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可能拜科舉之賜崛起政壇，名門也可能因無功名而沒落

文／黃寬重

自從科舉考試制度化並成為入仕的主要途徑以後，魏晉以來門第貴胄，漸被新興士人所取代，社會上普遍存有「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的觀念，宋人袁甫就說：「國朝承唐舊，以進士為重，人不榮世閥，而榮儒科，風俗流傳有年矣」。

人才晉升的管道既然較為開放，平民家庭可能拜科舉之賜，崛起政壇，成為社會名門，後世子孫也可能由於幾代無功名又淪為平民。在競爭激烈、地位變動頻繁的宋代社會裡，新興家族如何崛起，崛起以後如何維繫其地位，其成敗的因素又是如何，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1980年以來，宋代家族問題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隨著新資料的發掘與新議題的探討，不論是整體觀察、地域家族或個案家族的研究，都已獲致豐碩的成果。

從郭恩秀蒐集自1980年以來中文發表關於宋代家族研究的論著，即多達百餘篇，研究的議題涵蓋家族內部各層面，如家族對外關係的經營與人際網絡的建立，乃至家族在地域社會的角色扮演等，諸多不同的面向，若加上吳雅婷回顧宋代基層社會的中文論著中涉及家族的部分，更可看出研究議題與內容兼具深度與廣度。

王善軍在《宋代宗族與宗族制度研究》一書中，以較宏觀的角度廣泛討論宋代宗族致力敬宗收族的各項具體作法，如族譜、族產、族規、祭祀、義學，進而分析同居共財的大家族、地方豪強、政治世家及皇室家族等不同家族形態。

張邦煒著重於婚姻婦女與社會關係的討論；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一書，以個案為基礎，從起家、教育、婚姻、交遊等方面，論述北宋士族生活的風貌；加上許多以地域家族為中心的博、碩士論文以及眾多的個案和專題研究，都可以使我們對宋代家族興替發展的樣貌、家族與政治、社會、經濟變化的關係及其影響，有更清楚的認識。

這些成果，也足堪與美、日學界比美。

在家族研究的成果中，家族個案研究的著作占一半以上。這些家族中，像河南呂氏、吳越錢氏、四明史氏、四川吳氏家族、河西折氏家族，以及浦陽鄭氏，或以累世高宦，或長期宰制某一地區的政局，或是宋遼夏邊境上的家族政權，或為家世綿延久遠，同居共財的高門大族，自然成為學者研究的重點。

不過，像這樣累世繁昌、類似中古的世族，在宋代為數不多；更多的學者感到興趣的是透過科舉考試取得功名而崛起的士人家族，這些家族雖累世仕宦，但有興有衰，有功名或事蹟可查的約在五代之間。

他們絕大多數是宋代科舉取士政策下成功的家族，也是教育普及的受惠者：如王曾瑜研究相州韓氏、河南程氏；王莉研究福清林氏；王德毅研究成都宇文氏、澶州晁氏、常州葛氏、河南向氏、成都范氏、新喻劉氏、上蔡祖氏；包偉民研究四明樓氏；朱瑞熙研究江陰葛氏；朱開宇研究休寧程氏；胡昭曦研究成都范氏、蒲江魏氏；張邦煒研究鹽泉蘇氏、仁壽─崇仁虞氏；啟昌研究衡山趙氏；梁庚堯研究福州潘氏；陶晉生研究韓琦家族、山陰陸氏、新昌石氏；蔡東洲研究閬州陳氏；鄧小南研究蘇州龔氏；簡杏如研究莆田方氏等，涉及南北宋不同地區二十多個士人家族；柳立言則探討吳越錢氏的外戚家族（鄭銘德討論同一家族）與真定曹氏的武人家族。

此外，地區性家族研究包括何晉勳比較研究鄱陽湖東西兩岸的幾個士人家族；朱開宇研究宋明間徽州的宗族；鄧小南以朱長文為核心，考察北宋蘇州士人家族的交友圈等。這些內容都是環繞著中型士人家族為中心的個案或區域研究，對了解宋代的家族發展與社會形態有重大貢獻。這類能呈現宋代社會現象的中型士人家族，在宋代相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