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我們需要「異教」作為生活框架？

文／亞曼達．蒙泰爾；譯／林麗雪

異教迎來這個眾所注目的時刻，真的不是巧合。二十一世紀以來，一種社會政治動盪的氛圍逐漸產生，大眾開始對成立悠久的機構，例如教會、政府、大藥廠與大企業產生不信任感。這樣的社會正是建立全新與非傳統團體的最佳環境，從網路論壇 Reddit 上的非自願獨身者社群 incels 到健康保健的嗚嗚網紅，這些團體承諾了傳統團體無法提供的答案，看起來既新鮮又有吸引力。再加上社群媒體的發展以及結婚率降低，整個文化的孤立感達到空前高點，而公民參與度則達到創紀錄的低點。二○一九年，《富比士》（Forbes）就把孤獨標記為一種「流行病」。

人類真的不擅長面對孤獨。我們並不是為孤獨而生的。從古老的人類時代以來，人類就為了生存而在關係緊密的團體中交流，也容易受到其他志同道合的部族吸引。但除了進化優勢，社群也讓我們感受到一種叫作幸福的神祕東西。神經科學家發現，當我們參加集體吟誦這種超凡的連結儀式時，大腦會釋放出讓人感覺良好的化學物質，例如多巴胺與催產素。我們以游牧維生的採集與狩獵者祖先，也曾經為了非實際需要，擠在聚落的廣場上參加儀式性舞蹈。丹麥與加拿大等現代國家政府，把社群連結視為優先事項（透過優質的公共運輸系統、鄰里合作社等），這些國家的公民自認有更高的滿意度與成就感。各種研究都指向人類本身就具有社會性與精神性。對歸屬感與目的感的渴望是我們行為的動力。我們天生就是「異教式的」（cultish）物種。

人類對連結的這種基本渴望很動人，但若方向錯誤，一個明智的人也可能做出完全不合理性的事。來看看這個經典案例：一九五一年，斯沃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的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找了六名學生，做了一場簡單的「視力測試」。阿希向參與者展示四條垂直線，六名學生中只有一名學生沒有看到這四條垂直線。接著阿希要求學生指出哪兩條線一樣長。正確答案非常明顯，只要你看得到，不需要其他技巧就能看出來。但是阿希發現，如果前五名學生指出了明顯錯誤的答案，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的機率，最後一名學生受試者會忽略自己原本更好的判斷，轉而同意大多數人的看法。這種對疏離根深蒂固的恐懼，以及對順從的衝動，就是讓人一心想成為某著團體成員的部分原因。從3HO的瑜珈士巴贊到混和健身的格雷．格拉斯曼，許多魅力型領導者都學會如何引導與利用這種恐懼和衝動。

精神性的意義通常不再和神有關係。哈佛神學院的研究中，認為靈魂飛輪與混合健身等團體，賦予了美國年輕人一個現代宗教身分。今年二十六歲的女演員查妮．格林（Chani Green），住在洛杉磯，同時也是死忠的靈魂飛輪族，告訴我她對靈魂飛輪大流行的看法：「它給了你宗教能給的東西，讓你感覺你的生命很重要。我們常常感到憤世嫉俗，但這不符合人類的特性，人類需要感覺和某種事物有連結，就像我們被放在地球上，不是只為了最終走向死亡。在靈魂飛輪上的那四十五分鐘，我就有那種感覺。」

如果你不高興健身課程被拿來和宗教做比較，就會知道定義「異教」是多麼困難。幾個世紀以來，學者們對於如何分類「宗教」的爭論越趨激烈。你可能覺得基督教是一種宗教，而健身不是，但即使專家也很難確實釐清理由。我喜歡伯頓看待的方式，這其實與宗教是什麼沒什麼關係，與宗教在做什麼比較有關。而宗教提供了以下四種東西：意義、目的、社群感和儀式。現在，尋求者愈來愈少在教堂裡找到這些東西了。

此外，現代的異教式團體能夠提供人們慰藉，部分是因為，這個世界提供了太多成為不同樣貌的可能性（或至少有這樣的錯覺），而這些團體有助於減輕生活在其中的焦慮與混亂。有一名治療師曾告訴我，沒有結構的靈活性，根本一點也不靈活，就是混亂而已──這就是很多人對生活的感覺。美國的大部分歷史裡，不管是一個人的職業、嗜好、居住地點、戀愛關係、飲食方式、美感，可以選擇的方向相當少。但在二十一世紀，選擇卻像芝樂坊餐館（Cheesecake Factory）的一大本菜單¹，要人們（僅限生活條件優渥的人）從中去做決定。絕對的數量可以癱瘓人，更何況我們處在一個激進自我創造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年輕人，面對著必須打造強大「個人品牌」的壓力，士氣與基本生存的不穩定感卻比以往更甚。正如世代相傳那樣，千禧世代的父母也告訴這世代的年輕人，他們可以長成任何想成為的人，但是無窮無盡的「如果」（what ifs）與「可能」（could bes），像超市裡的早餐麥片區一樣令人難以招架。最後這些年輕人只想要一位大師，直接告訴他們該選哪一個。

