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上海是改良派的溫床

文／章念馳

上海自一八四三年開埠，至時已逾半個世紀，西方列強以洋槍洋炮敲開了閉關自守的中國大門，英國「阿美士德號」率先闖入了上海，接著《南京條約》的簽訂，使上海繼廣州之後也對外開放。從此洋人在上海迅速開設商行、建倉庫、造碼頭、辦學校、立租界、開工廠⋯⋯，外國資本在上海迅速發展，隨之帶動了中國民族商業、航運業、金融業在上海的發展。

上海本來地理位置優越，有「江海通津、東南都會」之稱，近代企業與洋務運動在上海的興起，使上海漸成全國經濟中心，同時也使上海成為傳播西學的文化中心。繁華的上海，使許多愛國的知識分子在這裡品嚐到西方物質文明的艷果，同時反思中國落後的原因，自然地萌發了向西方學習的思潮，使上海成了改良派的溫床。維新派在上海辦起了許多報刊，從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維新派在全國共創辦報刊四十種，其中二十七種都是在上海發行，其中尤以《時務報》的影響最大。

太炎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來到了上海，開始在《時務報》任編輯，同時也居住在《時務報》館內。當時《時務報》址在四馬路（今福州路）福建路口。梁啟超當時也住在報館內，「獨居一小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宣傳變法，反對守舊，一紙風行，成全國維新派聚集地。

太炎第一次到上海工作與生活的時間並不長，僅三個月。當時他在《時務報》上先後發表了〈論亞洲宜自為唇齒〉和〈論學會有益於黃人亟宜保護〉兩篇文章，針對清政府親俄賣國的外交以及禁止「強學會」的內政，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主張「今之亟務，曰：『以革政挽革命』」，在政治上鮮明地支持改良主義。由於他文辭犀利，論說有力，頓時在維新志士中引起很大反響。譚嗣同在給汪康年與梁啟超信中說：「貴館添章枚叔先生，讀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梁啟超）如賈誼，章似司馬相如」。

黃遵憲給汪康年信中說：「館中新聘章枚叔、麥孺博，均高材生，大張吾軍，使人增氣」。可見太炎一經投入政治鬥爭行列，就顯示出他的不凡身手。但是，太炎由於在學術上與康有為、梁啟超「輒如冰炭」，使他在《時務報》僅僅逗留了三個月。

康有為當時因維新變法的需要，將孔子偶像化，把孔學宗教化，欲建「孔教」，用孔子的「三世說」，來「託古改制」。而太炎對康有為自封為「南海聖人」，欲當孔教的教皇，以及對康有為今文經學的「詭誕」，以新的迷信來取代舊的迷信，終不能表示苟同，致遭康、梁門徒「攘臂大哄」，而只好結束《時務報》工作，憤然返回杭州。

譚獻在他《復堂日記續錄》四月二十八日日記中記道：「聞章生枚叔與同事哄而去」。孫寶瑄則在他《忘山廬日記》中，清楚記載著太炎離去的原因與時間。據《忘山廬日記》四月十五日（三月十四日）日記說：「枚叔以酒醉失言，詆康長素教匪，為康黨所聞，來與枚叔辯，至揮拳」。因學術觀點不同，太炎竟遭圍攻和拳毆，故憤去。四月十六日（三月十五日）孫寶瑄日記說：「送章枚叔行」，即送太炎返浙鄉。由此可見，太炎第一次來滬時間為一八九七年一月，離滬時間為四月十六日，歷時三月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