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透過朋友的朋友摧毀民主

文／瑪麗亞．瑞薩；譯／葉佳怡

新加坡港的風景多美啊，這可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地方！我從亞洲最南端一棟燦亮大樓的頂樓落地窗往外凝望。這裡是臉書的辦公室。

當時是二○一六年八月。杜特蒂政府剛上任掌權，連帶上任的還有六千名他指定的政府官員，杜特蒂還驕傲地公開表示，他就是因為這些人效忠自己才選擇他們。杜特蒂擔任達沃市長期間的地方官員、當地的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士，都來到首都接下高官位置。一開始，我以為這些人的問題在於能力不足，之後要是無法把工作做好也必須被究責。

但更令人擔心的是每日的死亡人數：人們開始在貧窮地區的街上發現許多屍體，私下還有目擊者表示晚上會有殺手出現在一般人家裡。杜特蒂的反毒戰爭把馬尼拉變成了現實世界的高譚市，但這裡沒有一位披著斗篷的社會運動鬥士。

《拉普勒》指派一名記者和一個製作團隊負責輪值大夜班。他們很快就必須每晚報導高達八具屍體，這些屍體都被丟在街邊，流出的血在人行道上匯聚成血泊。殺手的手法非常恐怖：有些屍體的手腳被綁住、頭上纏了寬膠帶，身上還有張紙板寫著「毒販，huwag tularan（別變得跟我一樣）」。

身處新加坡讓我鬆了口氣，這是個遠離暴力的世界。踏入頂樓有著燦美海灣景觀的餐廳時，我試圖計算這些補助免費食物的津貼會花掉公司多少錢。為了讓《拉普勒》擁有穩定的團隊成員，我們考慮提供員工免費的營養午餐；我們知道他們會喜歡這樣的福利，此外我們也能因此減稅。儘管如此，在我眼前的食物簡直沒有盡頭，可說觸目所及都是食物——印度美食、中國美食，還有美國美食——這是我們這種小型新創公司完全不可能想像的財富規模。

我來這一趟的目的，是要警告我們在臉書亞洲據點的合作夥伴，我和這些人因為《拉普勒》進行過很多合作案。其中一位是肯恩．鄭（Ken Teh 的音譯），他負責的業務包括從臉書的新加坡辦公室處理菲律賓的線上新聞群組；克蕾兒．威爾靈（Clare Wareing）是亞太政策溝通部門（Asia-Pacific Policy Communications）的主管；伊莉莎白．赫南德茲（Elizabeth Hernandez）則負責處理亞太地區的公共政策。我一開始認識伊莉莎白時，她在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工作。我本來以為有個菲律賓人在臉書公司位居要職對菲律賓是件好事，可結果並不然。

《拉普勒》剛開始和臉書建立關係時，感覺前景可期。肯恩．鄭在二○一五年初聯絡我，主要是為了和我一起在菲律賓合作建立新聞群組。《拉普勒》對他們來說是個合理的選擇，因為我們主要就是運用社會網路理論處理線上新聞。等臉書在南亞招募到足夠員工後，聯合國世界信息峰會大獎 （World Summit Awards）已把《拉普勒》選為「最佳暨最創新之數位改革」的四十個得獎人之一。二○一六年在舊金山舉辦的年度開發者會議F8中，臉書甚至特別推薦了《拉普勒》這個媒體。

臉書就是在那一年於菲律賓開設第一間辦公室，當時他們發表了驚人的數據：菲律賓人花在臉書和 Instagram 上的時間是看電視的一點七倍。此外，菲律賓人的臉書好友比全球平均數據多了百分之六十，而他們收發的臉書訊息量也比全球平均數據多了百分之三十。在每天使用臉書的菲律賓人當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使用臉書手機應用程式的時間高達百分之九十。菲律賓人每五分鐘就有一分鐘在使用網路，每四分鐘就有一分鐘在使用手機。「菲律賓是一個手機優先、且高度參與網路世界的國家，」當時的臉書亞太區副總裁這麼說，「其中的人們都很有創意，而且擁有創業家思維和強大的社群意識。」

《拉普勒》的表現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超越傳統新聞組織，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使用了臉書。我們很早就開始使用這個平台，而且比臉書本身更清楚這個平台在菲律賓的運作狀態，透過每日的資料監控數據，我們的發現常讓臉書的高層主管非常吃驚。我甚至曾私下想過真的去為臉書工作的可能性。因為我意識到，就跟我那個世代的CNN一樣，臉書決定了我們這個世代的資訊流動方式。

