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殺光那些狗之後，會不會來殺我們？

文／麗莎．史蒂文森，譯／謝佩妏

預期失敗

由於幫助母親自殺，厄奇尤特就無法配合政府要他們活下去的責任。庫維亞那圖克堅持只要卡魯納把規則訂得更清楚，因紐特人就會努力配合。配合和失敗的問題很複雜難解。北極官員希望眾人配合推動政策，心裡卻又預期會失敗。一九六四年的〈愛斯基摩住宅計畫小組委員會報告〉（見第一章）清楚指出，想要減少北部地區的肺結核感染率，光是提供因紐特人「框架建築物」並不夠。還要教導因紐特人使用方法，因為「很多愛斯基摩家庭缺乏用有益健康的方式管理家務的技術、金錢、經驗，以及最重要的動機」（Subcommittee on Eskimo Housing Program 1964: 9，強調為筆者所加）。政府要提供技術，但因紐特人自己也要培養模仿卡魯納生活方式的渴望和動機。他們必須學會配合。

一九六二年，伊魁特的社工菲利絲．哈里森發表了一則因紐特家庭從「石器時代到原子時代」之轉變的虛構故事。故事在加拿大廣播電台的廣播上播出，故事中的爸爸阿那瓦卡路是個受人敬重的獵人，媽媽可露加很會做衣服和帶小孩。但某年冬天，可露加染上肺結核後被送去南部治療。康復返鄉後，加拿大政府送給她一棟現代住宅。根據哈里森的描述：

（可露加）很想取悅幫助她恢復健康和供給她的小孩生活所需的人。她很喜歡這棟有三個房間的新房子，裡頭全都漆成鮮豔的色彩。她仔細地把毛皮大衣掛在吊鉤上，而不是隨便丟在床上；把垃圾丟進院子的空油桶，而不是直接丟到門外。儘管如此，白人女性的方式她永遠學不來。（Harrison 1962: 16）

儘管社工、護士、醫生、傳教士等人都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為他們示範乾淨、整潔和服從的殖民規範，因紐特人（從殖民代理人的角度來看）還是無法完全符合白人同胞訂定的標準。因紐特人藉由喜歡白人女性喜歡的事物（顏色鮮豔的房間和把外套掛在吊鉤上）展現自己的配合，這點很重要。當局並不期待他們能遵守規範：可露加「永遠學不來」。既然聚焦於如何延長壽命的「愛斯基摩治理工作」可以說是一種生命政治體制，一邊治理卻一邊預期治理會失敗也就帶出了本書的核心問題：生命政治的精神生命。

彼得．伊提努亞曾在加拿大廣播電台的廣播訪談中提到一九六二年他被送去南部接受教育，成為政府測試因紐特小孩的適應狀況的「天竺鼠」。跟故事中的可露加一樣，伊提努亞被期望學會卡魯納渴望的東西。接待他的家庭提供他各式各樣的機會。根據他的回憶，「我記得他們告訴我，愛斯基摩人或印第安人會做的事，白人能做得更好。但另一方面我也記得他們給我很多愛和理解，很多鼓勵，或是學習鋼琴、柔道之類，你同時間在北部通常不會接觸到的活動。」

當生命政治的技術官僚理性碰到殖民主義的精神現實會發生什麼事？當國家提供機會卻又期望失敗會發生什麼事？正如伊提努亞所說，卡魯納雖然提供他很多機會，但他還是要知道：他能做到的事，白人能做得比他更好。

存活

從厄奇尤特的故事中清楚可見，加拿大政府期望因紐特人配合，不只是要他們渴望文明帶來的一切，也要他們渴望生命。我訪問努納武特政府的一名政策分析師時，這點也清楚呈現在我面前。米瑞安．瑙德拉克是一位打扮優雅、氣質高貴的女士，我和她在她的辦公室討論青少年自殺問題，但她卻說起了因紐特人漸漸成為加拿大政府監護對象那段時期，她的親身經驗。她告訴我她被帶進寄宿學校的經過。

