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賣鴉片，引起道德感至上的長老教會不安

文／游常山、胡芳芳

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的一八四○年整整二十八年後，清朝又再度與英國交火，這次是為了樟腦，歷史上稱之為「樟腦戰爭」，發生在一八六八年初春三月天。

當時英商德記洋行（Tait Marketing & Distribution Co.,Ltd.）經理哈智從打狗運了一批樟腦往府城途中，被台灣道的衙差毆傷，在中部的福爾摩沙五叉港（今天台中梧棲港），同時另外有英商怡記洋行（Elles & Co.）所有、價值六千元的樟腦，被滿清官方沒收。

樟腦室溫下是白色或是透明的蠟狀固體，可以用來驅除蠹魚，不過這時候主要是用在製藥，與軍火等工業原料，在當代的塑膠（原油裂解輕油，輕油再分解提煉為乙烯、丙烯等塑膠基本原料）還沒有出現以前，樟腦就是製造塑化材質的重要原料，如賽璐珞的底片。後來瑞典的諾貝爾於一八八七年以樟腦為原料，研究出威力更強的新式火藥「無煙火藥」，因此樟腦那時候是國際貿易的重要資源，難怪英國商人對於這批樟腦被奪走要追究到底。

這年五月，英國方面對北京的清廷連續施壓，外交強硬抗議，毫無結果，於是到了九月，總領事請求英國派兵保護在福爾摩沙的英國商人，於是英國從香港調撥海軍佔領安平港，爆發了「樟腦戰爭」。

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安平港的清朝水師潰敗，駐將江國珍仰藥自殺，安平陷落。英軍揚言要攻下整個台灣，清朝被迫重啟談判，十一月二十九日重啟談判，簽訂了「樟腦條約」。英國在這條約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勝利且不表，真正讓馬雅各他們得到自由的是第四條：「承認外國人的傳教自由」。

有了這紙條約的保證，清朝地方官員不敢再縱容暴民隨意攻擊教堂與宣教師，總算在市集人口稠密有律法的地方，馬雅各他們這些宣教師是安全的了。也就是這個條約的保護下，讓馬雅各決定二度重回府城開始宣教和行醫的時候，不再害怕生命的危險。

這次「樟腦戰爭」讓清英之間又訂了不平等條約。這個合約除了賠償英國商人的損失，基本上就是保障宗教自由。對馬雅各這些人已經在南台灣傳教的專業宣教師而言，是多了一層保障。

馬雅各他們這些長老教會宣教師的角色，在那個時代是尷尬的。一方面，他們信仰神，當然是傳揚神福音的人，另外一方面，宣教師自己的祖國，所代表的西方國家科學進步的船堅炮利，自從一八四○年代以後為了鴉片的貿易而展開數次侵略中國的主權，剝奪中國的各種國家公權力，並不是那麼有正當性，作為虔誠的基督徒，馬雅各醫師是很清楚的。

既然鴉片作為麻藥，除了必要性急救止痛不得不用在病人身上之外，其餘的休閒吸食行為，其實都是病態的「成癮」，而英國販賣鴉片勾引中國的資產階級，把鉅額財富花在買鴉片的用途，基本上是非常不對的，但是英國商人遠渡重洋就是為了金錢利益。為了麻藥的成癮，讓中國人戒斷不易，其中產生的超額利益非常巨大，巨大到一旦被清朝禁菸名臣林則徐嚴厲禁止焚毀後，不惜發動國際戰爭來討回賠償。

販賣鴉片，也引起道德感至上的長老教會不安。馬雅各這群純粹為了福音來到遠東的宣教師們認為，如果福音沒有傳揚成功，卻眼看著自己的祖國先讓本地富裕人家因為鴉片成癮、久了無法戒斷而傾家蕩產，且身體健康受損，作為基督徒實在是非常不安；面對這些紛紛擾擾，他心想真是別鬧了！就是「零容忍」，一定要站出來，這才是面對鴉片終極挑戰的最佳態度，他最終還是決定回到英國參加組織性的反販賣鴉片的運動。

在馬雅各的那個時代，最早發起譴責鴉片貿易的是美國宣教師裨治文，其他宣教師則沒有像這位基督徒這麼有正義感，意向不明。因為美國宣教師的義憤發起了施壓運動，所以美國在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清美簽訂的「望廈條約」，早就明文禁止美國商人從事鴉片貿易。