我總是引頸期待臉書的下一步。二○一五年，臉書啟用了一個名叫「Internet.org」的應用程式暨網站，目的是要讓開發中國家的人們得以輕鬆透過免費網路來使用各種網頁服務，其中也包括臉書，而他們把菲律賓當成主要的測試案例。馬克．祖克伯的論點是，這項後來成為「Free Basics」的服務不只對一般民眾有好處，也對跟臉書合作的電信公司夥伴有好處，畢竟這些電信公司才是真正要支付網路帳單費用的人。臉書先是跟環球電信（Globe）

合作，當時環球電信在菲律賓的兩大電信公司中規模較小；《拉普勒》跟兩大電信公司都有合作，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我們的群眾外包計畫。不到十五個月，環球電信就超越了他的對手：能夠免費使用臉書實在太吸引人了。

當臉書希望菲律賓的新聞組織嘗試他們的新產品「即時文章」（Instant Articles）時，他們詢問了這個國家的四大新聞組織，其中包括電視新聞網ABS-CBN和GMA-7、《菲律賓每日詢問者報》，以及《拉普勒》。相對於其他三個組織，《拉普勒》立刻表示全力支持，因此決定將我們的所有報導放上他們的「即時文章」，而且為了可以獲得前後對比的明確數據，我們沒把這些文章放上《拉普勒》網站。可是「即時新聞」的計畫慘淡收場，我們也很快中止這項合作。臉書意識到自己在與新聞公司合作前還有許多事需要學習。他們那種「快速行動、打破常規」的心態，意味著許多公司和人員都還沒想清楚，就會被要求加入他們的新計畫。

關於「Internet.org」的發想，以及理應為開發中國家帶來的好處，馬克使用的是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策略：斷章取義可能左右輿論、而且本該獨立於一切影響之外的研究內容。「勤業眾信會計事務所（Deloitte）前陣子有項研究結果出爐了，」他在二○一四年二月於巴塞隆納舉辦的一場行動通訊產業研討會中這麼說，「研究表示，如果你們可以將新興市場裡的所有人連結起來，就能創造超過一億個工作機會，而且讓很多人脫離貧窮。」這聽起來是個好故事，但他沒說的是，勤業眾信這項研究背後的委託人就是臉書，而且該研究使用的還是臉書提供的數據。

可當時的我仍在飲鴆止渴。雖然我來到新加坡時內心充滿憂慮，但仍深信可以獲得一個好的結果。此時的我仍相信那一直以來的座右銘：在證明對方不值得信任之前選擇相信對方。我才剛開始意識到，臉書這間公司的營運方式是如此支離破碎。就某些方面而言，臉書的做法非常合理；這是一個不停擴張的全球性新創公司，所以本來就是一邊成長一邊調整。不過這也代表那個特別推薦了《拉普勒》短影片的「Internet.org」（後來變成「Free Basics」）團隊跟這個新加坡團隊完全無關，而新加坡團隊也跟後來負責調查各種違規、位於臉書總部門洛帕克（Menlo Park）的「誠信小組」不是同一回事。

這也代表沒有人真正了解這間公司的整體狀況。

在豪奢的自助餐選項中選好午餐後，我跟著肯恩、克蕾兒還有伊莉莎白走向一條長桌坐下來吃。「我們的發現非常令人憂心，」我開始告訴他們。「我沒看過這種狀況，但這顯然可能帶來很大的危害。」

我想表達的內容背後有一段漫長的歷史淵源。做為美國的前殖民地，菲律賓有近一億一千三百萬的人口一直對自己的英語能力感到驕傲，這些通常擁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人口對西方文化非常熟悉；而長期以來，這也是我們國家成為西方廉價勞動力來源的原因之一。二○一○年，菲律賓超越印度成為全世界提供電話客服、業務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簡稱BPO）及共享服務的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成為網路詐騙的最主要源頭，而且從 Hotmail 及電子郵件詐騙的時代就開始了。許多遊走灰色地帶實驗商業模式的外國公司都會跑來菲律賓，因為這裡幾乎沒有管束網路的法規可言，少數存在的法規也沒在執行。菲律賓的部分地區開始因為某種服務而出名，這類服務被委婉地稱為「網路系統服務」（onlining），而其內容就是對全世界的電子郵件地址進行詐騙。

