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1949年後，已經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蕪野蠻狀況

文／陳奎德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一代國學宗師王國維自投昆明湖，以身殉中國文化。作為一種象徵，整體意義的傳統中國文化自此壽終正寢，他化成了一縷「遊魂」，居無定所，八方飄零。從此之後，那些擁有「中國情懷」的學者，實際上，都在盡其「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悼錢穆語），即為中國文化招魂。

有歷史學家曾經提到中國現代史的一個悖論，為了「救國」，反而陷入了「亡天下」的險境。「國」未亡而「天下」已亡。而「亡天下」，按顧炎武的定義，即是中國文化的滅亡。

這是中國人近百年來的文化悲劇。

這一悲劇的顯著歷史後果之一，是自本世紀下半葉起，具有高度統一性的中國文化崩裂瓦解，同時，在不同的空間又滋生出了多個不同的文化變體，如：大陸的中國文化、臺灣的中國文化、香港的中國文化、新加坡的中國文化、海外華人社會的中國文化、……等等。他們雖仍被稱為中國文化，其實卻各有自己獨特的生存形態。其間的區別，已絕不容忽視了。

事實上，只要稍稍留意，就不難發現，在當今世界，的確存在著「大陸人」、「臺灣人」、「香港人」、「新加坡人」、「海外華人」等不同的族群，它們之間，在行為方式、思維方式、精神風貌乃至語言形態等文化的各基本的方面都有極明顯的差異。人們常津津樂道於大陸人之不拘法規，積極攻取，辯才無礙；臺灣人之彬彬有禮，步步為營，精明圓熟；香港人之法治觀念，團隊精神，求實作派；新加坡人的循規蹈矩，拘謹守法，崇拜權威，……諸如此類。而各自語言方式的判然有別、風味迥異，更是鏗鏘在耳，眾所週知。有人甚至極而言之曰，幾十年隔離而獨立的演化，甚至影響到了這些不同族群人們的外貌形象、動作舉止等生理特徵。倘若面對一個陌生華人，只要稍一接觸，你就差不多立即可以對他作出族群背景的判斷，而這種定位常常是八九不離十的。

套一個常用的意象，中國文化這棵古老的大樹，在其本土已經枯萎凋零，其種籽花果已無根可依，無土可育，遂無奈而飄泊出海，散布到世界各地，長成幾株新的文化樹苗，而這些樹苗的土壤已經各不相同了。這就形成了同種而異苗，同源而異態的現象。

這當然是文化生態的不同所導致的自然異象。

上述文化裂變，最基本的一個歷史原因是，在中國文化的本土──中國大陸，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已經逐步陷入非文化乃至反文化的荒蕪野蠻的狀況，以所謂「文革」時期為其極點。筆者曾用文化的「內衰而外昌」來形容當代中國文化的命運，至今看來，恐怕仍是適宜的。其強有力的證據之一是，雖然鑒於維繫人心等特殊的考慮，中國大陸官方近年來也開始指示學界研究國學，然而，即使在官方批准的重點研究項目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中，也是以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賀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方東美為欽定的研究對象。人們不難發現，即使在北京當局心目中，代表中國主流文化（儒學）的上述學者，大部分也都是僑居海外的，而即使是其中仍居大陸的學者，其代表性著作也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完成的。更何況在一九五八年沸沸揚揚於世，由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簽署的號稱「現代中國文化宣言」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也是在中國大陸之外發布的。

這種文化「內衰而外昌」的現象在中外歷史上都是極其罕見的。

雖然有論者也許會認為，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上，自周秦以降，文化興盛的中心一直在從西北向東南進行空間的大轉移，因此，近幾十年來中國文化的移動和裂變是歷史的慣性發展，不足為奇。但是，仔細分析，這種說法似乎忽略現代的一些特殊情勢，是值得再推敲的。

本文摘自《煮酒論思潮》，原篇名為〈叩問華運──從猶太人看中國文化及其變體的前景〉，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