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的「繁榮」──富的是國家，窮的是人民。

文／郭建龍

中國歷史上影響唐、宋的一次著名改革，發生在北魏時代，由馮太后與孝文帝主導，建立起土地公有制。它透過北魏傳承給西魏、北周，之後被隋朝繼承，最終成為唐代的制度模型。北魏土地革命的核心是分地。每個人從出生開始，政府就會分配一塊土地，到他死後再回收。這實際上是一種公有制，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繼承權。

然而，土地公有制極易退化，因為農民並不樂於在死後將土地還給政府，他們的子女往往隱瞞不報、私藏土地。北魏的直接繼承者北齊，就由於無法查清土地數量，出現財政不足，而北魏的旁支繼承者北周，由於建立制度的時間較晚，將土地清查更為徹底，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這一點決定雙方的成敗。

隋代速亡之謎，實際上是一場「大躍進」運動。隋文帝取代北周後，建立一套嚴苛的土地和戶籍制度，要求對每個人、每寸土地都查清楚。這導致官員虛報土地數目，而且虛報的數量最高時，比實際高出十倍以上。由於徵稅機器效率太高，加上官員的浮誇作風，隋煬帝時利用強大的徵稅能力，展開大規模的工程和戰爭，最終拖垮民間經濟。

北魏太后的政策與愛情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西元四八六年），是著名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豐收的一年。她不僅找到推行改革的方法，還找到一位美妙的情人。太皇太后姓馮，出生於漢人家庭。中國古代對后妃的要求是貞淑沉靜，這和馮太后完全沾不上邊。太后情欲旺盛，權力欲極強。

她的丈夫文成帝拓跋濬在世時，夫妻恩愛、伉儷和諧。文成帝死時，皇后差一點自殺殉葬，幸虧人們將她救了下來。但她不甘心作為一個傳統寡婦，在輔佐養子獻文帝拓跋弘的同時，她在政治上乾淨俐落的除去權臣乙渾、臨朝聽政；而在感情上，她更是頻頻招納情人入宮私會，絲毫不顧忌他人的閒言碎語。

獻文帝實在看不下去，藉故誅殺太后的情人李弈。馮太后大怒，逼迫十八歲的小皇帝讓位給虛歲五歲的皇太子拓跋宏，是為孝文帝。於是馮太后變成太皇太后，獻文帝變成太上皇。五年後，馮太后乾脆殺死獻文帝，由自己控制帝國。孝文帝時期，馮太后的風流韻事仍然層出不窮，皇帝對此不僅不反對，還與太后的情人和平相處，即便太后死後，也仍然善待他們。

孝文帝太和八年（西元四八四年），北魏實行整頓吏治的班祿制改革。在這之前，北魏的中央官員都沒有俸祿，官僚階層依靠許多不正規的手段，如戰爭劫掠和霸占土地獲得收入。隨著戰爭結束，官僚階層沒有戰利品，就開始轉為騷擾民間。太后決定發薪水給官員，而薪水則來自民間徵收的一筆特別稅。

為了從民間徵稅，太后在第二年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百姓耕種，才能獲得足夠的稅收。可是分地卻進行得不順利，因為必須先掌握戶籍資料。由於北魏的統治者還不知道怎麼去統計和管理戶籍，土地改革也就無法持續下去，稅收不能如期收繳，就無法給官員俸祿。如果繼續依靠劫掠的方式，那麼北魏就稱不上是個文明王朝，只是游牧部落的變形而已。

一位名為李沖的官員時任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上表提出建議，認為先要建立起社會基層組織，在縣以下設立三級村民機構，由這些機構負責基層的戶籍和稅收管理。李沖容貌俊美又滿腹文采，讓馮太后眼前一亮，她明白自己不僅多了個好幫手，還有個好情人。此後，李沖在太后的寵愛之下，迅速升為政治明星，他的建議也成為太和改制的有力收筆。這次改制代表著北方文明的重建，也是北方壓倒南方的起始。

西元四世紀初，當南方的東晉和南朝政權苦苦掙扎於舊秩序之時，北方的中原、關中、河北地區卻處於五胡亂華後的混亂時期。胡人只熟悉草原規則，建立的國家與其說是政權，不如說是部落，原來社會中成熟的結構一一被打破、消滅，只能從無到有的逐漸建立新的結構。如同歐洲從中世紀逐漸過渡到文藝復興一樣，重建需要漫長的時間，但也帶來新的機會。北方擺脫漢代之後長達八百年的制度累贅，可以不背歷史包袱、重新設計一套新制度、輕裝上陣。

