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烈的中央集權與宗族主義，中國可能邁向民主嗎？

文／許倬雲

中國的精耕農業與市場經濟

中國精耕細作的農業，還必須有其配合的意識型態。儒家的孝道觀念與宗族觀念，為社區社群意識，增加了血緣紐帶的認同，是以中國的農村常是一個或數個宗族聚居，並以此倫理維持了農村的秩序。同時，孝道的倫理，尤其「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觀念，也與農戶保持勞動力不缺的需求，有彼此相證的合理性。

農村成為中國共同體的基礎，遂使中國人對於農村有無限的依戀；還「鄉」是回到「鄉」村。鄉村的人才，從原鄉出去，無論做官還是經商，在老年退休時，還是回到原鄉。原鄉因此不至於有人才與資源的流失。

農村也有因為天災人禍，以致難以維生的時候。逃離家鄉的農夫，扶老攜幼，逃亡他鄉，卻在他鄉又建立了老家的翻版，甚至地名也整個搬過去了。中國核心地區的三重整合網絡，於是也隨著人口不斷遷移，不斷的擴展到四周地區。中國疆域的擴張，很少是由於國家大軍出征取得新的領土；更為常態的，毋寧是隨著一波一波的移民潮，「中國」的疆域擴大了。政府的設治，通常是接踵而至的後續行為。

大革命的時代

民主政治最大隱憂，還不在如何讓人人有參政的權利，而在於如何保持「選票」的品質。誠如美國立國之初，一位法國學者托格維爾(Tocqueville)親身訪問美國後的觀察：這一新生的共和國，終將有政治庸俗化之虞。政治庸俗化時，譁眾取寵的政客將可奪得權力，並以小恩小惠及動聽的辭句，維持選民的支持，卻使真正有遠見的人士沒有機會為國家尋求福祉，避免災難。不幸！我們在今天的世界各處，都看到了托格維爾曾經預警的災難！

現代的國家，掌握巨大資源，已不是個別的國民能夠抵抗。如有野心家，藉正常民主程序，取得主政的權力，此時即可為所欲為。希特勒得到政權，步步遵循合法程式，利用當時國民情緒，遂翻飛不復能制，終於為德國、為人類，闖下大禍！

邱吉爾曾說過，民主政治效率最差，卻也最少闖禍機會。此言甚是，但是必須假定，民主政治不為一個掌握絕對權力的人所用。英國王室無權，首相隨時可因議會倒閣而下臺，為此邱氏會信任英制民主。法國與美國的總統，由民選產生，權力無人能加約束，總統又有一定任期，難以中途拉他下馬。四十年前，美國尼克森案，沒有專案立法以前，一時竟無法可以罷免他！為此，民主體制不能有一個掌握絕對權力，而又有任期保障的元首。元首當也如虛君，只在鼎立三權之間，有了衝突，才由元首協調，掌實際行政權力的閣揆，則可以由議會以「不信任」拉下馬。這樣的政制，當可不致使原為人民公僕的國家政府，竟變成人民的主人。

大革命的時代，距今已經很久，當時的設計也該有所修改，庶幾不生偏差失誤。

美好的新世界？

近代主權國家，有其功能，即在集合國民，統籌資源，俾得對外保衛國民的集體安全，不受外人侵略，對內挹注資源，救困濟弱，使國民有生活的保障。但是，二十世紀，國家公權力極度擴張，個別公民在強大公權力籠罩之下，頗有太阿倒持之苦。國家主權削弱，或可由社區與社群，取回一部分公權力，以執行內部安全保障的功能。一個社群或社區，也不能太小，應有數十萬人的共同體，方能聚集足夠資源，挹彼注茲，合作互濟。從血統、語言界定的族群，卻未必是最好的共同體。因為這些「先設」的定義，其實常是虛擬的；而且先設定義的族群，內部利益並不一致，文化理念也多差異，未必能組成謀求集體福祉的生活共同體。因此，我認為一個人數不過百萬的地緣社區，組成共同體，再加理念或職業相近的社群，組成另一層次的群體（例如政黨、工會），在社區共同體中，以協商方式，共謀群體的最大福祉，代替現在「主權國家」層次的群體，可能避免強大公權力侵犯個人民權的弊病。

本文摘自《世界、華夏、臺灣──平行、交纏和分合的過程》，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