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告別青年時期的結案報告──讀賴香吟的〈翻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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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舉手】告別青年時期的結案報告──讀賴香吟的〈翻譯者〉

文/陳鈺欣

清晨六點搭火車,前往戶籍地,早已數不清楚,這是第幾次總統選舉投票,但我卻清楚記得,1996年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因為那是台灣人民第一次直接投票選舉總統。今年選舉廣告看得不少,從政策到拍攝手法、意象,多有人批評討論,我最在意的,卻是民進黨競選廣告中,特寫賴清德腳上穿的那雙皮鞋:黑色、油亮,與其說「選對的人、走對的路」,不如說從黨外時期流傳到現在的那句「穿草鞋的打敗穿皮鞋的」,民進黨及其支持者們,也紛紛穿上皮鞋了,除了本土化三十年,也是由下而上,階級的變革。社會變遷,經過了近三十年,我才讀懂了〈翻譯者〉。

現今讀者們認識到的《翻譯者》,可能是一本2017年由印刻文學出版,甫發行便因版權問題下架、全面回收的小說集。想買,買不到,一本不存在的書。著作權合約爭議,一時出版業界沸沸揚揚。2018年國際書展,印刻用銷毀的《翻譯者》裝置了一面書牆,妝點了展場。隨著作者賴香吟近年新作獲獎不斷、其寫作大受肯定,拍賣網站上的《翻譯者》價格也水漲船高。我心平靜,安安穩穩地坐擁我的《翻譯者》,乃是書籍上市直送通路當天晚上,在二十四小時誠品書店敦南店購得的,而誠品敦南,也已永遠地熄燈了。

1995年,賴香吟以中篇小說〈翻譯者〉,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之後於1997年出版,收入《散步到他方》。初讀時候,貪戀敘事聲音的美,認為是一則很浪漫的故事。幾次反覆重讀,終於可以寫點甚麼;學者、評家、網路讀者們已經論述過其中黨外運動、台日親善等歷史大敘事,我想寫的逸出其外,而是青年女性與母女關係。〈翻譯者〉中的「我」,在十歲便永遠地失去了母親,關於家庭,它是否該提供溫暖與愛?小說中,每當觸及內心情感,主人翁「我」便回想起了跟母親有關的場景、記憶。電影The piano 讓她想起母親、翻譯L教授的語言讓她想起母親、唱起A地民謠令她想起小時候母親送她去合唱團,甚至是憶起童年時代母親教她的詩句。

如果,此去我的人生仍然渴望母親的形象,我只能這樣結束W或母親──她所留下的愛與親情只在一些暗示,但也正是那些暗示才誘引我去回憶或寫故事──倘若我在過程中因此抓住了什麼線索或意義──我彷彿聽見了沉默母親的聲音:(那麼,就應該那樣相信的活下去。)

〈翻譯者〉的身世,其主人翁,我的解讀是一個在B地替L教授擔任翻譯者的青年女性,她父母雙亡、孤身一人從A地赴此地。「我」寫出了上一代的故事,在她筆下的母親W,與L教授相愛了一回;但當她當面問起L教授,是否還記得自死的母親時,L避而不答,並且稱之為「我」的臆想。小說一開始卻毫無悲情,幾句白描筆觸,既寫景也寫情:

午後暖風穿過春天的新綠,陽光灑在窗簾上發出旋舞般的聲響。〔…〕來到B地之後,由季節景物變幻出來的色彩始終令我神迷,可當我想把心裡所感受到的內容說出來的時候,那些色彩總是跑得比我的語言還快,不,不只是色彩,還有任何當下同時存在的光景,就像這個午後,騎著腳踏車我淋過一片片樹叢裡落下來的光影,伴隨著氣味、腳步聲、鳥啼聲──

