，讓許多人愛上這個滋味。從波里尼西亞到南非祖魯族（Zulus），許多世界各地的人第一次品嘗可口可樂。

可口可樂公司的典藏室裡，保存了數百封信件，顯示美國軍人如何將國家認同和價值投射在這款飲料上。「對我來說，之所以來到這該死的混亂中，是為了守護喝可樂的習慣，以及其他上百萬種我的國家賦予人民的福利……希望我們很快就能用可樂為勝利乾杯。」一位士兵寫道。另一位士兵的家書則為：「如果問我們為何而戰，我想一半以上的人會說，是為了再次購買可口可樂的權利。」即便可口可樂在遙遠的戰場也能取得，但價格相當高昂，甚至會囤積保留到特別的時刻，或是以過度哄抬的金額賣出。在所羅門群島，一瓶可樂賣五美元；在卡薩布蘭卡，一瓶賣十美元；在阿拉斯加，一瓶甚至賣到四十美元。太平洋戰區飛行員羅伯．史考特（Robert Scott）在打下第五架日本戰鬥機、成為王牌後，得到一罐可樂的獎勵。但他認為這瓶飲料太珍貴，捨不得喝，轉贈給一位替他治療傷口的外科醫生。

連敵軍也在喝

美國軍方對可口可樂的熱情並不局限於基層，連最高階的將領都不例外：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奧瑪．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和喬治．巴頓（George Patton）等將軍都愛喝可口可樂。可口可樂最大的支持者是歐洲同盟國陣營最高領袖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一九四三年六月，當他指揮同盟軍在北方的戰事時，傳送了詳細的電報，要求「三百萬瓶（裝滿的）可口可樂，以及全套裝瓶、清洗、加蓋的機器，每個月都要能生產同樣的份量兩次。設備上最好分為十台機器，安裝於不同的地點，每台每天都要生產兩萬瓶。此外，也要有足夠補充六百萬瓶的糖漿和瓶蓋」。六個月內，北非生產線就開始運作；再隔年，可口可樂隨著同盟國部隊在諾曼第登陸後進入西歐。萊茵河（Rhine）戰事時，「可口可樂」甚至成為美軍密碼。

與此同時，可口可樂公司亦不放過任何宣傳其產品對遙遠美軍象徵性的意義。隨著北非戰事加劇，一份一九四二年的廣告描繪穿著卡其軍裝的士兵在嚴酷的沙漠中遇到可口可樂的招牌，上方印著「哈囉，朋友」。另一份廣告描繪水手在船上喝可樂，下方寫著：「無論美國戰艦抵達何處，美國的生活方式都如影隨形。當然，可口可樂也是。」聽起來或許有點誇張，實際上卻再真實不過。

相反的，德國和日本的軸心國陣營則認為可口可樂代表了美國的邪惡和錯誤──不過，可口可樂在戰爭之前就已經於兩國販售，在德國更是廣受歡迎。納粹的宣傳部門忽視這不好說的真相，嘴硬地批評：「美國對世界文明毫無貢獻，除了口香糖和可口可樂。」他們的夥伴日本則說：「隨著可口可樂的進口，美國社會的疾病和細菌也一同被引入。」

同盟國陣營最終於一九四五年獲勝，而軍方的裝罐工廠在接下來的重建期中，又持續運作了三年。接著，可樂的生產轉移到民間。那時，可口可樂已經隨著美國士兵的腳步，在除了南極外的世界各大洲插旗。一位公司的主管觀察到，戰爭「幾乎讓所有人都接受了可口可樂的好」。

冷戰，可樂戰

或許在可口可樂的支持者中，最鶴立雞群的就是喬治．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將軍（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他是蘇聯的最高軍事領導者，成功在德國的侵略中守護俄羅斯，而後更帶領部隊進入柏林，終結了歐洲戰爭。朱可夫是少數有勇氣挑戰蘇聯殘暴領導者約瑟夫．史達林的人。然而，由於朱可夫的名望和英雄地位太過崇高，史達林也對他莫可奈何。

在戰後分割德國的協商中，艾森豪向朱可夫介紹了可口可樂，而朱可夫非常喜歡。然而，他並不希望被看見享受和美國價值如此關聯緊密的事物，特別在兩個超級強權的關係日益緊繃之下。因此，朱可夫提出了不尋常的要求：有可能製造出沒有顏色的可口可樂，讓它看起來像是俄羅斯的傳統飲料伏特加嗎？可口可樂公司收到要求，在總統哈利．杜魯門的許可下，創造出沒有顏色的版本，用特殊的圓柱瓶裝，加上白色瓶蓋，並貼著蘇聯的紅星運送給朱可夫。

一九四八年，戰爭結束和聯合國誕生的欣喜已經蒸發殆盡，而蘇聯直接挑戰美國，封鎖了西柏林，也就是歐洲分割後屬於蘇維埃的地區中，西方僅存的小小立足點。西方勢力的應對是在超過一年的期間，向西柏林不斷空投補給物資，直到蘇聯解除封鎖。一九四九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成立，集合了美國與其歐洲同盟，而蘇聯隨即建立了敵對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為冷戰這長達數十年的軍事僵局揭開了序幕。於此期間，兩大陣營爭奪影響力，在世界各地打了許多場代理人戰爭，但從未爆發直接衝突。