「我希望每天早上有人告訴我要穿什麼。我想要有人告訴我要吃什麼。」在獲得艾美獎的影集《倫敦生活》（Fleabag）第二季中，菲比．沃勒-布莉姬（Phoebe Waller-Bridge）飾演的三十三歲角色向牧師（比較搶手的那個）坦白，「要討厭什麼、要生氣什麼、聽什麼、喜歡什麼樂團、買什麼票、開什麼玩笑、什麼玩笑不能開。我想要有人告訴我，要相信什麼、投票給誰、要愛誰、如何表達我的愛。我只是想要有人告訴我，如何過生活。」

從政治認同到髮型認同，只要選擇者跟隨一位提供樣板的上師，就能減輕矛盾。這個概念適用於像山達基與 3HO 成員等靈性極端分子身上，也適用於社群媒體名人與露露樂檬或美國美妝公司 Glossier 等「異教品牌」的忠實擁護者。只要說得出「我是個 Glossier 女孩」或「我有追蹤喬．迪斯本扎博士（Dr. Joe Dispenza）」（我們將在第六章談到的一個可疑的自我成長明星），有關你的想法與你是誰等個別選擇的負擔與責任就減輕了。原本你必須做出選擇、數量多到無法招架的答案，被減少到可以應付的數量。你只要問：「Glossier 女孩會怎麼做？」然後把你日常的決定，包括香水、新聞來源，所有的這一切，都建立在這個框架上。

從主流機構轉向非傳統團體的變革浪潮，一點都不新鮮。在人類歷史的幾個不同契機上，世界各地皆已出現過這種現象。社會受到所謂異教的吸引（包含加入的傾向以及對它們的迷戀兩種），往往在對存在產生更廣泛質疑的時期特別興盛。大多數的另類宗教領導者擁有權力，並不是為了利用信徒，而是為了引導他們度過社會與政治的動盪。拿撒勒的耶穌（Jesus of Nazareth）（你可能很熟悉）的崛起，就是在據說是中東歷史上最令人焦慮的時刻（事實不言可喻）。羅馬帝國殘暴進犯，讓人們開始尋找可以啟發與保護他們的非建制性指引。一千五百年後，在風起雲湧的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冒出了數十個「異教」來反抗天主教會。十七世紀的印度，由於重心轉向農業，導致社會不和，出現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氣氛，許多邊緣團體應運而生。

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相比，美國與「異教」的關係有著一致性，讓美國不負其喧囂混亂之名。在世界各地，生活水平（教育程度高、預期壽命長）最高的國家往往有最低的宗教信仰程度，但美國卻是這方面的例外，它既高度發展，同時也充滿了信徒，而且「非宗教信仰者」與「重新混合者」也很多。探究這種不一致的部分原因，以日本與瑞典等其他先進國家為例，公民享有一系列由上而下的資源，包括全民健保以及各種社會安全網，但美國更像是一個自由放任、不受控制的地方。喬治亞格威內特學院（Georgia Gwinnett College）語言心理學家大衛．盧登博士（Dr. David Ludden）為《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寫道，「日本人與歐洲人知道，在他們有急需的時候，政府會伸出援手。」但是美國自由放任的氣氛，讓人們感覺一切只能靠自己。一代又一代下來，在缺乏制度支持的環境中，人們自然蜂擁而至另類或超自然的心靈團體。

人心不安也是造成美國整個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異教浪潮崛起的起因，當時正是越戰、民權運動，以及甘迺迪（Kennedy）兩次遇襲事件導致美國人陷入不安的時期。在那時候，靈修活動正處於顛峰，傳統新教從明顯盛行的地位日漸衰退，出現了新的運動來滿足這種文化渴望。那些團體包含各種基督教分支，例如猶太人歸耶穌運動（Jews for Jesus）與上帝之子（Children of God）；到東方衍生的團契，例如 3HO 與香巴拉佛教（Shambhala Buddhism）；到非正統團體，例如女神的盟約（Covenant of the Goddess）與阿芙洛狄忒教會（Church of Aphrodite），到像山達基與天堂之門這樣的科學派。現在有些學者把這個時期稱為第四次大覺醒（前三次是在一七○○年代與一八○○年代，一連串激情的福音派復興活動席捲了美國東北部 ）。

與早期的新教覺醒不同，第四次覺醒的求道者是向東方與神祕學尋求個人開悟。就像二十一世紀的「異教追隨者」，這些求道者大致上是年輕、反文化、在政治上很分歧的類型，都認為權力讓人失望。如果你是訂閱過占星術應用程式或參加過音樂節的那種人，很可能你在一九七○年代，就會遇上某種「異教」。

說到底，對身分認同、目的與歸屬感的需求，已經存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在文化處於不穩定期間、這些需求得不到滿足時，異教式團體就一定會如雨後春筍般跟著出現。不一樣的是，在這個由網際網路主導的時代，團體的大師可以是無神論者，進入團體的門檻也低到只要滑鼠點擊兩次，抱持另類信念的人比過去更容易找到彼此。從令人癡迷的健身工作室，到把「異教」放進「公司文化」的新創公司，非宗教的異教就像蒲公英一樣隨風到處萌芽，在這個時代一點都不奇怪。不管是好的是壞的，任何人都能加入異教。

NOTE

1. 編注：美國芝樂坊餐館以提供種類繁多的餐食種類聞名，菜單本給人目不暇給的感覺。

※ 本文摘自 《異教語言學：語言如何讓人產生狂熱？》，原篇名為〈第三章　二十一世紀，我們需要「異教」作為生活框架〉，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