關於愛情,她不是不明白G對她的善意、體貼,甚或希冀伸出理解友誼的手;但她礙於身世,平靜外表下,內心激擾煩亂的都是關於上一代的謎團。她想寫下自己母親W的故事、回憶錄,這也是她來到B地尋找L教授,一直沒有說出口的原因。為家族女性寫史、口述歷史,時至今日我們已不陌生:高中、大學,各個層級的學校作業。以我個人而言,一九九六年上大學,第一次接觸到國立編譯館以外的歷史課本,一門「台灣史」課程。博士生老師交代的作業是口述歷史,訪問外婆的過程中阿嬤一直反覆跳針:從小家裡很富裕、日本老師很兇,在學校不可以講台語、現在政府對我們很好,不要講政府的壞話。踢到鐵板的我,心裡只苦惱著作業鐵定完蛋了,卻沒有想過這正是台灣的歷史實況:清屯墾、日治、國民政府、白色恐怖、迄今…。〈翻譯者〉裡,兩個文本疊合,兩條敘事線進展著:賴香吟筆下的主人翁,寫著沉默母親W的回憶錄。「我」對母親的追尋,卻追尋出了台灣的歷史,這正是台灣這塊島上每個人的處境,我們作為歷史的主體,同時也是歷史的載體。「我」從事反對運動的父親,青年時期與到前殖民地進行研究的L結識,當時A地研究還相當冷門,L也還只是一個無名的研究者。同志情誼發生在父親與L之間,在此,同志是英文的同黨、俄文的朋友的意思。母親W起初不能諒解,主人翁鋪陳這段敘述:

W一點也不明白,僅僅見過幾次面的交情,為什麼她丈夫願意對L這個人付出這麼大的信任?她自己可不相信他。她想這個叫做L的人或許又是一個以他文化來自我滿足的外國人,她從來就對他們生氣,甚至對他們視若無睹。每天,L和她的丈夫一塊出門去,他們都具有那種獵人的性格,從演說辦雜誌到選舉,各種場合他們都去。

〈翻譯者〉中的主人翁,繼承了母親的職業,成為了翻譯者。母女的命運似乎疊合在一起,兩代之間仍然在翻譯他人的語句。在昂揚的反對運動中失去發言權的母親;面對G沉默無語,被當作啞巴的「我」。掩上書頁,我常不忍嘆息,難道A地女性的命運,只能如此嗎?原諒我還是把〈翻譯者〉當作張愛玲式的文本解讀,推敲起敘事者「我」面對婚姻的考量:G擔心她是啞巴,雖然喜歡她,卻擔心無法向家人交代;L教授的第一大弟子K盛氣凌人,充滿算計。而B地的L先生彎腰洗碗的身影、家務分工,在敘事者筆下寫來如此溫暖。

L先生跟過來堅持要自己洗碗,他說他已經習慣了。我退回客廳看他背影彎得有些辛苦,在B地,這樣的男人背影是不多的。

賴香吟的健筆,擅長男性聲腔與女性聲腔,在《史前生活》收錄了〈蟬聲〉一篇,即是以男性聲腔敘事,敘事體設定為一個知識青年,不斷對女主角「夏」訴說理想與幻滅。相似於〈蟬聲〉中未見女性的回應;而翻譯者中的女性聲腔,緩步前行,時而被心中的熱情與激擾絆住,不被理解,亦選擇不說。女性聲腔只願被理解而說。這往往也是愛情發生的所在。我要說的不只是已被劃線提示不下百次的〈翻譯者〉名言:「相愛的人不須語言就會了解。」來歌頌愛情的偉大,而是失去L教授、失去翻譯的主角,「我」該如何走出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語言、選擇自己的職業生涯。

一九九七年〈翻譯者〉的讀者們,如今已成為臺灣社會的中流砥柱,許多女性政治人物站上舞台,有女性總統、女院長、女部長、女性立委,社會各階層中有女醫師、女律師、女教授、女工程師、女科學家、女心理師、女牧師、女老師⋯⋯。昔日的想像力,如今找到了投射體,具體落實在生活中。本文獻給我們的母親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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