我們的國家也是仇恨工廠「8chan」（後來改名為 8kun）的主要據點。這個論壇不只以充滿暴力極端主義者聞名，後來也跟「匿名者Q」（QAnon）這個右派陰謀論體系互通聲息，至於那對被懷疑創立了 QAnon 的美國人父子，之前也一直住在馬尼拉南側的一個養豬農場。

這一切在二○一○到二○一二年間的全球打擊行動下出現了很大的改變。在那段期間，網路安全研究者和執法機關瓦解了垃圾郵件機器人以及控制這些機器人的相關科技。因此，這些參與詐騙的本土產業需要尋找新的商業機會，他們便開始把目光望向社群媒體。早在二○一六年的總統選舉之前，我們國內就有三股潮流逐漸匯聚，為了幫助政府鞏固自身權力的無恥行徑搭建好舞台：點擊／帳號農場、資訊作戰，還有在廣告產業灰色地帶興起的政治網路紅人。

早在二○一五年就有報告指出，許多來自菲律賓的帳號農場會生產出通過手機認證的社群媒體帳號，這些帳號又被稱為PVA。這也確實在後來成為一種全球現象。同樣也在那一年，有份報告指出川普臉書頁面上大多數按「讚」的帳號都來自美國境外，而且他的每二十七個追蹤者中就有一個來自菲律賓。隨著影響力經濟（influence economy）逐漸起飛，有些販賣推特按讚數及追蹤者人數的地下公司開始在菲律賓設置辦公室。到了這個階段，行銷已經進化成「組織網路化的虛假訊息（networked disinformation）」。菲律賓的政治人物開始拿社群媒體做實驗，其中許多人會將這份工作外包給行銷和公關操盤手，他們會準備一系列極為相似卻又微妙不同的內容，以及負責發布這些內容的帳號，這些帳號可能屬於數位網路紅人或社群假帳號的操作者。上述作法詳盡呈現出已然在菲律賓的法律及倫理灰色地帶中運作的各種迥異元素。畢竟有需求才有供給，虛假訊息因而成為一門大生意。

菲律賓也是一個詐騙中心。截至二○一九年為止，這裡發出的網路攻擊數量領先全球其他國家，無論是機器人發動的自動攻擊或人工攻擊都排名第一，遙遙領先排名在後的美國、俄羅斯、英國和印尼。當時有一份報告指出三個原因：「精良的工具、廉價的手工勞動業，以及網路詐騙這行提供的絕佳經濟誘因。」（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三是由人工進行，也就是沒有使用機器人程式。）菲律賓的未授權軟體安裝數量也高於全球平均值，這也導致惡意軟體大量入侵桌上型電腦，再把這些電腦變成自動發動攻擊的殭屍網路平台（botnet platform）。

菲律賓的廣告行銷社群開始要面對一個尷尬的問題，而全世界的其他國家很快也得面對同一個問題：有多少廣告行銷商是在剛剛提到的灰色地帶中「自由接案」？他們當中又有多少是在和全世界「網路紅人」合作，而且還是在「假帳號及讚數操盤手」這樣一個如今廣為人知的新興市場中遊走？跟跨國客戶合作時，他們要怎麼界定「影響」和「詐騙」之間的區別？社群媒體平台的設計鼓勵了以上所有行為，導致科技平台對我們的年輕世代造成侵蝕性的影響，而那些被勸誘進入這個產業的人們更是如此。

而且，要是一個政治人物背叛了自己對公眾的承諾，選擇本應屬於行銷工具的公關策略，還無恥又不知不覺地操弄那些他們本該服務的對象，那又該怎麼辦？

這一切都跟權力和金錢有關。

菲律賓的這個進化過程已經在二○一四年展開，當時開始有網路上的狂熱粉絲使用社群媒體來支持他們熱愛的明星，許多政治操盤手便因此注意到這種網路參與能量的潛力。

某天我們邀請了十幾名數位足跡驚人的孩子來到我們辦公室，他們沒有一個人的年紀超過十五歲，但因為展現出強大威力，推特必須特別把他們標記出來。因為，正是他們創造出了人們熟知的 AlDub 現象。AlDub 是某齣電視劇中兩位菲律賓演員的人名縮寫，分別是艾登．理查德斯（Alden Richards）和梅因．「雅雅．德柏」．曼多沙（Maine “Yaya Dub” Mendoza）。他們在一齣非常受歡迎的下午電視劇中演出一對始終無法真正見到對方的戀人。他們的狂熱粉絲不停在網上施壓，希望他們最後可以見到面，最後這些人帶來的社群媒體熱度打破了推特上單一主題推文數的紀錄。根據BBC表示，之前的紀錄保持者是二○一四年七月的世界盃足球賽決賽，當時是德國打敗了巴西。