想站穩腳跟，就必須放棄草原思維

北方的重建在前秦的苻堅時期，達到一個小高潮。苻堅任命漢人王猛，引入漢人的朝廷模式。然而王猛死後，苻堅在淝水之戰中失敗，前秦分崩離析，沒有足夠的時間鞏固制度化的成果。北方的第二次重建屬於孝文帝所在的北魏。道武帝登國元年（西元三八六年），淝水之戰三年後，鮮卑人重新建立代國。在此之前，這群鮮卑人曾經被前秦吞併，藉著前秦崩塌的機會，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再次崛起，改國號魏。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制度是種混合著游牧色彩和農耕文化的特殊模式，很多時候統治者仍然對牛馬、乳製品有著特殊的偏愛，他們的官僚階層與其說是官員，不如說是部落首領。但是，隨著日久接觸漢人，北魏的統治者已經意識到，作為馬背上的少數民族政權，要想站穩腳跟就必須放棄草原思維，學會新的農業精神。北魏的統治者與北方的其他許多少數民族政權不同，早期雖然也以血統為傲，但他們很早就學習漢族人的經濟發展方式，強調農業的重要性，試圖建立穩定的戶籍制度和耕作制度。

魏太祖在建國之初，就在北方採取屯田的方式生產糧食，保證軍隊的後勤供給。為了鼓勵農耕，他一方面親自耕田作為表率，另一方面重新分配戰亂中空置的農田，並設立行政區劃，盡快的發展農業。

太祖之後的歷代皇帝也特別重視農業和戶籍。世祖太武帝時期開始整理戶籍，高宗時期有中央官員巡查地方的制度，顯祖（獻文帝）時期則廢除農業稅之外的雜稅、減輕民間負擔。一步步反映出北魏統治下的北方社會，從戰時狀態恢復到一個較為穩定的狀態。

延興元年（西元四七一年），孝文帝即位時，他的父親獻文帝已經是位虔誠的佛教徒，而雲岡石窟也已經在首都平城（今大同）開鑿十一個年頭。北魏的官僚系統進一步成熟，這時，作為漢人代表的馮太后，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成為鞏固制度成果的關鍵。

孝文帝活到西元四九九年，其統治期間的所有改革，統稱為「孝文帝改革」。改革可以分成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西元四九○年之前，由馮太后在世時主導，以改革經濟和政治制度為主；另一階段是馮太后去世後，孝文帝獨自主導，以漢化為主要特徵。

歷史上對孝文帝的評價不一，因為這兩階段的改革有分裂。雖然馮太后本人是漢人，她的措施卻並不激進，都是切合實際、以解決問題為主。

當馮太后死後，孝文帝親自主導的改革，大都帶有很強烈的意識形態，比如改漢姓、穿漢服、禁胡語等。這些改革（除了遷都）雖然看上去很激進，卻沒有太大的必要性，還很容易分裂北魏皇室。果然，在孝文帝之後，北魏的保守和改革兩派分歧更加明顯，最終造成不可彌補的分裂。由此，北魏無力統一整個中國，將機會留給隋唐。而隋唐最核心的經濟制度，在北魏一代就由馮太后設計好了。

延興五年（西元四七五年），在太上皇獻文帝還沒有駕崩時，馮太后前瞻性的改革先拉開帷幕。由於北魏的地方官僚制度不夠完善，各級政府都以搜刮的方式向民間攤派稅收。縣一級的政府負責收稅，但是州和郡政府也不時跳出來直接向人民徵稅，意味著中央政府沒有形成合理的財稅體制。

馮太后下令，未來的稅收只能由縣政府徵收，由其他級的政府監督中央，再由中央政府統一調撥財政，供給各級政府使用。這次改革使得皇帝逐漸建立一套中央集權的規則。然而它引起的新問題是，當各級政府沒有權力擅自徵稅，而是由中央統一調撥時，就必須承擔各級政府的辦公經費、官員薪水。

