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寫作的行為總是透過想像的閱讀行為加以拯救
文/詹姆士.克里弗德,譯/王宏仁
馬凌諾斯基確實將自我從崩解和抑鬱中拯救出來。如同康拉德一般,馬凌諾斯基的自我被束縛在寫作過程之中。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值得探索《日記》和《黑暗之心》之間另一個相似之處:書寫文本中的不協調。
兩部作品中所體現的破碎主體性,是作者主體性與不同欲望和語言的拉扯,體現在大量差異性的銘記之中。《黑暗之心》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庫爾茲關於鎮壓未開化習俗的尖銳文章突然被自己的潦草評論「根絕所有的野蠻」所刪除。
但是另一個同樣重要、散落在康拉德的叢林中的文本,是一本奇怪的書,這是馬洛在他的汽船甲板上僅有的兩次危險中離開時發現的(另一次是他將庫爾茲從野外救回來)。在河堤旁的棚屋裡,他陷入了幾近神祕的冥想:
那裡剩下一張簡陋的桌子——兩根木條上架著一塊板子;陰暗角落裡堆著垃圾,我在門邊拾起一本書。這本書的封面已經掉了,書頁也被翻閱得相當骯髒破爛;但是書背被精心重新縫上白色棉線,看起來還算乾淨。這是個不可思議的發現。書名是《對航海技術要點的調查》,作者是陶瑟或陶森——像是這樣的名字——是一位英國皇家海軍的船長。這本書讀起來相當沉悶,帶有說明的圖例和無趣的數據表格,是六十年前的作品。我盡可能小心地對待這件驚人的遺物,深怕它在我手中粉碎。書中,陶瑟或陶森積極詢問船鏈和滑車斷裂扭曲之類的問題。這並不是一本非常吸引人的著作;但乍看之下,你可以發現其中有一種單一的意圖,一種對於不起眼內容的真誠關注,這些內容出自多年前的想法,散發著不同於專業見解的光芒。這位樸實的老船員,每每談到船鏈和採買,讓我忘記叢林和朝聖者,而陷入對某種清楚真實東西的美好感覺之中。有這樣一本書的存在就夠了;但更令人吃驚的是,頁邊的空白處有用鉛筆寫下關於正文的注釋。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們是密碼(cipher)!是的,它們看起來像是密碼。想像一下,有一個人拖著一本這般描繪的書籍來到這個不知名的地方——而且還用密碼研究它!這真的是件極其神祕的事情。
這個段落帶有宗教般的弦外之音——一份奇蹟般的遺物,一個意象上的突然移動,從汙物腐朽到超越和光明再到神祕,是信仰時刻的天真見證。我們必須小心,避免將《對航海技術要點的調查》中對馬洛的訴求,簡單地詮釋為對於海洋的懷舊之情,儘管這是它魅力的一部分。
這位俄羅斯「丑角」不但變成該書的所有者,似乎主要是以這種方式來閱讀這本著作;因為他仔細地對書中推測的內容做筆記,彷彿他正在研讀航海技術。然而,對馬洛來說,這本書的啟發性在某種程度上直接來自寫作本身,它超越了鎖鏈、船隻和滑車,用「一種不同於專業的觀點散發光芒」。馬洛注意的不是內容而是語言。他的興趣在於老船員煞費苦心的技巧;他使這本書和他的「言談」看起來相當具體——甚至對於抽象的數據表格也是如此。
吸引馬洛的並不是真實作者身分的可能性。「陶瑟或陶森——像是這樣的名字——是一位英國皇家海軍的船長」,從個人角度是難以理解這位老船員的;重要的不是他的存在,而是他的語言。此人似乎融入了模糊的典型之中;重要的是他的白話英文。
但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本未能將其兩個同樣忠實的讀者結合起來;因為當他們最後見面時,這位俄羅斯人欣喜若狂地迎接另一位船員伙伴,但馬洛卻對找到的不是一位英國人感到失望。讀者也是需要討論的。同一本書會引起相異或是同等景仰的反應。我無法在此更進一步探詢這種分裂情境在傳記上的重要性:康拉德才剛放棄正式的俄羅斯公民身分,加入了英國國籍,而我們可以說這個丑角與年輕的流浪者科澤尼奧斯基有關,後者後來成為了康拉德。
值得注意的是激進的相對性,也就是兩份讀本之間的距離。「密碼」以圖形方式說明了這個重點,即便後來證明頁邊的注釋是用歐洲語言寫的,也絕不會削弱其獨立的形象。(這令人想起一個人在書中發現奇怪標記,以及接下來意識到這正是自己——另一個自己——在過去閱讀時所記下的那種心神不安。)
留下來的是文本本身——僅僅是文本本身。封面翻到破損並且脫落——這或許象徵了原始出版時的脈絡——而書寫文本必須穿越時空才能抵抗腐朽。六十年之後——人類的一生——崩解的時刻已經到來。這位作者的作品面臨被遺忘的命運,但有一位讀者帶有感情地將這些書頁重新縫合。
然後,這本書被遺棄在一個陌生大陸的某處,直到死亡,它的航海內容擱淺在貧乏脈絡上——但再次地,一位讀者前來拯救。拯救是康拉德作品的主要形象之一;寫作的行為總是透過想像的閱讀行為加以拯救。重要的是,《黑暗之心》中占有重要意義的文本,並沒有涉及眼前的處境。
馬凌諾斯基的田野工作經驗充斥著差異性的銘記:他詳盡的田野筆記是以英文和基里維納語寫就;在地語言通常記錄在國外信件的背面;他的波蘭文(事實上是多種語言)日記;多種語言的資料;以及一種值得逗留片刻的文體素材——他無法抗拒的小說。最後,這些包含某種完整敘述的世界,有時看起來比日復一日的研究工作更加真實(無論如何更令人嚮往),其中有許多不完整的、相互矛盾的筆記、印象和資料,這些都必須使它們變得有條理。
馬凌諾斯基形容他自己從初步蘭群島的現實中「逃脫」出來,「來到薩克萊(Thackeray)小說裡那群倫敦勢利小人之中,並且熱切地隨著他們在大城市的街巷繞行。」(或許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來討論關於民族誌研究者在田野中的逃避性閱讀這件事。)
馬凌諾斯基的小說表現出與陶瑟《對航海技術要點的調查》的相似之處,不完美但具啟發性——這是另一部在令人困惑的經歷中引人入勝的編寫。陶瑟的著作展現了個人本真性地敘說真實的可能性;它將寫作(一個不在場的奇蹟呈現)作為救贖。但是陶瑟也是一種誘惑,像是馬凌諾斯基的小說,將馬洛帶離他的工作、汽船,進入一種令人眩暈的遐想之中。
這些閱讀內容是令人期待的交流,人們得以在整體聲音或世界的編造認同中恢復前後一致的主體性。陶瑟和他的小說確實提出了一條超越破碎性的可行途徑,不是為了迷人的讀者,而是為了勤奮、有建設性的作者。對馬凌諾斯基來說,拯救在於創造出現實主義的文化編寫,而《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他第一個完全實現的成功。在小說和民族誌中,作為作者的自我呈現出多樣的話語和場景,建構了一個可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