這些年輕粉絲有的是時間，可以在無數次實驗後找出破解潛藏規則的密碼。於是，這些建立粉絲社團的行為，也協助創造出臉書稱為「CIB」——「協同性造假行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r）的無害前身。他們會組織人力，讓某些標籤成為排名更高的趨勢話題，偶爾還會挾持其他正成為趨勢的標籤。這群年輕人告訴我們，若想讓一個標籤成為趨勢話題，你只需要組織一群人，讓他們「每分鐘發七千則推文」。這些社團後來發展得又大又成功，因此有公司的行銷部門學走他們的策略也是遲早的事。

於是，粉絲的追星行為開始轉化為政治行動。

有個我姑且稱他為「山姆」的年輕人，讓我用他的經歷來告訴你，這個轉變過程有多麼容易。他在二十出頭時為我的一個朋友工作，有一次他穿著牛仔褲和緊身上衣來到《拉普勒》，一頭抓得尖尖的髮絲中有些藍色的挑染。他說，他就是想辦法讓全國開始注意杜特蒂反毒戰爭的那個人，並在選舉期間讓這個全國最在意的八大議題之一成為排名第一的話題。他說，他幫助一個候選人贏得了總統選舉。

「操控別人讓我覺得開心，」他告訴我們。「現在有人說這樣做很邪惡，可是想像一下，我就跟上帝一樣。我可以讓他們對我言聽計從。」

他精力無窮地向我們描述過程。他說自己還是學生時，就開始建立一些社團專頁，一開始那只是專門討論愛情的匿名社團。為了展開話題，他先是問大家有過的最火辣約會經驗，或最糟糕的分手故事。他所經營的其中一個社群擁有超過三百萬名追蹤者。他開始發展這些社團時才十五歲，每次都是從他認為菲律賓人會有興趣的話題開始切入，比如其中一個社團的主題是尋找快樂、另一個是討論心理韌性。大概一年後，開始有公司請他在這些社團裡提起自家產品。等到二十歲時，他宣稱在好幾個平台總共擁有至少一千五百萬名追蹤者。

就是在這時，他開始從廣告行銷轉而投入政治：進入杜特蒂的競選團隊工作。他宣稱已經在不同城市、用不同方言建立了一系列臉書社團。這些社團的頁面上一開始都是些看來沒什麼特別的旅遊景點文章和地方新聞。然後，他偶爾會丟上幾篇犯罪報導。接著在每天人流最多的尖峰時段，他會在這些社團中分享報導，然後和他的朋友在文章下方留言，而內容都是把犯罪跟毒品連結在一起。杜特蒂的「反毒戰爭」之所以被視為菲律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名年輕人的作為就是背後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是臉書當時並未認真關注的手法。現在我們稱此為「偽草根行銷（astroturfing）」——一種假的從眾效應——而且這種作法非常有效。

只要把山姆的故事再複製幾次，你就能看出杜特蒂競選組織運作的進化過程。現在的山姆已經在經營自己的數位公司。原本打扮得像樂團男孩的他，也開始改穿大老闆西裝，開始對政治候選人及商業公司提供他的服務。

二○一六年，《拉普勒》開始追蹤那些跟山姆一樣轉換跑道的人，以及所有相關的虛假訊息網路。我們的研究部門想要理解這個現象。我們是世上少數這麼做的媒體組織之一，而這也是我著急地想把我們的發現告訴臉書新加坡團隊的另一個原因。

我給他們看《拉普勒》記錄到的結果，其中呈現出菲律賓網路資訊生態系及政治生活的三個沉淪階段。第一階段是二○一四和二○一五年，人們在那個階段進行初期實驗，並開始嘗試建立宣傳機制。第二階段是一個全新的線上「黑色行動」（black ops）產業商業化。第三階段則是站在國家最高位的人為了鞏固權力，開始在全國煽動「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