俸祿原是民脂民膏

到這時為止，北魏官員仍然沒有固定薪水。與後來的元代一樣，朝廷官員依靠戰爭和劫掠獲得第一桶金，占領大量的土地，再把土地租出去獲利，或者放貸實現財產增值。馮太后敏銳的意識到，這個做法無法長久維持。官員每天都在操心自己的錢財，就無心為國家付出全力。

太和八年（西元四八四年），她改革官員俸祿，主要是停止官商勾結現象，「罷諸商人，以簡民事」。讓官員從掠奪和資產經營中退出來、由政府提供俸祿，如此一來，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懲處那些劫掠、貪汙的官員。不過，俸祿改革又引出新問題。政府必須有足夠的收入，才有錢發薪水。為此又要改革稅收，政府向每戶多增收三匹帛、兩斛九斗粟的稅，充作官俸。

北魏原來每戶的稅收為帛兩匹、綿兩斤、絲一斤、粟二十斛，外加帛一匹兩丈存在州郡庫內，作為政府的戶調外收入。政府收官俸稅之後，調外費也加到兩匹。馮太后的做法，相當於要民間付出一定的代價，來換取官員不再隨便掠奪民生，從而穩定社會。按照現代的說法，政府正式從「流寇」轉化為「坐寇」。

由於俸祿改革牽扯到增稅問題，如何擴大稅基，就成為太后接下來要考慮的問題。北魏時期，由於北方經濟剛從戰亂中恢復，許多土地都無人耕種，然而許多流亡的人民，卻沒有土地權可以耕種。

王莽、司馬氏都曾經盼望能徹底的改革土地，廢除土地私有制，改為公有制和均田制。可惜在他們的年代，由於土地關係錯綜複雜，根本不可能辦到。而北魏的統治者最初並沒有想到要改革，只是北方特殊的狀況，反而給予他們舞臺。

北魏時期，由於游牧民族剛在中原定居不久，對於漢文化充滿憧憬和敬畏，而漢代所整理的儒家典籍，更是被他們奉為圭臬。所以漢儒理想中的土地公有制和均田制，歪打正著的在游牧民族手中復活。太和九年（西元四八五年），大臣李安世建議，由政府主導土地改革，將天下的土地分配給人民。為此政府制定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來保證改革順利進行。

政府規定男子年滿十五歲，就可以從政府那裡得到四十畝的露田，女子減半，另外每戶凡擁有一頭耕牛，可以得到三十畝土地，但每戶的上限是四頭耕牛，超過此數的話，再多的牛也不增加授田。另外考慮到土地輪作制，可以多授一倍的田用於土地輪休。受田人去世後，政府將露田收回，授予其他人。而耕牛如果死去，政府也會相應收回因牛而分的土地。

除了露田之外還有桑田。當時，家家戶戶都需要養蠶，桑樹成為一種重要的資源。但是，桑樹需要長時間栽培、不適宜流轉，所以桑田的受田人死後，政府並不會收回，而是傳給受田人的子孫。最初時，桑田授予每人二十畝，要求種桑樹五十棵、棗樹五棵、榆樹三棵。不適合種桑的地區，每人只授田一畝來種棗樹和榆樹。

而生產麻布的地區還有麻田十畝，女子減半。除了這些田，還有每三口一畝的宅基地，三口人六百平方米（按：一八○坪）的住宅，比現代人都寬鬆得多。另外，地方官員也有公田，刺史授予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都是八頃，縣令、郡丞六頃。官員離任時，必須將全部公田交付給他的繼任者。也可以想見在配田之初，百姓耕種土地的積極度上升，產量因而大大提高。

不過，隨著全國開始推行配田，政府發現自己根本摸不清楚經濟的底細。孝文帝初期剛取消州、郡、縣胡亂徵稅的局面，規定由縣統一處理。但是縣這個行政單位仍然太大，很難仔細管理每家、每戶。而統計田地和人口、分配田地、征繳稅收都需要龐大人力，才能做到準確無誤。可以說，均田制如果要實行得好，政府必須有個即時更新的資料庫，其中有人口、戶籍和土地的詳細資料。但是北魏粗糙的政府機構，無力建設這個資料庫。

到了太和十年（西元四八六年），後來成為太后情人的李沖，提出最後一項改革：三長制改革。所謂三長制，就是在縣以下設立半自治機構，負責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時也可以讓民間經濟自我管理。在任何一個穩定的時代，雖然皇權不下縣，但是，縣以下都存在類似的半自治機構。

