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男人和女人，就離不開「這個」！

文／井上理津子；譯／鍾嘉惠

回來繼續談賣春防止法臨將通過前的飛田。

接到賣春防止法通過的消息時，飛田的老闆們個個抱頭苦惱。

約莫半年前才接到全國性病預防自治會（紅線業者組成的全國性團體）的捐款請求，「以阻擋賣春防止法的通過」。飛田的公會當然捐了一大筆錢。而從全國同業募集到的兩千三百萬圓巨款也已交給那一群代議士，所以老闆們都以為再怎麼樣賣春防止法都不至於通過吧，結果這是怎麼回事？

「沒能買通議員嗎？」

「國會更聽基督教的意見，而不是我們的。」

「我完全想不通遊廓為什麼不行！」

據說許多老闆拿著刊登了賣春防止法通過文章的報紙，像無頭蒼蠅似地驚慌失措。

畢竟，諸位老闆對「剝削」的認知十分淺薄。換句話說，他們自認在做「和性有關」的小生意。「就像榻榻米店賣榻榻米、餐館賣餐點、蔬果店賣菜一樣，遊廓賣女人有什麼不對？」，反倒認為「我們一直在拯救家境貧困的女孩和她們的家庭」，並以此為傲。

「人哪，只要有男人和女人，就離不開『這個』。美國人不也對潘潘女（譯註：指日本在二次大戰後的混亂期，為駐日美軍提供性服務的妓女）睜隻眼閉隻眼嗎？」

「這只會讓施暴案件增加。就算法律說『不行』，需要就是需要。」

「要是別無選擇只能關門，那你得給我補償，否則我也沒辦法。」

一九七〇年代採訪過公會幹部的華房先生告訴我，當時這類聲音此起彼落。

「雖說是妓院老闆，但畢竟是不折不扣的大阪商人，只要提到賺錢的事就會絞盡各種腦汁。飛田約半數的業者打定主意，不管事態怎麼演變絕不放棄。意思就是，法律算什麼？那些政客也在玩赤坂、銀座的藝妓。一般市民有個可以玩女人的地方有何不對。誓死捍衛！

對繼續營業態度積極的老闆們想到一個主意，即取得『待合（譯註：指提供男女聚會場所的業者）』的許可，改採檢番制（譯註：即成立藝妓事務所，代為傳呼、接送、管理藝妓），把小姐們訓練成藝妓，讓她們像以前一樣接客不就沒問題了？寬限期間他們開始努力準備轉行。實際去南區的『待合』參觀、學習，覺得身為經營者必須了解什麼是賣春防止法，請來關大出身的律師，研究有沒有漏洞可鑽。為了讓小姐們遇到警方突襲檢查時能夠回答得出：『我們在做的和賣淫不一樣』，每週開學習會，要她們把賣春法死記硬背下來，即使這樣仍然不放心，還舉辦模擬考。然後馬上訓練小姐們跳舞、彈三味線，讓她們看起來像個藝妓。」

面對賣春防止法的全面施行，老闆和小姐們似乎都卯足全力。更何況，大家都有「在最後一刻，趁現在大賺一票」的想法。東京的吉原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以後的一年四個月期間，出現接客婦增加一百七十三人的現象，因此同樣是紅線之「雄」的飛田，到了這個時候可能也有許多從其他地區遷入的女性。飛田瀰漫著一股超越勞資、奇特的團結氣氛。

不過，不是只有飛田的老闆們轉行經營「待合」。待合就是供客人與藝妓一起娛樂、飲食的貸座敷，就空間而言和遊廓沒有不同。只是「稱呼=娼妓、常駐、有蒲團」和「稱呼=藝妓、來來去去、無蒲團」的差異。

大阪府通告各紅線區，於賣春防止法全面施行的一個月前，即一九五八年二月底前停業，一九五八年一月，大阪府警為了「根除『非法賣春』」，具體定出業者轉行經營待合、酒吧等風月場所的限制，如：

• 超出風俗營業法所定的規模，即使只超出一點都將不獲許可。
• 現有從業婦女全數解雇，業者要提交新的商業計畫，代替書面承諾。原則上不允許重新雇用，但無處可去的從業婦女不得已滯留店內時，必須簽署書面承諾，表示已解除賣春契約，並將副本提交警方。

飛田的老闆們輕鬆地通過了這些規定，並計畫改變身分成為以賣淫為目的的待合業者。

另外約半數對繼續經營賣淫態度消極的老闆們，則決定改經營寄宿屋（譯註：即收取房租、伙食費等提供住宿的人家）或旅館，但前身為妓院的寄宿屋住的是前賣春婦，而旅館當然是幽會旅館化。