一九五五年，切斯特菲爾水灣蓋了一間學生宿舍，由格雷修女會的修女擔任舍監。每年秋天，飛機就會降落在伊格魯利克村附近的營地，將學齡兒童帶離家人身邊接受教育。學校都用英語上課，課本也是為南部加拿大人編寫的（Steensel 1966: 130）。米瑞安提起往事時口氣平靜，輕描淡寫。她記得父親駕船帶她去坐水上飛機，當她大哭大喊時他轉過頭。後來她想爸爸轉過頭或許是因為這樣她就看不到他的眼淚。她說：

我能參考的只有我過去的生活。從小到大我過的是傳統的游牧生活，因為是家裡唯一的女生，是唯一的姊妹，唯一的女兒，所以受到特別的待遇。那時候小女生都綁辮子，很寶貝頭髮，以一頭長髮和身為女生為傲。去學校之後，住進寄宿學校，我接收到的訊息卻都不同以往，他們不用開口，他們沒收了我們的傳統服飾，發給我們衣服，不是毛皮做的……剪掉我們的頭髮……不准我們在學校講我們的語言，只能講英語，諸如此類的。對我來說，那就像說因紐特人不好一樣。那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名字是米瑞安。

知道自己名叫米瑞安是她成為另一個人的開始。上學之前她只有因紐特名字，現在她離開了爸媽，離開了九個人睡一張大通鋪的草皮屋，離開了她能叫出每間冰屋裡的每個居民的冬季營地。當她開始學說英語、學讀書寫字和算數時，她也發現自己的因紐特名字無法在外界使用。第一天到校翻譯員就告訴她從此不能再說因紐特語，但她會的英文字只有「hello」。

「所以那年我在學校很少說話。」我們的對話呈現夢境一般的質地。她接著說：

我對寄宿學校沒留下什麼記憶。我記得去上學時我是左撇子，好像睡了個覺醒來就變成了右撇子，但過程我都不記得了。我記得我們排隊剪頭髮那天，我的頭髮長到大腿，我不想剪頭髮所以就躲在桌子底下。我不知道他們後來有沒有找到我。我不記得了……一定有吧，因為我的頭髮變得跟大家一樣……我記得……是什麼時候呢……我不記得確切的時間但我想是春天。總之，我們去散步，大家想去摘壓在雪下面的結冰漿果，那年夏天──所以一定是春天沒錯──長出的漿果。回程途中我摔了一跤，我不想爬起來。我好想凍死，因為我好累……你知道……只想回家卻又回不了家。我好想念爸爸媽媽。我只記得這些，之後的事都想不起來了。

米瑞安以及第一章的考雅克，還有這一章的庫維亞那圖克、厄奇尤特和可露加都被要求用不同的方式配合一種生命體制。我所謂的「生命體制」是一種政治體系（在這裡是一個日漸擴展版圖把偏遠地區也納入國土的福利國家），延續人民生命是其首要目標。

小說家柯慈擅長觀察後殖民的矛盾現象並提出自己的理論，但他也了解服從一種生命體制意味著什麼。《麥可．K的生命和時代》這本小說中有一幕，在專收「顛覆分子」的南非勞改營任職的某醫師遇到一個拒絕進食的病人。這名病人「像從墳墓後面看著你」，瘦到只剩下皮包骨，在體能訓練時倒下。醫生不無挫敗地說，「如果我們放了你，如果我們任由你這種情况下流落街頭，你不到二十四小時就會沒命。你無法照顧自己，沒有那種能力。幸福（護士）跟我是世界上唯一在乎你想要幫助你的人。不是因為你很特別，而是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為什麼你就不能配合呢？」（Coetzee 1998: 145）

要注意的是，醫生一邊要求病患配合，一邊對他沒能配合而失望。過了一會兒，這名用詞簡潔的病人麥可．K拐了彎問醫生：「我問自己：我對這個人來說代表什麼？我問自己：我是死是活對這個人有什麼意義？」醫生反駁他：「你倒不如問我們為什麼不把犯人槍斃。這是同一個問題」（1998: 148）。

期待殖民地居民乖乖合作，共同投入延續生命此一目標的殖民欲望，是柯慈這本小說的重點。殖民地居民可能生病，可能死於不明病症，甚至可能死於周圍爆發的內戰，但他們都應該配合政府的目標，努力活下去。這種期待他人配合的渴望，變成柯慈小說中的醫師的執念，也是我描寫的那個時代的北極官員的執念。