北魏的三長制是：五家設一鄰長、五鄰設一里長、五里設一黨長。三長要求挑選當地有威望的人擔任，並享有一定的免徭役優惠。三長負責釐清土地和人口狀況，徵收土地稅和戶調。所謂戶調，就是除了糧食產出之外，以戶為單位來徵收的農產品，主要為布匹。

這個提議得到太后肯定，卻遭到其他官員激烈反對。中書令鄭羲說：「你可以不聽我的話，去嘗試你那套，但是失敗之後，一定會明白我說的才是對的。」官員之所以反對，在於其實自己霸占土地、隱匿戶籍，如果政府透過立三長來統計資料，那麼受到損失最大的是官僚階層。整個社會在官員的帶動鼓噪下，也充滿不安。其實，任何變革的時刻，人們都更傾向選擇保守。

馮太后看到問題的癥結，堅決推行改革，結果證明成效非常大。在改革前由於是按戶納稅，許多人為了避稅，一個家庭往往聚集幾十口人。由於戶數太少，平均下來每戶達到二十多斛。沒有那麼多人口的貧困小家庭，根本無法繳稅。改革後大家庭拆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每對夫婦納稅帛一匹、粟二石，綿、絲等雜物也一併取消，對於窮人非常有利。

三長制讓土地改革順利推行下去，獲得土地的人民瞬間享受到好處，也不再質疑政策。隨著確立三長制，北魏得以查清統治範圍內的人口和土地資源，政府因此有廣闊的稅基。查明稅基能使政權走向正規，但同時在集權時代，又是一把雙刃刀，政府收稅過於容易，就容易收過頭。比如隋代將人口數字落實得清清楚楚，收稅很容易，結果隋煬帝就花費無度。唐太宗和隋煬帝一樣東征高麗、破壞民間經濟，但由於唐代查不清人口、難徵稅，反而對民間形成一定的保護。

太和十四年（西元四九○年），馮太后去世。孝文帝十分依賴馮太后，他屢次下詔悼念這位把他親手帶大的老太后，並守孝三年表達哀思。然而在政策上，因為依戀太后而讓他顯得更加偏激。取漢名、遷都、穿漢服、禁胡語等一系列政策，直接導致北魏朝廷內部對立。孝文帝死後，北魏又堅持二十五年，就捲入六鎮叛亂的漩渦中。依靠鎮壓六鎮叛亂而崛起的爾朱榮掌權，其後，高歡擅權，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又分別被北周和北齊取代。

北魏雖然亡國，馮太后的改革卻跨越朝代，被北齊和北周繼承。在土地分配問題上，北齊和北周大致採取北魏的做法，只是偶爾做些小修改。而隋代又繼承自北周，接納北周的財政制度，再將整個制度傳給唐朝。

北魏馮太后的改革透過一系列傳承，影響中國最偉大的皇朝。從制度上來看，馮太后的功勞遠超過唐太宗，她是從北朝到南宋這一千年裡，影響中國歷史演進的第一人。

國稅太有效率，會亡國

開皇十七年（西元五九七年），在漢文帝之後，歷史再次迎來普天下免稅。根據《隋書》記載，這一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除去所有的花費之外，京城的府庫還放滿錢幣，多餘的儲藏甚至堆積到走廊上。由於沒有地方容納新的賦稅，隋文帝下令停止徵收這一年的正賦。

歷史上將這次事件當成是隋代鼎盛的標誌之一，許多人將功勞給了隋文帝。這位皇帝厲行節儉，不僅本人省吃儉用，對待大臣也非常摳門。宮廷裡一切花費能省則省，因而累積大量財富。在登基三年後，隋文帝罷黜酒坊和鹽井稅，將帝國財政重心放在農業上，農業稅也比北周時期降低許多。

從北魏到隋代，以北周的農業稅為最重，為每戶五石，到隋代降為每戶三石，唐代則降為每戶兩石。這一切措施令民間的日子更好過，經濟得以快速發展，成就一番盛世。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據中國歷史發展經驗，一個亂世中誕生的王朝，從開創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時間。

