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特定時空支撐起一個關於碎片化和廢墟的全球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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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詹姆士．克里弗德，譯／王宏仁
藝術和文化收藏的現代實踐，或是科學的和前衛的現代實踐，已經將自身置於全球歷史的盡頭。它們占據了一個位置——末世論的、進步的、革新的或是悲劇性的位置——從中收藏人類寶貴的遺產。將這種時間設置予以具體化，李維史陀的〈紐約的前後面貌〉，預見了人類的熵增未來（entropic future），並以去脈絡化的、可收藏的形式收集了多樣化的過去。
族群社區、地方性特色、中國京劇表演、圖書館裡戴著羽毛的印地安人、來自其他大陸或區域並且出現在商人櫥櫃中的藝術作品：所有這些都是倖存物，都是受到威脅或消失的傳統剩餘物。世界的文化在此一特定時空中，以人類的碎片、降級的商品，或高尚的偉大藝術等形式呈現，但始終是消逝的「洞孔」或「逃脫」，讓人類得以逃避單一面向的命運。
在紐約，人性的雜亂聚集在漩渦般的時空中，同時以其珍貴的多樣性和浮現的統一形式予以捕獲。在此一特定時空中，人性過去的純粹產物被現代美學拯救並昇華為藝術。它們被現代人類學拯救成為可以諮詢的檔案，以思考人類創造性的範圍。在李維史陀的設定中，這種「當下成為未來」的產物是膚淺的、不純粹的、逃避現實的和「回溯的」，而非真正的不同——這種產物是「古董」，而非純正的古代遺物。文化創新被歸入商品化的「大眾文化」。
紐約的特定時空支撐起一個關於碎片化和廢墟的全球寓言。現代人類學家哀嘆人類多樣性的流逝，收藏並珍視其倖存、經久不衰的藝術作品。李維史陀在紐約這座似乎能獲取一切的非凡城市裡最珍貴的財產，是美國民族學局第一卷至第四十八卷幾乎完整的《年報》。他在戰爭期間另一個回憶裡告訴我們，這些「極為神聖的卷冊，再現了我們對於美洲印地安人的大部分知識……。在這些文化明確滅絕之前所寫下和出版的書籍，在我和他們的時代之間，就像是美洲印地安人文化突然活了起來，透過這些書籍的肢體接觸而變得可以觸知」。
這些關於人類多樣性的珍貴紀錄由民族學所記錄，仍然處於他所謂的「純粹」而非「稀釋」（diluted）的狀態。它們會形成具有本真性的民族誌材料，而結構主義的形上文化秩序（metacultural orders）將以此為基礎建構。
然而，人類學收藏和分類學不斷受到時間偶然性的威脅。李維史陀明白這個道理。這是他總是需要控制的失序。例如在《憂鬱的熱帶》中，他清楚了解到，強調部落的過去必然會使他對於一個突現的當下變得難以察覺。漫步在紐約的現代景觀中，這位人類學家所面臨的並非需要了解的事物愈來愈少，反而是愈來愈多人類可能的各種任意混搭組合。他努力維持統一的觀點；他在深層的「地質」結構中尋覓秩序。但在李維史陀的作品中，圍繞著「熵增論」敘述幾乎很少觸及當前有關遺失、轉變、創新和出現的歷史。
李維史陀在其法蘭西學院著名就職演講〈人類學的範圍〉結尾時，提起他所稱的「人類學困惑」（anthropological doubt），這是對民族誌冒險無可避免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交由其他思想和習慣，加以反駁對自己所珍視的思想和習慣的一種打擊與否定」。
他深刻地回想起鮑亞士那個被時代廣場上的怪異表演者和自動販賣機所著迷的瓜基烏圖族參訪者，他想知道，人類學在遙遠社會和歷史裡試圖捕獲同樣的怪異感知，是否也會遭受責難。紐約或許是李維史陀唯一真正的「田野工作」：這一次他在那兒待得夠久，並且掌握了當地語言。一如鮑亞士的瓜基烏圖族人，紐約在各個面向上持續吸引並且困擾著他的人類學文化收藏。
然而，在一九四一年的特定時空中，一位紐約的原住民卻極度使人不適——那位在公共圖書館裡有著羽毛裝飾的印地安人，手裡拿著派克鋼筆。對李維史陀來說，印地安人主要與過去聯繫在一起，與珍貴的美國民族學《年報》中記錄的「滅絕」社會聯繫在一起。這位人類學家覺得自己「回到了過去」。在現代紐約，印地安人只能作為一位倖存者或是以一種不相稱的戲弄出現。
另一種歷史視角可能會對這兩位學者在圖書館中的定位有著不同的看法。就在李維史陀到達紐約之前的十年裡，聯邦政策經歷了戲劇性的改變。在印地安事務局科利爾的帶領下，「新印地安政策」積極鼓勵全國各地的部落整頓。當李維史陀研究和收集他們的過去時，許多「滅絕」的美國原住民群體正在文化和政治上重建自己。從這樣的脈絡中看來，那位拿著派克鋼筆的印地安人，是再現了「回到過去」，還是對於另一個未來的一瞥？那是一個不同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