然而，當柯慈筆下的醫生（一個和善卻也充滿矛盾的人）說他關心麥可．K時，他堅稱那不是因為麥可．K特別，而是因為他是醫生。因此醫生不斷叫錯病人的名字（叫他「麥可斯」而不是「麥可」）也就不能等閒視之。因為到最後病人是誰其實並不重要，更重要的身為醫生的他，能不能說服病患相信合作的重要性。

但麥可．K沒有因此開始進食或解釋自己為何不吃東西，而是質疑起醫生跟病人之間的連結。「我是死是活對這個人有什麼意義？」他問。

「我是死是活對這些人有什麼意義？」這也是庫維亞那圖克內心想問在北極圈照顧因紐特人的醫生和護士的問題。他們照顧我們部分是因為這是他們的工作，要是不聽命行事就會被革職。我們（因紐特人）對你們來說究竟算什麼？借用柯慈筆下醫生的話來說，有什麼能保證你們不會斃了囚犯？

幾年後，米瑞安回顧寄宿學校生活時問了同樣的問題。這本書反覆提出的問題之一就是：配合政府活下去意味著什麼？把生命本身看作一種價值？那就表示要像考雅克一樣坐上一艘南下安大略省的船治療末期肺結核嗎？還是從雪地上爬起來，走回正在積極進行「改造」計畫的寄宿學校？或好好吃飯，聽從醫生對麥可．K的勸告，這樣他在勞改營才能繼續做開合跳和向國旗敬禮？

拒絕配合又意味著什麼？其中的諷刺當然是，一九八○年代當政府對因紐特人的健康加強監控，死於分娩、飢餓和肺結核的人數降低的同時，因紐特青少年卻爆發了自殺潮。某方面來說，因紐特青少年不願意跟當局配合。事實上，本書提出的一個論點就是：因紐特人從來沒有完全被加拿大政府的生命政治收編。他們常常未能配合當局推動的生命體制，生或死都超出當局的可理解框架（見Dreyfus, Rabinow, and Foucault 1983: 120-21）。

而我們可以問的問題或許是：因紐特人至今某程度也還在問，囚犯為什麼沒被槍斃？

皇家騎警會不會「槍斃囚犯」的問題在一九五○年代晚期變得真實。當時皇家騎警開始射殺在北魁北克和北極東部的因紐特社群亂跑的雪橇犬。一九五九年，麥基爾大學的人類學家Toshio Yatsushiro（庫維亞那圖克寫信請願的對象）在訪談表上多加了一個有關射殺雪橇犬的問題。大多數受訪者都對射殺事件表達了困惑和震驚，很多人至今也是。

皇家騎警仍然堅稱他們是在處理一個真正的公共衛生危機，而因紐特人則質疑雪橇犬構成的危險和皇家騎警的動機。Yatsushiro在伊魁特的雪橇犬事件過後幾年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認為皇家騎警「之所以屠殺愛斯基摩人的雪橇犬，原因是這些動物對人類社群構成威脅，尤其是白人社群」（Yatsushiro 1962: 21）。

Yatsushiro在一九五九年訪問了傑姆西，他看這件事的角度更悲觀。傑姆西看出了這件事的不祥意涵，還有官僚政治會有多麼的不友善。他對未來的想像尤其灰暗。他（對Yatsushiro的因紐特語譯者）說：「但我有時候也會想，他們（警察）殺光全部的狗之後，下一個會不會拿我們因紐特人開刀？」

譯者再次求證：「他們殺光全部的狗……？」

「對。殺光全部的狗之後，那些警察說不定會把怒火轉向我們因紐特人。這是我最擔心的事。」

「擔心他們會把矛頭轉向因紐特人，開始殺因紐特人？」

「對，或許不會殺（因紐特人），而是把怒火轉向我們。」

接著，有趣的事發生了。即使傑姆西修飾了用字（或許他們不會真的殺了因紐特人），譯者還是選擇「殺」這個動詞來表達他的意思。譯者用他的基礎英文對Yatsushiro說，未來皇家騎警「或許有時也會殺更多愛斯基摩人」。