由於漢代一直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復最快的，從漢高祖建國（西元前二○二年）到漢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經過四十年的時間；唐代建國（西元六一八年）之後，雖然很快進入所謂的「貞觀之治」，但貞觀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調整，經濟仍然蕭條，直到高宗時期，社會才開始富裕，進入盛世則是在建國百年之後。

而宋代從建國（西元九六○年）到仁宗（西元一○二二年登基）時期的太平盛世，用六十多年；明代從建國（西元一三六八年）到「仁宣之治」（始於西元一四二五年），也需要五十多年；清代從統治中原（西元一六四四年）到康熙後期社會繁榮，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時期則用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個例外，以隋文帝免稅的西元五九七年為例，這時距離北周滅北齊只有二十一年、距離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離隋滅西梁（南朝梁的殘餘，北周的附屬國）只有十一年、距離隋滅南朝陳，到統一全國只有九年。在這些年裡，整個中國一直處於戰亂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斷侵犯，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休養生息。戰爭結束的九年之後，隋代就到達繁榮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

更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隋文帝時期剛達到盛世，隋朝卻在他兒子隋煬帝的統治下，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離析。如何將隋文帝的盛世與隋煬帝的衰亡聯繫起來？這讓上千年來的歷史學家撓頭不已。然而，如果從帝國的財政角度去抽絲剝繭就會發現，隋代的「鼎盛」是一種人為製造的泡沫。所謂「繁榮」，不是民間經濟的繁榮，而是帝國府庫之繁榮。

為了逃稅，百姓結婚也不登記

隋文帝建立一套極其有效率的抽稅系統，在民間經濟還沒有真正恢復時，就將資源源源不斷的從民間轉移到政府手中，塞滿國庫。所以，本節開頭所描述的繁榮是虛假的，只是政府財政豐裕，卻並不意味著民間富足。

由於這個抽稅系統過於強大，到他的兒子隋煬帝時期，終於抑制不住花錢的衝動，以為府庫充足，於是四下征戰。但他的活動徹底抽乾民間，導致政府垮臺。人們都已經無法吃飯，各地紛紛叛亂，但當叛亂首領打開政府倉庫時，還可以看到堆積如山的糧食。

在三國的魏文帝時期，有不少郡縣新歸附魏國，這些郡縣老百姓的戶籍殘缺不全，逃戶現象嚴重，因此，皇帝希望能嚴格整理一次戶籍。這時，司馬懿上奏說，不能這麼做。正是由於敵國嚴密的控制社會，郡縣的老百姓離心離德，歸附魏國。魏國不僅不應該嚴查戶籍，反而應該寬容，允許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帶。

司馬懿作為當時最聰明的政治家，知道為了財政，政府必須建立戶籍制度讓老百姓納稅。可是，為了不過度壓榨老百姓，戶籍制度又必須有些模糊，如此一來，老百姓能夠逃避一部分苛捐雜稅。歷代帝王也都面臨著這個難題，既不能讓戶籍和土地統計過於混亂，以致於無法徵稅、導致政府失敗；又不能讓統計過於明白，否則徵稅必然過度，造成民間經濟凋敝。

隋代之前，在北齊和北周的爭鬥中，北齊屬於統計過於混亂的一類，導致國家滅亡。由於直接繼承自北魏政權，北齊的行政效率比北周更低，土地、戶籍問題上弄虛作假的成分太大，導致稅收困難。按照戶口繳納的租調最多時竟然少了六、七○％。而由於政府規定未婚之人，只需要按照普通人家的半數來納稅，於是許多人為了逃避稅收，結婚卻不登記。

在陽翟這一郡，竟然大部分人都登記未婚。北齊的皇帝也知道問題之嚴重，但由於控制力弱、想不出辦法，在財政困難時，甚至不得不削減百官俸祿，裁減人員編制。北周則將土地和戶籍政策執行得更透澈，並實行戰鬥力更強的府兵制，最終吞併北齊，再次完成中國北方統一。當政權傳到隋文帝時，這位節儉的皇帝建立比北周更嚴格的制度，民間經濟活動完全暴露在政府的目光之下，走上另一個極端。

