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們為了生存，選擇從領主手邊偷回他們的財產

文／鄭樑生

在此一時期，一向宗急速滲透於這些區域，本願寺與其末寺，以「志」的名義將小領主、農民為門徒組織起來，奪取他們的剩餘物資。不過本願寺並未否定、改變小領主、農民所構築的村落秩序，與他們所擁有的各種土地權利，也不像戰國大名重編領主之土地所有體系。非但如此，反而保障他們的既有權益，且協助他們擴大自治、自我檢地之範圍。

為抗拒大名之剝削，小領主、農民便以一庄、一鄉為單位，共同決議拒繳年貢和各種特產，或封鎖聯絡鄉的進出口；使大名所遣催繳貢賦的譴責使(kensekishi)無法進入，或以逃散(cy?san)、拒耕方式展開實力鬥爭。因國人方面不斷提示年貢以外的課徵額、新稅目，或年貢、公事的加徵數目等，所以全村的小領主、農民便團結一致其要求。

國人雖以橫的一揆模式結合起來牽制大名恣意的榨取，卻又為因應小領主、農民之鬥爭而集結於大名權力之下，以實現支配共同的農民。然要更直接的切入村落以構築新的年貢徵收體系或知行制，卻相當困難。其故在於小領主階層雖集聚加地子而居於徵收本年貢體系的末端，以榨取農民們的剩餘物資，卻不叛離?村而主導?村之結合，並因置身於規制中，以構築徵收加地子的保障體系。

這種情形在畿內與其周邊諸國，便以大名、國人和小領主、農民之對抗關係，形成基本的對抗關係。惟在元龜、天正年間，織田信長的外來勢力卻驅逐大名、國人而完全否定小領主、農民之村落秩序，以掌握身為侵略者之國的支配權後，前此處於敵對關係的大名、國人、小領主、農民便團結一致，為對抗侵略而戰。

與此相對的，畿內與其周邊以外地區之戰國大名，其領國支配穩固的地區之小領主動向則與上述情形有異。如據武田氏領國《惠林寺檢地帳》及有關棟別錢的史料，則村落的成員有成為武田氏官員的軍役眾和農民兩個階層，前者可定位為和畿內與其周邊地區小領主相對應之階層。其最大差異在於：武田領內的小領主係個成為戰國大名的官員而步上領主化之路。

他們並非經由對抗戰國大名、在地領主來掌握村落支配權或各種生產條件，乃是企圖與大名權力結合掌握這些權力與條件。戰國大名則透過組編掌握來自村落的大量官員，藉以實施檢地，加徵年貢、公事，從而重編其課徵體系。雖然如此，並非所有小領主都被家臣化，即使屬於同一階層，也有不少人不走領主化之路，而被編為年貢負擔者──農民。檢地完成了區分軍役眾（給人）與負擔年貢的農民之任務，而戰國期的身分編制便由此進行。

結果，村落方面乃以小領主階層為中心，重新集結在一起。就後北條氏領國而言，大名向整個領國課徵的段錢、棟別錢並非經由給人、代官而直接向農民徵收，因此，從農民當中任命類似近世鄉村官員的小代官、名主，這表示村落方面已形成相當於近世村請制，使農民繳納年貢、公事的態勢。與此相對的，農民們則以「百姓」、「諸百姓」身分，而以風災、水災、旱害為理由，不斷地向大名提出減免公事，排除給人、代官胡為亂作的要求而獲得某一程度的效果。

例如：後北條氏領內的武藏品川之農民，他們於天正十四年(1586)春季，為反對加徵段錢及排除代官之非法而逃散。同年末，農民所提排除代官非法問題的要求被接受；關戶的農民則將代官驅逐於村外，實現了年貢之地下請。農民們透過這種方式贏得年貢、公事之減免，規範給人、代官之恣意支配，及公事之定量化，以抵抗大名、給人之加強統制。因此，因應農民之抗爭便成為戰國大名治理領國的重要課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