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個古文明興起先後不同，發展歷程卻奇妙地一致

文／王世宗

上述文明發展的歷程在世界各大文明區皆可應驗，並無歧異；也就是說，世上諸文明興起的時期雖先後有別，但是文明（或說古文明）「成長」所經歷的進程皆相同。這個一致性顯示在高度文明成就之前──即如前述文明歷程的討論止於帝國與文明觀（或立國精神）成形的階段（約為西元前500年）──初級文明的發展深受物質環境或外在條件的影響乃至制約。

上文所分析的文明演進歷程以後見之明而論甚為合理且必然，這似乎驗證了唯物主義的文明歷史觀，但其有效性其實是由於初民社會最大的問題即在克服自然以求生，故早期的文明發展取向與物質條件關係當然緊密。然而進入高度文明之後（或者說高度文明自有其高尚表現），一個社會的文化性格與其物質環境的關係便趨於疏遠，人的自由意志表現則增強（這才顯示文明的高貴性），可見左派學者的唯物史觀在論述文明歷史──尤其是現代史──時，實在過於將人「物化」(dehumanize)，而忽視文明發展的意義和理想。

事實上，道德（社會出現後）與知識（文字發明後）的增長皆未必有助於人的求生，但這卻是文明進化之所圖，可見文明發展不僅為謀生，更為求道。這也就是說，若論文明偉大與否，不應著重其初期的表現──因為各古文明的同質性其實甚高──而應視其後來發展的成就，這才是文明差異的重點所在。

另外，各古文明興起先後不同而發展歷程卻一致的現象，使人不禁設想世上文明相繼的出現似為單一文明向外傳播的結果，由此文明傳播(diffusion)論與獨立發展(independent origins)說形成對峙的文明發展理論。論者往往以各文明區的農業、陶業、銅鐵等物質文化之交流及其興起時間的早晚不同為證，論斷文明傳播的真實性，但事涉精神文明現象的部分，這個說法便無法令人信服。

例如埃及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固然可能受到兩河流域同為象形系統的楔形文字(cuneiform)之影響而定型，但無論如何，中國的表意文字(ideograph)系統應不是源自於西方，畢竟其間性質的差異有相反之勢；又古希伯來人的啟示性宗教信仰（revealed religion，即猶太教）也與古印度的非啟示性宗教（non-revealed religion，即婆羅門教）觀，迥不相牟，二者應無相互繼承或仿效的關係。依此而論，文明獨立發展說似較可信，而事實上世上的四大古文明在初期發展的時候，彼此確少有接觸；何況傳播論無法解釋最初文明如何出現的問題，這表示獨立發展說畢竟較傳播論有效（缺陷較少）。

然而究竟人類文明是靠傳播而擴展的，抑或是各自獨立發展而成的，至今學者仍無共識與定見，而此後似亦不能確知。但若吾人以探究文明的價值為念，則超越時空的文明意義才是尋思的重點，上述的爭議於此便無關宏旨。又如前文所說，文明性格與成敗的判分關鍵其實不在於古代，而是在於現代，爭論文明起源的單一性或多元性與探問何為高度文明取向的大哉問相形之下，就顯得有些玩物喪志了。

文明發展的歷程顯示人類不斷朝向「克服自然」前進，但克服自然一方面當是不可能，另一方面則為無止境，故文明發展的終極目標應不是在於克服自然，或侷限於物質文明的成就，因而人與自然的關係之重新思考與定義，乃成為現代文明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