隋代的土地，比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還大

隋文帝對於財政之用心，在還沒有當皇帝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他擔任相國時，北周的大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預感到他要篡權，一一起兵發難。在鎮壓他們的過程中，僅賞賜士兵的錢就上億，也讓隋文帝感受到財政的重要。得天下之後，由於興修新的首都大興城，從山東地區（崤山以東的河南、山西等地）徵調大量民工。這個地區原屬於北齊，戶籍制度本來就不夠清晰，許多人逃避政府徵調，於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戶籍的念頭。

正好在這時，北方的突厥人與隋朝的戰爭也逐漸升溫。突厥人在一位著名的首領沙缽略號召下團結起來，擁有四十萬大軍。由於隋文帝對突厥人很傲慢，而沙缽略的妻子千金公主又出自北周皇室，於是沙缽略頻繁入侵隋代境內。

隋文帝為了對付突厥人，徵調大量士兵、糧草和運輸人員，社會經濟尚未恢復，政府的財政也開始吃緊。基於以上原因，文帝決心改善政府的收入狀況，而要改善財政，首先就是整理全國的戶籍和土地。

原來的山東（崤山以東）地區，統一之前屬於北齊。由於北齊的政治結構直接繼承自北魏，留下太多弊端，稅收更加不合理，這裡的百姓為了逃避稅役，常常投機、更改年齡，以求獲得免稅權。隋文帝決定以這個地區為突破口，命令地方官員進行一次運動式的大檢查，把人們全都叫到官府，逐個當面核實年齡，發現有作假的，不僅本人受懲罰，就連所在地的里正和黨長都要發配邊關。

由於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齊和北周）是按戶納稅，在北齊地區內，許多大家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口人，這些人共同算是一戶，只納一份稅。隋文帝乘機打散大家庭，規定叔伯兄弟必須分家，避免逃戶現象。經過這次大檢查，政府從民間獲得四十四萬三千戶新勞力，人口也增加一百六十四萬。

調查山東地區十分成功，隋文帝為此感到非常滿意。群臣立即抓準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熲乘機上本，要求向全國推廣整理戶籍的經驗，同時要把這些成果改為制度。在高熲的建議下，隋文帝建立起一套更加嚴苛的戶籍制度。政府統一制定稅收戶籍冊發給各個州縣，而各州縣的戶籍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

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朝廷幾乎掌控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人能夠逃避稅收和勞役。可惜的是，為了引起皇上重視，官員開始迎合與浮誇虛報，在隋文帝的號召下，戶籍和土地資料都被誇大，而且誇大得很嚴重。

最能反映浮誇情況的，是隋代的土地資料。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年），根據政府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十九億四千萬畝。這個數字放在隋代，可能人們不會覺得異常，但如果放在現代，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因為隋代的一畝是兩百四十平方步，每步六尺，每尺大約三十公分，換算下來，比現在的一畝多○．一畝。十九億四千萬畝換算成現代算法，大約是二十一億三千萬畝土地。而根據二○一三年的統計資料，中國的耕地數量不到二十億三千萬畝。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都大！隋代的統治疆域比現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數量已經超過現代，這怎麼可能？答案就是官員浮誇。

事實上，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五億畝（現代畝）左右，明代之後才大幅度攀升。隋文帝的土地普查資料已經偏離實際資料的四倍。當皇帝重視農業，希望農業取得發展時，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誇大統計資料，但這也意味著更高的稅收，使民間的負擔猛然加重。

這個嚴格的制度，帶來意想不到的收入。隋代初期各地的災荒頻發，關中地區人口眾多、土地不夠，還經常遭遇旱災，而在中原地區則經常有水澇災害。比如，開皇四年（西元五八四年），關中地區的大旱就導致農民顆粒無收，政府只能從山東地區運米來救濟，就連皇帝也跑到洛陽避災。之後更是連年災害：關中大旱，山東大水。

隋文帝雖然生活節儉，卻常大興土木。他當皇帝之後，修建新的都城大興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仁壽宮，開挖一條從大興城到潼關的廣通河。這三大工程都耗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煬帝之所以熱衷於建設更加宏偉的工程，靈感就來自於他父親的三大工程。

在建設仁壽宮時，開山填谷，工期緊迫，大批勞工死去，因而被扔到坑裡，僅蓋上土石了事。宮殿建成後文帝來視察，路的兩旁就堆滿死屍，由於臨時無法處理，監工的大臣楊素只能命人燒掉屍體。

