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掌握無上權力，卻連官員委派都不能隨心所欲?!

文／文崇一

從西周的政治來說，王權是極大的。封建政治像一個塔，塔底是群眾，塔尖便是王了。可是到了春秋時候，這種權力已有點動搖；戰國，就尤其厲害。原因是諸侯和卿大夫的權力大起來了。表現在一方面是布衣可為卿相，表現在另方面便是有著許多沒落的貴族。

楚在西周時還只是一種部落政治，談不上政治體制，也就無所謂王權或王權之大小了。可是到熊渠封他的三個兒子為句亶王、鄂王和越章王後，情形就可能有點改變。最重要的改變便是他採用了西周封建式的統治的辦法。這時是公元前九世紀末。

過不久，楚武王(740-690 B.C.)開濮地，文王(689-677 B.C.)併江漢間諸姬姓小國，楚的封建勢力就漸次強大起來了。這是公元前八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七十年代間的事。不過，這種封建的統治，無論在階級分化或宗法組織上，都沒有發展到典型的階段。也因此，它的政治制度與北方諸國表現著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王權，在楚國就不像在西周那樣具有權威性。即有時候權力很大，有時候卻又很小。大致說來，它有兩種形態。

第一種是王權的絕對性。凡是牽涉到整個政權的支配或繼承問題，楚王似乎有最大的決定權，贊成或反對，他都可以完全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如《左》昭十四年：令尹子旗及養氏「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平王）殺鬥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鬥卒（子旗子）居鄖以無忘舊勳」；《左》昭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逮殺之」；《左》僖三十三年：「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史記．楚世家》：「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楚世家〉：「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

這幾件事都是直接危害到他的政權，或是對他的政權有過幫助，所以楚王毫不猶豫把他們殺了，或是讓他們過得好些。在一些重要的戰役，楚王也曾使用這種權力，如城濮之戰(633 B.C.)楚敗，成王殺其大夫成得臣（子玉）；鄢陵之戰(576 B.C.)，楚又敗，共王殺其大夫子反（公子側）。如果這種權力發展到極端，完全不受限制，就將變成王權高於一切的君主獨裁了。

楚國在這方面似乎受到了若干阻礙，這些阻礙使楚國的政治得免於絕對獨裁的大劫。但中原諸國對於楚國王權的受到限制往往是不解的，故當公子圉（靈王）掌握大權的時候，他們幾乎一致的發出預言，認為「王弱令尹強」必將使國家陷於混亂。其實，在楚國，令尹本來就掌有大權，只是有人用，有人不用而已。至於後來靈王弒其庶兄員（郟敖）而自立，那是爭奪繼承權的問題，與大權旁落無關。

反之，在執行賞罰方面，楚王仍握有最大的裁判權，如楚武王四十一年(700 B.C.)令莫敖屈瑕伐羅國，大敗，「莫敖縊于荒谷，?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左》桓十三年）。這表示法律是以楚王個人的意志為意志，沒有審判，也無所遵循以為審判，好壞由他一個人說了就算。

第二種是王權遭受限制。一般地說，君主的命令如同法律，臣們是不得違抗的。違抗也可以，結束不外兩條路：死或是貶謫。可是，在楚國，非但不盡如此，甚至根本沒有事。這個，我們可以解釋為在某些場合，楚王的權力是受到限制的，也就是不能充分行使他的絕對的指揮權。

比如《左》莊十九年，楚王堵敖與巴人戰(676 B.C.)，「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另一件事，如「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國，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亹曰），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國語．楚語下》）。

兩事的本質初不一樣，分析起來，卻有許多相似之處：(1)當楚王戰敗之時，兩人對於他的統治者，君主，都不加以援助，甚至還要諷刺一番；(2)一個鬻拳，用武力威脅他的君主，以強迫君主接受自己的意見，一個亹，用語言警告他的君主，而希望君主改過，手段雖不同，目的卻都達到了；(3)鬻拳死後，國人認為他是愛君，亹在勝利後竟然恢復了本職，結果可說都非常圓滿。

就這些事而論，我們不能說是出於偶然，而是楚國的君主本來就不能那麼專斷，他必需聽聽別人的話。也即是說，王權是有限的。所以靈王為子比所逐，逼得無路可走時，他的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正表示來自部下干涉的力量相當大，如果靈王能用他的權力把局勢改變的話，他不會不一試，因為他的君主地位原來就是用武力奪取的，他不是一個仁慈的君主，更不是一個失敗主義者。

就整個封建體制來說，楚王當然是楚國的最高政治首領。對外代表國家，對內為封建領主，可能還兼為宗教領袖，他主持最高政府機關和重要的宗教事務。不過如上所述，他的權力卻不是全然沒有限制，甚至在委派最高政治官吏──令尹──時也不能隨心所欲。

如楚惠王時，子西為令尹，那時正是白公勝倡亂前夕，子西為了維護白公，曾說：「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左》哀十六年）明顯地表明令尹和司馬，這兩個政治和軍事的最高指揮官，都有一定的委派次序，非楚王一人可以決定。

除此，還有兩種不成文法剝奪楚王這方面的權力：一是世襲制，比如若敖氏、鬥氏都是數世為令尹，楚王無法改變這個由來已久的家法；二是宗教力量，有時令尹、司馬難產，則多半用卜來決定。總之在任何情況之下，楚王對令尹、司馬的產生似都沒有完全決定權。至於平王為了報酬觀從所說的「恣爾所欲」，也只是令尹、司馬以下的官吏，否則，觀從何以不說「欲為令尹」？

本文摘自《楚文化研究》，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