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幫流行病毒量身訂做一套法律嗎？

文／法律白話文運動

為什麼防疫需要「法律」依據？

請讀者假想幾個狀況。

在疫情仍然嚴峻的一個陰霾天，大家正因為口罩存量不足焦頭爛額，經告知，發現台南的醫療用品大盤商，尚囤積有將近三百萬個口罩，足以讓全國的醫療機構使用三天。得知消息的衛福部長急忙派員洽詢，並表達國家想要徵購的意圖，希望盤商可以報價後由衛福部統一購買分派。

然而，盤商老闆卻以衛福部並無徵收的「法律依據」，而拒絕政府的收購，且表明了在經濟自由市場的運作下，業者可以緩慢地釋出口罩，配合疫情的嚴峻程度提高口罩的價格，大賺因新冠肺炎而生的口罩財。部長一氣之下動用公權力，以疫情險峻為由，強制徵收大盤商的口罩；盤商也不是省油的燈，認為國家這樣的行為屬於不當徵收，立刻提起行政救濟反制。

另外，一批一批的包機自疫區回來，相關衛生部門如臨大敵，從下機便開始了一系列的檢驗──就算初步檢驗陰性，仍然要求回國的人民還是要接受暫時隔離，以待潛伏期過去。沒想到被隔離的民眾Ａ，因為雙主菜便當不好吃、隔離處所太無聊等理由，嚷嚷要離開隔離區域；更有甚者擅自逃離，被抓回之後哭訴國家無端限制人民的自由，最終與前面的大盤商一樣提起救濟。

從上面兩個小故事，我們也可以發現，在這些情況底下，如果要進行「徵收口罩」、「強制隔離」，是需要「法律依據」的。

已經有《傳染病防治法》了，紓困條例的用武之地在哪？

《傳染病防治法》乃為了防治各式各樣的傳染病所設計，目的在於使相關部門能憑藉法律的指引，落實民主國家該有的依法行政。

比如說：為了調查疫情順利，國家要求人民無論到哪個地方，都需要掃描QR code來確保自己的足跡，可以在與確診者接觸後，能被國家所掌握；又或若有強制隔離確診者、接觸者的必要，以免病毒、細菌的傳播──國家做成這類行為，是絕對要有「法律依據」的。

可是翻遍當時的《傳染病防治法》，整部法條規定的內容，其實可能早已不足支撐新冠肺炎入侵下的防疫措施，更遑論後續更具凶險的變種傳染病。

另外，修法其實是個很漫長的歷程，如果要用通常的修法程序來跑──經過黨團協商、逐條討論表決並三讀通過，行政機關才能依法「防疫」，這樣全國早就屍橫遍野了，所以立法者只能快速地先通過紓困條例，來解病毒來襲的燃眉之急。

因此，特別立專法的理由就更明朗了，制定紓困條例的目的在於：放寬行政機關，尤其是衛生機關在防疫期間的法律限制。例如，我們可以先容許行政機關依照自身專業，判斷需要發動的作為，避免凡事都要經過嚴謹而複雜的法律程序，以致延誤防疫的黃金時間，造成全國不可逆的感染結果。

那此時讀者可能還會問：同樣都是通過法律，為何紓困條例可以立得「比較快」呢？

立法院通過的紓困條例有何特徵？
類似於緊急命令的機制

依照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國家或人民遭遇攸關存亡的大事件時，如：處理特殊的傳染病、金融風暴等狀況，總統即有憲法發布緊急命令的權限。二十多年前，台灣發生史上最嚴重的地震「九二一大地震」，時任總統李登輝便於同年（一九九九）九月二十五日發布緊急命令。

而緊急命令的發布，前提是當國家處於緊急狀態，為了維護國家存立，盡速恢復秩序，當現有法制「不足以」排除危難或應付重大變故的時候，就有循著制定程序，針對個案採取的必要措施。

從而，在內容上，緊急命令會比一般立法院通過的法律較不周全一些些（畢竟有解決重大問題的急迫性），故法制上要求僅限於處置一定期間或地點發生之緊急事故，才容許具有暫時替代法律、變更法律效力的功能。

※ 本文摘自 《疫情世代》，原篇名為〈幫流行病毒量身訂做一套法律？──從那些年的新冠肺炎談起〉，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