至此，可口可樂代表的不再只是美國，而是更廣義的西方價值，包含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相反的，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可口可樂代表的是資本主義所有的毒素，特別是關於「經濟的原則是滿足消費者最微小需求」的概念。正如同可口可樂公司在一九四八年的年會擺出的一塊標語：「當我們想到共產主義者，會想到鐵幕；但當他們想到民主，則會想到可口可樂。」

獨具異國和叛逆風情

可口可樂從一九四○年代末期開始急速擴展海外生產，因此到了一九五○年，公司三分之一的利潤都來自海外。這和美國成長的政治影響力不謀而合，美國以資本主義國家領袖之名，對抗共產主義，並出資實行振興歐洲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反對美國擴張的人認為，馬歇爾計畫不過是另一種型態的帝國主義，而可口可樂就成為發洩怒火的目標。法國的共產主義同情者使用「可樂殖民」這個詞，對於即將成立的新裝瓶工廠發起了強烈的抗爭。他們認為工廠會傷害當地的葡萄酒和礦泉水產業，甚至試圖控告可口可樂有毒，違反法律。這在美國也引發抗議，新聞社論呼籲停止透過馬歇爾計畫援助不知感恩的法國人。公司官方表示，可樂並未對解放了法國的美國士兵造成任何負面影響。法國的報紙也做出類似回應，《世界報》（Le Monde）警告：「法國人的道德風景（moral landscape）正遭受威脅。」可口可樂的卡車被法國抗爭者推倒、大量的瓶子被打碎。然而，法國對可口可樂的爭鬥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事實上，反而帶來免費的宣傳，並給了可樂一種異國和叛逆的感覺。

其他國家也爆發類似的行動。共產主義的激進分子認為，可口可樂對健康有負面的影響，流行後會帶動美國文化價值汙染整個歐洲。抗爭的支持者通常包含釀酒商、礦泉水的裝瓶工廠，以及其他與可口可樂競爭的無酒精飲料生產者。他們對於共產主義者引起的反可口可樂熱潮都喜聞樂見。奧地利的共產主義者宣稱，國內的可口可樂裝瓶工廠可能在美國一聲令下，改造成原子彈工廠。義大利的共產主義者認為，可口可樂會在一夜間讓兒童滿頭白髮。可口可樂公司並沒有上鉤，而是安靜地繼續運行，在海外建造新工廠，相信消費者只要親身體驗，就能感受到產品的好處。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羅伯特．伍德羅夫簡潔地解釋共產主義對可口可樂的敵意，來自認為可口可樂是「資本主義的精髓」。不過隨著可口可樂越來越受歡迎，相關的荒謬批判──例如會對性能力造成影響，或致癌和不孕──都漸漸消失。

象徵自由的飲料

一九五九年，美國副總統理查．尼克森（Richard Nixon）拜訪莫斯科，和蘇聯最高領袖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一場炫耀美國產品的貿易會展上針鋒相對。最終的結局或許可說是百事可樂的公關勝利，因為尼克森和赫魯雪夫停在百事可樂的攤位，並拍下一起喝百事可樂的照片。儘管蘇聯看起來已能接受可樂，但在一九六五年，可口可樂公司開始規畫進軍鐵幕後俄羅斯的廣大市場時，仍遭遇強烈反彈。由於共產國家不開放私人企業，蘇維埃政府本身必須成為公司的事業夥伴，而利潤則會進入國庫。當時越戰正如火如荼，批評家認為可口可樂將會對美國的共產敵人提供資助。因此，可口可樂公司立刻放棄了這項計畫。

這為百事可樂開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尼克森在一九六二年加州州長選舉失利後，便加入了百事可樂的法律事務所，並成為百事可樂的海外大使。由於百事可樂並未受到反共產宣傳的影響，因此比較能順利在鐵幕後擴張。百事可樂於一九六五年在羅馬尼亞設廠，並在尼克森的幫助下，開始於俄羅斯銷售，並在一九七二年取得特許執照。一九八○年，可口可樂終於等到了轉機，協議成為隔年莫斯科奧運會的官方無酒精飲品。但美國的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總統為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發起對奧運會的杯葛，可口可樂再次吃了閉門羹。

然而，可口可樂在蘇維埃國家的失敗反而成為優勢。柏林圍牆在一九八九年倒塌，預告著東歐共產國家的崩解，以及蘇聯在一九九一年的解體。當東德人穿過柏林圍牆的裂縫時，迎接他們的是可口可樂。一位見證者回憶道：「我們用香蕉、可口可樂、花朵和其他代表著西方消費主義的東西來歡迎他們。」東德人在西柏林的可口可樂工廠外大排長龍，一箱箱地購買可口可樂。除了高傳真音響設備、電視機、冰箱和其他消費品之外，一箱箱的可口可樂是東柏林人最爭相購買的商品。當共產主義失敗後，百事可樂在鐵幕後的成功帶來了反撲：許多人認為百事可樂是當地品牌，和舊的政權緊密連結，而可口可樂則充滿新鮮的異國風味。喝可口可樂成為自由的象徵。到了一九九○年代中期，可口可樂取代百事可樂，成為前蘇維埃國家最受歡迎的可樂。

※ 本文摘自 《歷史六瓶裝：啤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和可樂，一字排開，數千年文明史就在你眼前！》，原篇名為〈瓶子裡的全球化〉，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