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胡適的批判，出自對他的恐懼?!

文／周質平

過去幾年來，我教學和研究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知識份子所熱烈討論的一些問題，如「國故整理」、「全盤西化」、「科學與玄學」、「民主與獨裁」，這幾場代表時代思潮的論爭。本書所收的幾篇文字大多是以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為中心，圍繞著這幾個題目而進行的分析與探討。

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胡適無疑的是一個中心人物。從提倡白話文到「打倒孔家店」，從「國故整理」到「全盤西化」，他不但是提倡者，也是總結成果的人。就學術研究而言，胡適的影響及於中國哲學、文學、史學各各層面。甚至於近代中國語法的研究，胡適也是少數先驅者之一。就社會改革而言，從喪禮改革到婦女解放，從個人主義到「好人政治」，這些口號和運動都是和胡適分不開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他幾乎成了所有新思潮的總匯；於是新思潮所引起的種種結果和功過，都或多或少的落到了胡適的頭上。他一方面固然是「眾矢之的」；但在另一方面卻也是眾善之源──所有改革的原動力。胡適成了一個不是「首功」就是「罪魁」的兩極人物。

五十年代由中國共產黨所發動的胡適思想批判，把胡適「罪魁」的形像提升到了最高點，但在此同時，卻也是對胡適思想的價值和影響作了最高的肯定。胡適的片言隻字都成了他們聲討的對象。要知道：批判的背後總是隱藏著恐懼的。

在獨裁和極權的統治之下，特別能看出理性的力量！許多批評家常說胡適「軟弱」，但胡適的「軟弱」絕不意味著「無力」。胡適的「弱」是「柔弱勝剛強」的「弱」，而不是「衰弱」或「微弱」的「弱」。因此，「軟弱」的另一種解釋是溫和而穩健。溫和穩健是持久的基本條件，而持久的本身卻是一種力量。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是個最能利用激進思想來打開新局的人，但他同時也最能了解激進思想的局限。激進的言論，有它的作用，它能在短時期之內，引起人們的注意，使人們從沉睡中驚醒。然而，過激的言論，也能引起意想不到的阻力，延緩改革的進程。尤其是清醒之後，理智的分析取代了感情的衝動，煽動性的言論在這個時候，就很難再起作用了。

五四早期的陳獨秀（一八八?─一九四二）、魯迅（周樹人，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和錢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等人在「醒睡」的過程中，都曾出過大力，建過奇功，但喚醒之後，這些早年大將都不免有點亂了陣腳，失了故步。錢玄同當年積極提倡白話文、新詩，廢滅漢字，而晚年卻常以小篆、隸書寫古奧的文言，由「疑古」漸漸轉向「信古」，甚至於「戀古」，這是老年轉向保守反動的一個顯例。

而陳獨秀、魯迅等早年德先生、賽先生的擁護者，而後竟漸漸轉向民主自由的反面，在政治上相信社會主義。唯有胡適能夠堅持他民主、自由、科學的信念，始終和舊社會、舊思想鬥爭。這實在是新文化運動中極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放火的人很多，等火勢燎原之後，善後的人卻寥寥無幾。或是等火勢既起之後，許多人都不願再走從文化思想上進行改革的這一條路，而想在政治改革上另覓捷徑。結果是捷徑沒有找著，卻把中國引上了一條社會主義的死路，這是近世中國的大悲劇。

今年是胡適百歲生日，回顧近百年來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我們所不缺的是感情的衝動與暴力的摧毀。知識份子受了幾個政治口號的驅使，心甘情願的去為一個虛無縹渺的「主義」為牛為馬，為魚為肉。真正的悲劇並不在知識份子為「主義」所用，而是在知識份子如此虔誠的信仰那個主義，如此甘心的樂為所用。這種無怨無悔，死而後已的奉獻和信仰才是悲劇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