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法國外籍兵團的台灣青年，第一手見聞！

文／許逢儒

（編按：本段文字出自《前進或死亡》，是作者許逢儒於法國外籍兵團五年間的見聞與經歷。他曾於第二外籍傘兵團與外籍兵團第十三伴侶服役，並於法國海外省份馬約特等地受訓、駐紮。）

親歷過不少不當管教，而在馬約特這次最為誇張。

那時我剛結束勤務下哨，交完槍械，回到營區坐上床，後面的波蘭上級一棍打過來。說實在我不知道是棍還是什麼武器，因為我只是坐在床上在做自己的事情，平白就從背後中了暗算。

當時俄羅斯下士救了我一命，他說他馬上把波蘭人推開，我當時已經昏倒，後腦勺的傷口不斷噴血，整個地板都是血跡，而他為了幫我止住血液，甚至把手指插進我的傷口裡，然後和另一個新兵兩個人把我抬到坡上的緊急醫護所。

（圖）我的頭至今仍留有一個「飛人喬丹」的logo。

我醒來的時候人已經在醫護室，臉朝下趴臥在手術台，醫生正在為我縫合頭部。我很感謝醫生救我一命，但是醫生的醫療報告單上，我看見他在受傷原因上寫了「意外跌倒」，我立刻吃力說道：「我可不是跌倒，這後腦勺的傷明顯是被硬物擊打的。」我費力站了起來，卻馬上跌坐回手術台上，一站起身就感到天旋地轉，頭實在太暈，只好乖乖躺下。

馬約特特遣隊指揮官在我受傷隔天，來到醫護室看我。我想盡力站起行禮，他卻把我按下了。

「外籍士兵，你還好嗎？」團長看著我整個包著的頭，說道。

「我的上校，我沒有任何問題，很快傷好便能重歸崗位。」

「你是個很好的外籍兵團士兵。」然後團長問了我一些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甚至家庭問題都問，像是與我聊天慰問的感覺。

部隊醫生說有腦震盪，但身體沒有大礙，只是頭還在痛。去醫院做了檢查也沒有發現其他問題，但是部隊是在事發兩週後，才讓我去醫院驗傷。

「你這術後狀態還不是很好，盡量休息。」醫生這樣對我說。

一週之後，我的連長讓我連簽了兩張處分單，用了莫須有的理由。他們給了我以下犯上的罪名，這算是很大的罪，但我明明從頭到尾都沒有碰到他。只是那波蘭下士對外說了一套說詞，說我拒絕服從命令，還撕破他的衣服。

在場有幾位目擊證人，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說出實情，甚至可以說，實情對部隊來說也不是重要的。在部隊服役，很多事情都被強制壓下，讓此刻的我反而成了肇事者。

有個中國戰友說：「Hou，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你應該要聯絡大使館，或是尋求媒體報導，或者找法務機關協助，再不然找人權組織申訴也好啊。」

後來我發郵件給駐法國台北代表處，甚至發給了中國大使館，但他們也沒能給這種事情提供什麼實質幫助。因為在軍隊裡是很黑暗的，如此特殊的獨立場所，人的權利大多被忽視，外界並不能干預什麼，可能死了都沒人知道原因。

有些華人戰友得知了這件事情，說要等我們回法國，把這波蘭下士打一頓。我拒絕了這份好意，因為這種事情只能自己解決，或者乾脆吞下肚裡，人在屋簷下有時也不得不低頭。

因此這事情依然沒有解決，我甚至得戴著頭上包紮的繃帶，被抓去關緊閉。讓我驚訝的是這個波蘭下士竟也被叫過來一起受刑，我真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想什麼，他們真的覺得把我們兩個關在一起是好主意嗎？

（圖）關禁閉時，穿著代表犯人的勞動服裝，下士隨手幫我拍了這張照片，可能看到我身上那一縷佛光。

關緊閉的那段時間，我們每日一起勞動，但是絕不說話，完全視對方於無物。

某天，我們正在清掃椰子樹葉，他突然徑直朝我走來，我立即作好反擊的所有準備，全身肌肉一觸即發，只等他再靠近，我必和其拚命。當然，我也作好了關緊閉天數加倍的心理準備，即便我的頭才拆線，即便要再次倒下，我這次也會拉他墊背，不可能讓他再次毫髮無傷。

「嘿，你的頭還好嗎？」然而他開口，「我很抱歉，當時是我把你拉了一把，然後讓你的頭撞到木頭床角的尖端。但是為了不有更大的問題，我才在報告裡寫是你先攻擊我。」

最初我甚至真的懷疑是不是我被打到頭，造成短暫失憶，怎麼連打架過程都忘記，結果只是一個沒擔當的下士，把自己犯的錯怪罪到我身上。

不過，後來我們算是和好了，內心也調適得差不多，終於從幾日、甚至幾週的低潮情緒與疼痛脫離出來。我沒有絲毫恐懼，即便遭受不平等待遇、辱罵以及種種刁難，我已經身心俱疲，但是經歷這一切，我的精神思想已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文摘自《前進或死亡：我在法國外籍兵團拿命來換的那五年》，原篇名為〈鐵頭功都被打破〉，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