你幾乎可以聽出Yatsushiro瞬間臉色發白。他進一步釐清。譯者多次試著表達自己的意思，最後說：「警察殺愛斯基摩人，下次。」

「愛斯基摩人……」Yatsushiro說，語氣不太確定。「警察殺愛斯基摩人？還是愛斯基摩人的狗？」

「愛斯基摩人一樣，狗一樣，警察殺。」譯者解釋。

Yatsushiro納悶是否自己聽錯了對方使用的動詞。「給（give），」他興奮地說，「哦！給？」

譯者堅定地回答：「殺（kill）。」

「哦，殺？」

「嗯。射殺，」譯者說。

「射殺，」Yatsushiro重複一遍，彷彿在心中思索這個字。

「狗，一樣，愛斯基摩人。」譯者強調，但Yatsushiro還是懷疑是不是自己聽錯了。

「哦，愛斯基摩人會射殺自己的狗。」

「愛斯基摩，狗，都一樣。一件事。」譯者加強語氣。

「一樣。」Yatsushiro重複了一次，對於譯者想表達的事突然豁然開朗。

「警察殺。」譯者又說了一次。

「警察殺……狗。」Yatsushiro跟著覆述。

「狗先，接著愛斯基摩人，或許。」

「下一次愛斯基摩人，警察會射殺愛斯基摩人？」Yatsushiro問。

「嗯。」

「傑姆西這麼說？」

「嗯嗯。」

「嗯。」

這個想法很難消化：殖民代理人或許偷偷（也可能沒那麼偷偷）渴望殺了因紐特人，就像殺了他們的雪橇犬一樣。事實上，從Yatsushiro跟他的因紐特語譯者之間的對話中，清楚可見Yatsushiro有多難消化對方表達的情感現實（affective reality）。

一個標準的公共衛生措施（對造成健康危機的狗施行安樂死）可能帶有更邪惡的含意，一開始Yatsushiro很反感，不願相信有人想像得出這種可能。「我們為什麼不把囚犯槍斃」對柯慈筆下的醫生當然也是個不可說的問題，正如同考慮要不要把因紐特人集中到聚落的官僚把死去的愛斯基摩人視為洪水猛獸一樣。然而我卻認為，這正是活在一九五○和六○年代殖民政權下的因紐特人內心真正的疑問。「狗。愛斯基摩人。一樣。」Yatsushiro的譯者說。

當這個想法終於抓住Yatsushiro，他終於聽懂射殺因紐特雪橇犬這種行為潛藏的殘忍粗暴時（畢竟雪橇犬是因紐特人唯一的交通工具，也是他們維生的工具），他沉默地在腦中思索這樣的可能性。傑姆西繼續描述在因紐特營地射殺狗的場面有多混亂。他提醒Yatsushiro和譯者，子彈不長眼睛，帳篷之間的空間又不大，子彈飛來飛去很容易打到人，而不是狗。子彈的冷漠反映了皇家騎警對營地因紐特人安全的漠視。

很多內容當然會在翻譯過程中消失。剛開始譯者問傑姆西他的意思是不是皇家騎警接下來會殺因紐特人，傑姆西給了肯定的答案。後來他稍微修飾了用語，說他們或許不會殺了因紐特人，但說不定會「把怒火轉向我們」。到最後，我們很難忽略傑姆西的客氣含蓄，還有他談的是因紐特人應該視為「朋友」的皇家騎警。但譯者在談話過程中提出警察可能射殺愛斯基摩人「就像殺那些狗」一樣，最後Yatsushiro也同意了這個邪惡的想法。

這個想法（一開始從何而來？）之所以引起共鳴，因為它構成了生命政治造就的一部分精神生命，其中非個人且看似理性的行動（例如射殺被視為公共衛生風險的雪橇犬）對有些人來說卻是充滿敵意甚至殘忍的行動。因為如此，最後連Yatsushiro這種徹頭徹尾的局外人甚至都能了解其中寓意。一九六二年他發表在《海狸》這本加拿大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強調了因紐特人對射殺事件的不滿，並引用譯者的話：「或許警察有天會殺了愛斯基摩人，就像殺了那些狗一樣」（Yatsushiro 1962: 22）。

本文摘自《生命之側：關於因紐特人，以及一種照護方式的想像》，原篇名為〈配合〉，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