如果你生活在民主國家，那很可能已經看到了類似現象。這些階段之所以能成立，背後是由來自距離菲律賓很遠的各種全球性決定和現實處境所推動；這可說是所謂「在地即全球、全球即在地」最貼切的例證了。

一開始其實很難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拉普勒》和我的生活基本上就奠基於社群媒體，所以我們在還沒理解之前，就已經感覺到各種變動。

在二○一六年的選舉活動前期，我們開始在社群媒體上看見親杜特蒂陣營的全新傳播訊息技巧。例如他的支持者創立了一個粉絲專頁，而該專頁的目的就是希望處死一位針對杜特蒂提出尖銳問題的學生。這種全新型態的煽動行為催生出我們針對此主題的第一篇社論，篇名是〈＃活力盡失：網路暴民創造出社群媒體荒原〉（#AnimatED: Online Mob Creates Social Media Wasteland.）。當我們為此致電選舉團隊時，他們要求支持者表現「文明、理性、正派，而且具有同情心。」那是一切才剛開始的事。

同樣在那場選舉中，老馬可仕的兒子小馬可仕（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以副總統候選人的身分參選。我們明確在社群媒體上發現有股力量正在改寫他的家族史，希望重新定義並漂白馬可仕家族的紀錄。我們目睹了一種強烈的「敵我分明」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會引發憤怒和仇恨的情緒，讓選民的組成更為極化。

第二階段的沉淪跟一種全新黑色行動產業的商業化有關，這種產業透過早在法律灰色地帶運作已久的地下數位經濟來營利。早在二○一四年，機器人和假帳號在全世界（特別是在烏克蘭）變得惡名昭彰之前，《拉普勒》就已經發現出沒在我們國家電信公司競爭過程中的資訊作戰痕跡。在一篇我們命名為〈＃斯馬特的免費網路：剖析推特上的黑色行動宣傳〉（#SmartFREEInternet: Anatomy of a Black Ops Campaign on Twitter）的文章中，我們說明一間公司是如何使用三種帳號來影響公眾認知。

菲律賓的長途電話公司及行動通訊業者「斯馬特」（Smart）跟「全球電信」及其行動子公司互相爭取用戶。斯馬特在推特和臉書上使用標籤＃斯馬特的免費網路（#SmartFreeInternet）來從事宣傳活動。但《拉普勒》卻記錄到，有種結合了機器人和假帳號的攻擊，突然殲滅了整個行銷活動：因為只要一有人使用這個標籤，就會有機器人或假帳號自動傳送負面訊息給這個人。

這是利用一九九○年代在美國電腦產業很風行的一種舊手法——像IBM或微軟（Microsoft）這類電腦公司在針對競爭者時會這麼做——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知的「恐懼、不確定性和疑慮」（fear, uncertainty, and doubt，簡稱FUD）手段。虛假訊息宣傳會透過散播負面訊息及謊言來煽動恐懼。我們在網路上記錄到的對話，讓人聯想到共產黨的「從鄉村包圍城市」：這種作法可以有效阻斷斯馬特的推特帳號去接觸到他們意圖鎖定的千禧世代受眾。「有些公司、利益團體和政府動員了必要規模的虛構社群媒體資源，就為了阻擾這些平台上的正規使用者，」我們在文章中如此寫道。「若是放任不管，這類行動可能讓推特這類平台變成荒原，不但降低人們參與的意願，也會限縮群眾為大眾追求利益的潛在力量。」

確實，才僅僅兩年前，我們就看到FUD這種手段轉移到政治及宣傳領域。然而這種情況不該讓我們感到驚訝，因為在二○一四年進行過相關實驗的人——像是山姆——後來有許多人決定轉而投身政治領域，並在二○一六年為杜特蒂使出了他們的絕活。

我對肯恩、克萊兒及伊莉莎白展示了相關數據，說明我們一開始是如何發現這種手段已轉移到政治領域：我們調查了一個攻擊《拉普勒》和ABS-CBN的組織網路。

首先，柴和她的團隊鉅細靡遺地用一個電子表格記錄下那些攻擊者的臉書帳號、他們的「好友」帳號，以及這些帳號所隸屬的不同社團。其中一個圖表匯集了二十六個帳號以及他們的「自我介紹」內容：他們工作的地方、他們就讀的學校、他們的工作，還有他們住的地方。我們把表格上每個欄位的內容分配給個別記者，讓他們去確認這些資訊的真實性。結果每條資訊都是假的。