二十七年後的一八七一年，馬雅各因為生病從台灣回到英國之際，立刻參與了反鴉片貿易的運動。回國三年後的一八七四年英國基督徒發起了「英東力除鴉片貿易會」，他們也出版了一份期刊《中國之友》，來鼓吹反毒品思想，引起社會注意，舉辦反鴉片徵文，上書英國政府反鴉片，甚至清朝派到倫敦的公使郭嵩受到任不久，該組織就派牧師與郭公使談禁鴉片，這些都引起英國議會的重視。

美國的宣教師之間甚至發起了「中國禁菸會」，這個組織甚至在一八九九年出版了一本影響力很大的反鴉片專書：《一百多位醫師對華人吸食鴉片的意見》，美國的立場也影響到了英國，那時候已經返回英國的馬雅各醫師，當然也參加了宗教團體的反鴉片運動。

一九○六年，英國國會聲明：「鴉片貿易是沒有辯護餘地的。」美國人帶頭、英國人附議的「中國禁菸會」蒐集到了超過一千位在華宣教師簽名的請願書，上書給光緒皇帝，最終皇帝下詔，禁止鴉片的貿易與吸食，此時距離鴉片戰爭已超過一甲子，經過長達六十六年的努力終於成功。

而已經回到英國的馬雅各當然有在那張請願書上簽名。因為他早就痛心於英國人賣鴉片到中國與台灣來了。馬雅各回想在台灣時，發現小小的海港村鎮，運鴉片的船隻竟然多過運糧食的船隻，每當看到吸食鴉片者瘦弱無神的面孔，就十分心痛。後來他回英國後，寧受毀謗攻擊，也要反對英國政府販售鴉片給台灣。他說：「我在台灣傳道的第一站是旗後禮拜堂。這裡是只有二千到三千人居民的沿海小港口，我很難過地發現，運鴉片的船隻比運稻米或糧食的船還多，每當我看到這些瘦弱像燕子般的臉孔，內心十分痛苦，這都是吸食鴉片的結果，尤其是勞工階級中最低者竟還普遍吸食鴉片。在打狗藥物局前四個月的工作中，我發現六百四十九位病人中，含女性與小孩，竟然就有二百四十七位鴉片成癮者。這些成癮者，有一百零九位在求助我們醫療的時候，很清楚表示願意戒斷鴉片。」

其實對長老教會的宣教師而言，如果沒有最高的道德標準，以西方帶給中國與台灣物質與醫藥的進步，是不是百分之百對台灣人是有利的，馬雅各做為一個曾經在台灣前後住過七年九個月（兩次定居合計的歲月）的宣教師，感受必然深刻。

從馬雅各這封信可以看出，當時台灣濫用鴉片嚴重，且不只是有錢人，連勞工階級賺錢只夠三餐的人也有此壞習慣，真是可悲的集體成癮的小社會，那還只是打狗這個港口與旗後兩地兩千多居民的公共衛生統計的抽樣而已。

馬雅各在另一封信大膽估算，當時福爾摩沙島整個大地區的鴉片成癮者，可能多達十萬人到二十萬人之間，這麼多成癮者的身體已經出現便秘和消化不良症狀。更可怕的副作用是，已經有急性病的人，因為曾經鴉片成癮，要治療到好整個將十分緩慢。

馬雅各在打狗也推出戒鴉片的療程，結果報名的人就多達二百五十人，幾乎是旗後漁村的十分之一人口，這中間還要扣除婦女與小孩不會吸食毒品者，所以推估成年男性負責養家活口者，吸毒者超過五分之一。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馬雅各就土法煉鋼發展出一套「福音戒毒」的療程，最後在這二百五十位成癮者中有半數戒毒成功。

如果有人戒毒成功，而且信主，馬雅各也願意讓他成為教會的骨幹幹部，例如第一批受洗的信徒高耀（字鳳翔，在當時有字號是資產階級的上階層男性），不只自己吸食，還開鴉片館賺取不義之財。後來，高耀還在台南府城開了第一家西藥房「仁和堂」，以戒毒成功的過來人身分幫助病人，透過福音戒毒。

※ 本文摘自 《馬雅各醫師：從蘇格蘭到台灣斜槓人生的冒險與創新》，原篇名為〈第八章　別鬧了！就是「零容忍」──面對鴉片的終極挑戰〉，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