當我去看飛田以外的大阪其他遊廓的動態，二月一日港新地（港區）三十三名業者中的十名業者，及二月十九日今里新地（生野區）的所有業者，舉行「解散儀式」；二月十四日松島遊廓向大阪府警請願：「希望將遊廓營業期限從原本公告的二月底至少延長至三月十五日」，同時提出「轉型為大眾旅館街」的方針。他們正一步步走向遊廓的終結。唯有飛田還竭力地喊出「讓我們營業到三月的最後一刻。想盡辦法鑽法律漏洞」。在其他新地如梳子的齒脫落般一個個轉業、停業的情況下，二月中旬以後飛田才放棄與定下二月最後一天為期限的大阪府警抗爭。

二月十三日，由四天王寺婦女諮詢所主辦的「接客婦就業懇談會」在飛田新地組合事務所講堂召開，約有三百位女性出席。根據每日新聞的報導，出席女性提出的問題類型為「即使重新做人，世人會溫暖地歡迎我嗎？我最害怕的就是因為在紅線區待過就被人冷眼看待」、「我想賺足夠養活我五個兄弟姊妹的錢。從事其他行業要是得不到我需要的收入該怎麼辦？」。

這些女性沒有選擇其他職業的餘地才會為了生存以賣淫為生。在失業人口充斥的時代，結束營業或轉行並不容易。而且沒有人帶頭。在東京，主張「組工會，以堅持我們的生存權，反對賣春防止法」的「接客婦從業人員工會籌備會」成立，但這股趨勢並未傳到大阪。大阪府宣布「為鼓勵接客婦轉行重新做人，提供每人五萬圓的貸款」。然而在飛田，更多的是如此哀聲嘆氣的女性：

「借那五萬圓，最後還不是得還？一點意義都沒有，跟著老闆比較好。」

大聲斥責前來進行個別更生輔導的四天王寺婦女諮詢所的諮商員：「妳們制定這樣的法律來欺負我們？」、「現在要我做女佣之類的工作，做不來啦！」的女性並非只有一、兩位。

與此同時，二月二十四日半夜十二點多，飛田本通發生大亂鬥。隔天早晨報紙新聞報導：「十多名皮條客揮舞日本刀砍傷四名皮條客的臉部、頸部和手，一人因大量出血不久後死亡，其餘三人亦身負重傷，生命垂危。在賣春防止法全面施行之前，許多窮途末路的皮條客為爭奪地盤以命相搏」，可這不只是飛田皮條客之間的地盤之爭。

過去飛田一直是黑幫鬼頭組的勢力範圍。鬼頭組當時在西成一帶勢力強大，旗下有一百多名皮條客。組向飛田及飛田周邊的店家收取保護費，皮條客與賣春婦勾結，時而以粗暴的手段圈客並搾取錢財的結構，事實上已確立。

「地盤算什麼東西！我們要徹底摧毀鬼頭組，進軍飛田！」

挑起「戰爭」的，是柳川次郎率領的愚連隊（譯註：日本舊時代的用語，即地痞流氓、不良少年集團、阿飛）八男。柳川十多歲在九州的中津時，對居住在日本的同胞僅僅因鄰居是韓國人就群起攻之而感到憤慨，故開始和日本人打架。戰後來到神戶，拿槍指著黑市老大搶奪財物。「搶壞人有什麼錯？」是他當時的主張。在柳川因強盜嫌疑而遭到逮捕、入獄後，他暫時回到九州中津，後來與昔日戰友一同去大阪，「要在大阪打天下」。那時八人還只是一個月向國鐵大阪站的豬肉鋪收取千圓保護費的小地痞，卻把野心轉向飛田。並為了打垮鬼頭組、拿下飛田，展開了殊死戰鬥。柳川等人襲擊鬼頭組的販毒處和妓院時已種下火種，之後柳川的小弟遭鬼頭組圍毆並被擄走時，柳川因一時氣憤，當天便帶著日本刀、殺魚刀、手槍發難，揭開以僅僅八人攻擊百餘人的鬼頭組大亂鬥序幕。直到三月十七日為止，長達三週的期間反覆混戰，輕重傷者達到十五人。

柳川一群人「獲勝」，瓦解了西成最大黑幫鬼頭組。柳川次郎遭到逮捕，被關進大阪拘留所，九個月後就獲得保釋。之後成立柳川組，升級成擁有兩千名組員的黑幫。並且加入山口組，成為稱霸全國的馬前卒。他們被人稱為「殺手軍團」，瞬間聲名鵲起（之後於一九六九年解散）。

柳川組對鬼頭組的混戰現場當時人山人海。圍觀者也是搏命演出。「只有我們親眼見過沾滿鮮血的大亂鬥」，這怎能不增進飛田和周邊居民的同舟共濟之感？這起事件可能也煽起了飛田人奇特的團結意識。

※ 本文摘自 《最後的花街．飛田》，原篇名為〈苦肉計〉，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