但即使全國有這麼多的災難，在徵稅機構的高效運作下，隋文帝仍然國庫滿盈，從來沒有空虛過。皇帝彷彿有發不完的錢，給百官的俸祿和功臣的賞賜優厚，對出征陳朝的將士的賞賜從京城的朱雀門開始，一直排到京城的南郊，一次就發放高達三百多萬段布帛。就算這樣，政府的錢仍然花不完。

皇帝動手腳：義倉不義

開皇十二年（西元五九二年），財政官員報告各個府庫都已經裝滿，再收稅就沒有地方可放。連隋文帝都感到驚訝，問他的官員：「我已經發這麼多賞賜，為什麼庫房還是滿的？」事實上是皇帝已經在不知不覺間，從民間抽取過高稅收。但是沒有人這麼回答，大家只是敷衍了事。隋文帝沒有辦法，只好開闢左藏院，建立新庫房來繼續堆積物資。他在全國各地也建立一系列的大型倉庫，用於稅收轉運或者儲存，如衛州的黎陽倉、洛陽的河陽倉、陝州的常平倉、華州的廣通倉等。這些大型倉庫無不被填滿，即便在各地災難頻發的時期也都沒有空虛過。

雖然，文帝也發布一系列的詔書來降低民間稅賦，包括西元五九七年免除天下正稅，但一直沒有解決隋代民窮官富的現象，一邊是時常發生的災害、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另一邊則是堆積如山的政府收入。然而，由於這個錯誤信號，隋代的統治者始終沒有意識到民間疾苦，只是從增加收入出發考慮問題，從而導致災難發生。

隋文帝最後一項引發災難的政策是「義倉」。所謂義倉，是指人民儲存豐收年的糧食，到災難年用於救災的倉庫。開皇五年（西元五八五年），由於各地災難頻發，政府為了增強抗災能力，鼓勵民間開展自救，在豐年建立義倉，這種組織稱為「當社」。當人民向當社繳納糧食後，由專門委任的社司來檢查出入數字。由於隋代初年的運動風潮，各地很快都設立當社，倉庫裡的糧食堆積如山。

然而經過十年的運作，當社已經有著巨大弊病，各地當社的糧食都出現被盜用、浪費的情況。到出現災荒、需要用到糧食時，雖然倉庫的帳簿顯示糧食充裕，但打開倉門一看，並沒有多少庫存。

隋文帝看到這樣的景象，不僅沒有反思政策，反而認為義倉之所以失敗，是由於老百姓缺乏長遠考慮、隨意損耗糧食。義倉雖然為皇帝推行，卻由民間社會負責營運，皇帝對民間社會不放心，決定將義倉「公有化」。他下令所有民間義倉的糧食，都由各州政府統一設置的社倉來保管。同時，繳納義倉糧也變成一種強制稅收，百姓被分成上、中、下三個等級，上戶每年繳納一石糧食、中戶七斗、下戶四斗。

義倉制度從一種自願的社保變成強制稅收，而使用義倉的權力則收歸國有。不管各地出現什麼樣的災荒，只要官方不想發放糧食，那麼原本是要設計成救災的義倉就無權發放。到了隋朝後期，常發生官員在大災時，不敢打開義倉放糧的情況。義倉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徹底變成百姓的負擔。

國家富到逼人造反

大業五年（西元六○九年），隋煬帝率領軍隊從大興（今西安）出發，進行一次著名的遠征。這可能是中國王朝的皇帝，唯一一次親自出征進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嶺之中。

隋煬帝為了征伐吐谷渾，率軍從首都向西出發，進入甘南，再向西北進入如今的青海西寧一帶，從西寧北上經過大斗拔谷（今青海甘肅間的扁都口）。大斗拔谷位於青藏高原北沿的祁連山脈之中，是古代一條連接西寧與河西走廊的險峻小路。這裡風雪瀰漫、天昏地暗，煬帝與他的隨從失去聯繫，士兵也凍死一大半。翻越祁連山到達張掖後，隋煬帝接受高昌王麴伯雅的朝見，高昌王向隋煬帝獻出位於新疆的大片土地，皇帝在那裡設置四個郡：西海、河源、鄯善、且末，這是隋代疆土的鼎盛時期。

