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心有忌憚，所以收回地方軍權，結果⋯⋯

文／黃寬重

宋朝立國以來，為了扭轉唐末五代驕兵悍將、地方權重的弊端，藉著各項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以漸進的方式，將原屬於地方藩鎮的軍政、財政與民政權收歸中央，此後，對將帥的防範和猜忌，成了趙宋恪守不渝的家規。這種政治傾向，在兵制的設計上最為明顯。

在軍隊指揮上，將軍隊訓練、調動和征戰分由三個不同部門負責，落實以文御武、將從中御的政策；而在軍種的區分上，將強悍能戰的禁軍劃歸三衙掌管，為中央正規軍，廂軍在地方上負責畜牧繕修的工作，鄉兵則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此外，西北沿邊地區則由少數民族組成的蕃兵，以捍衛鄉里。

在中央權威不斷強化的過程中，禁軍的數量逐漸增加，相對的，地方性軍隊如廂軍、鄉兵則增加有限，如太祖晚年，全國共有軍隊三十七萬八千人，禁軍有十九萬三千人，占一半以上。太宗末年(995-997)，全國軍隊有六十六萬六千人，禁軍占三十五萬八千人。

英宗治平元年(1064)，有禁軍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廂軍四十八萬八千一百九十三人，總計一百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二人。王安石變法時，禁軍數比英宗時少十萬，各地廂軍則有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哲宗元祐七年(1092)，禁軍五十五萬，廂軍三十餘萬人。從禁軍與廂軍增加的比例，可見宋代強幹弱枝的政策相當落實。

這一連串的設計與措施，強化了中央的領導權，而壓制地方勢力與武人的地位。不過，這種以中央集權為中心思想的軍事體制實有其弱點。一方面，中央正規軍以拱衛京師及邊境布防為主要任務，其他的地區則只能作點的部署。以至內部發生盜賊或叛亂時，常形成禁軍疲於奔命而無法迅速敉平亂事的現象。

另一方面，禁軍採消極性的防禦部署，且以更戍的方式，輪調到各屯駐地區，調動頻繁，對地理形勢認識不足，難以發揮因地制宜的主動攻擊力，影響作戰成效。因此，宋廷面對內亂、外患時往往窮於應付，這是採行強幹弱枝政策所衍生的困境。

正規軍既不足以完全應付軍事上的需求，宋廷乃另尋輔助力量：將地方上一定戶等以上的百姓組成弓手、土兵等職役的角色，賦予某些武備與法定地位，藉由軍政與民政並行的指揮體系，擔負起維護基層的治安工作，添補正規軍的不足。

此一措施，顯示宋朝雖然自締建以來，即積極推動強幹弱枝的政策，但也同樣了解地方武力在現實環境中的重要性。弓手、土兵設置後，各地的治安得以維護，而且鄰近強敵的陝西、河東等地區，部分由弓手轉型的弓箭社，在捍衛鄉里時，發揮了因時因地制宜的機動性，在對遼、夏的戰爭中，也獲致了一定的成效。

雖然地方武力在維護基層治安，乃至對抗外侮，都有實質的貢獻。但從唐末五代以來，地方藩鎮對中央政權威脅的陰影猶存，宋廷對地方武力的戒心仍在，雖偶而用之，卻不敢過於倚重。王安石雖欲實質改變軍事體制，卻隨著他的罷政而中輟，未能有效組織地方武力。

況且自宋與遼、夏議和以來，邊境無事，正規軍既怠忽訓練，戰力明顯低落，地方武力的戰鬥能力也日益消沉，兼之力量分散，敉平亂事之力猶有未逮，更遑論以之禦敵。因此，當宋與金由聯兵滅遼轉而兵戎相向，爆發一連串的軍事衝突後；除了少數地方武力據險抗拒外，宋軍屢戰屢敗，華北州縣迅即淪陷，終演成徽、欽被俘，宋室南渡的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