這二十六個帳號的行動跟大多數使用者不同：他們隸屬的臉書社團比他們真正的好友數還多。其中一個例子是穆查．波提斯塔（Mutya Bautista），她聲稱自己是一名在ABS-CBN工作的「軟體分析師」。波提斯塔的公開好友名單顯示她只有十七個好友，可是卻總共參加了超過一百個社團，其中包括那些為小馬可仕競選宣傳的海外菲律賓社群，另外還有一些買賣物品的社團。這些社團的成員都有數萬到數十萬的規模。

我們的團隊至少花了三個月，才手動算出這些個別訊息在公開社團中的觸及數。根據他們的列表計算，每個臉書上的假帳號可觸及到三至四百萬個帳號，並因此證實一個謊言可擁有指數性增長的觸及數。我相信《拉普勒》是首先將這一切量化的單位。

我也向新加坡的臉書團隊說明，這些黑色行動玩家是如何有系統地把社群媒體變成武器，而且會根據不同的人口組成來決定採用的策略，其中包括菲律賓極少數的上層階級、中產階級，還有大量底層人民。他們創造出內容，再透過傳遞網路擴散出去。臉書確實是這個傳遞網路的關鍵媒介，不過事實上，所有社群媒體平台都捲入其中。

我們所看到的是在網路上的一種不對稱戰事，只不過這次是歌利亞採用了大衛的戰略。那些平台跟擁有更大權力的人使用了反叛團體的伎倆。只要有人起身反抗親杜特蒂及小馬可仕的虛假訊息網路散播謊言，就會遭受到許多讓他被迫自我懷疑的攻擊，不然就是會有人說他瘋了。即便是壞人做出的事，這些人也會把責任推到好人身上。

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世界上的其他民主國家。臉書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卻只是進退失據。在美國的臉書平台上，極右派及另類右派社團內散布的謊言特別多，臉書也有可以證明這些問題的數據，卻沒有採取任何作為（獨立研究者還要很久之後才會揭露被他們掩蓋的這些問題），因為擔心這麼做會搞壞臉書與共和黨的關係。這也代表，身為臉書使用者的大眾——這些資訊作戰所針對的對象——非常容易受到攻陷，因為他們在面對看似正常流通的各種混亂訊息時，幾乎沒有足以自保的手段。於是唐納．川普明目張膽又喜孜孜地在總統選舉期間一路說謊，就連選上總統後也沒有停止，而他的所有謊言都是透過像菲律賓那樣由下往上的社群媒體操作而來。川普和杜特蒂改變了他們國民的思考及行為方式。

我們開始在《拉普勒》思考如何創造一個資料庫，來監控我們的資訊生態系——類似打擊虛假訊息網路的國際警察組織。我們必須打造出得以理解當前科技的技術。於是，我們開始將資料的蒐集自動化，為的是追蹤哪些種類的內容正在到處傳播，以及傳播這些內容的組織網路又是哪些。記錄訊息流通狀況的能力已經內建在《拉普勒》的DNA中。一開始，我們嘗試回答的是一個比較正向的提問：一個想法是如何透過社群傳播之後觸發公民行動？舉例來說，透過研究線上社群的形成過程，我們試圖分析菲律賓是否擁有基於意識形態差異而出現的真正政黨。而現在我們已有答案：沒有。我們沒有基於意識形態差異的真正政黨；我們只有以特定「名人」為主要驅動力的政黨。就算之前的記者都能觀察到這個傾向，但有資料佐證畢竟是不同的事。

這就是我們稱為「鯊魚缸」（Sharktank）這個資料庫的起源。我們透過事實查核來辨識謊言，然後監控究竟是哪些組織網路反覆分享這些謊言。我們學習組織性地使用這些資料，才有辦法監控所有公開訊息在我們國家逐步傳遞的過程。而且，我們將這些相關資訊開放給大眾取用。

接下來的幾年，在我起身對抗那些攻擊我們的高官時，人們總問我是如何找到勇氣。

「很簡單啊，」我通常會這麼回答。「事實站在我這邊。」

※ 本文摘自 《向獨裁者說不：諾貝爾和平獎記者如何捍衛民主底線，為我們的未來奮鬥》，原篇名為〈第七章　如何透過朋友的朋友摧毀民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