這年中國人口也達到高峰。當年統計的人口資料是戶數八百九十萬戶，人口四千六百零二萬人。日後，人們總是津津樂道於唐太宗的貞觀之治，但是如果從官方統計看，唐太宗貞觀年間，人口不過三百萬戶而已，相當於煬帝時期的三分之一。只有到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時期，人口和戶籍才重新接近煬帝時期的資料。

隋煬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當皇子時，就曾經擔任過滅陳戰爭的行軍元帥。他的軍隊紀律嚴明。滅陳之後，陳朝府庫一概封存，本人不取一分。他當皇帝之後，也非常體諒人民，大業二年（西元六○六年），曾經下令免天下租稅。

在他執政的前五年裡，兩條大運河已經開工。隋代的三大運河工程中，一條廣通河連接首都大興與黃河，由隋文帝開鑿。剩下兩大運河都由煬帝開鑿，分別是連接黃河、淮河與長江的通濟渠，這條運河是隋唐時期的主幹道；從黃河北達涿郡（今北京附近）的永濟渠。這兩條大運河，特別是通濟渠成為帝國的生命線，將物資源源不斷的運往首都。到唐代，通濟渠更是成為帝國財政的命脈。

西元六○九年，隋代的一切看上去還是那麼金光閃閃，雄才大略的皇帝、繁盛的人口、繁華的兩京，無不訴說著這個新型帝國的繁華。但是，誰也沒有注意到在帝國深處，有什麼東西正在被壓碎。

執政前五年，煬帝之所以能夠取得眾多成就，在於他的父親文帝，留下一個高效能的財政系統，需要多少稅收就可以獲得多少。即便他曾推出減稅措施，這個系統仍然一絲不苟的從民間壓榨出一點一滴的物資，送進官方的各個倉庫。特別是煬帝為了興建東都，又在附近修建大量倉庫，為了裝滿倉庫，官員已經將民間擠壓殆盡了。只是這個高速的徵稅機器根本停不下來，就算在垮掉的那一刻，也不會發出警報。

同樣是西元六○九年，一個統計資料令人心驚，就是天下的田地達到五十五億八千五百萬畝。在文帝時期，十九億四千萬畝的資料已經誇大至少四倍，而煬帝時期的資料，距離實際情況差距十倍。統計資料上的失誤必然加大人民的稅負，在短期內，卻給皇帝帶來豐厚的收入。

第二年，隋煬帝決定親征高麗。由於此前一年，大部分軍馬都在西征中損耗殆盡，煬帝下令向天下富人徵集兵馬，抵充賦稅。龐大的軍隊集合後，向高麗進發。在軍隊的背後，帝國腹心地區的河南一帶正經歷著嚴重的水災。這時，終於傳出帝國財政崩潰的聲音。

隨著隋煬帝遠征失敗，災難造成減產、軍事行動造成加稅……所有壞事都湊在一起，使得隋朝進入混亂時期。只是人們都還不明白，帝國如何從幾年前的歌舞昇平，迅速進入混亂和蕭條。一切資料都顯得那麼完美，所有畫面都透露著繁榮。

唐太宗曾經對黃門侍郎王珪，評價隋代的制度，「隋開皇十四年大旱，人多肌乏。是時倉庫盈溢，竟不許賑給，乃令百姓逐糧。隋文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至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但使倉庫可備凶年，此外何煩儲蓄？後嗣若賢，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積倉庫，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唐太宗算是看到些許本質。

直到隋朝滅亡，帝國倉庫仍然堆滿帛匹和糧食，與之對應的卻是民間遍地的餓殍。叛亂者每占領一個地方就開倉放糧，裡頭都滿滿的。在堆積帛匹的倉庫裡，人們甚至把帛當柴燒。隨著隋代的統一，社會的生產效率的確在迅速提高，只是社會的物資都被送到政府手中，又被束之高閣，或者被浪費掉。無論人們生產多少東西，都無法滿足朝廷的浪費行為。

資源錯配使得一方雄心勃勃，而另一方卻餓著肚子。這提醒人們在集權帝國時代，高效的徵稅機構貌似實現公平，但很可能意味著普遍貧窮，因為當稅都被政府拿走之後，留給老百姓的只剩下勞苦和飢餓。

然而，隋代的「大躍進」，並沒有警惕到後世。

※ 本文摘自 《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原篇名為〈第七章　北魏馮太后：照亮也葬送唐朝的土地改革〉，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