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戰爭」成為禁語──俄羅斯如何系統性扼殺反對之聲

文／歐文．馬修斯；譯／Zhou Jian

戰爭的第一天，俄羅斯各地爆發抗議，特別是聖彼得堡，數千人於二月二十六日晚間聚集在涅瓦大街的大高爾基百貨（Gostiny Dvor）外；而在莫斯科，也有少數人群走上羅茲德斯特文斯基大街（Rozhdestvensky Boulevard）示威。然而，所有的抗議活動都遭遇了壓倒性的警力阻攔，警力數量是示威人數的數倍。在距離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幾百碼的普希金廣場（Pushkin Square），中央設置的路障隔絕了人行穿越。三人一組穿戴類似摩托車騎手頭盔、軍用迷彩制服、防彈背心的準軍事防暴警察（ＯＭＯＮ），像棋盤上的棋子一樣，按照約五公尺左右間隔，沿著行人通道站立。幾十名年輕人悄聲地聚集在一起，三五成群地聊著天、抽著菸；每當聚集人群達到六人或更多時，穿制服的警察便迅速衝過來檢查證件並搜查包包。

「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都抱著視死如歸的心情，」一位二十歲的電影製作人亞歷山大描述。「這不是勇敢，而是瘋狂。我們都在冒著毀掉自己人生的風險。」¹

當局的鎮壓機器經過二十年的精鍊，已達到高度的複雜性。俄羅斯警察不再像過去那樣用暴力打擊或用催淚瓦斯驅散人群，而是更為隱蔽，進一步個人化地將年輕抗議者推上了一條類似「偽法律」的迫害輸送帶，威脅著大家，如果他們堅持下去，將摧毀他們的生活。第一次因「參加未經批准的集會」而被逮捕的人，會被當場處以兩萬盧布（約一百二十英鎊）的罰款，並留下犯罪紀錄。罰款會在現場立即處理，需要簽署一份認罪書；如果嫌疑人拒絕簽署，就會被羈押數周，等待法庭聽證──而這時，無論如何，有九九．五％的機率會被定罪。第二次被逮捕的人將面臨十五天的監禁；但如果除非警方選擇以「組織集會」為由起訴，這樣他們可能會面臨三個月的刑期。

「我們被抓進去了，」二十歲的電影專業學生阿思雅（Asya）在戰爭第三天傳訊息給我十九歲的兒子尼基塔（Nikita）。「我們正坐在警車裡。壞消息是，我們和那些有過兩、三次前科的人關在一起。我們完了，各位。」²

每位在莫斯科抗議活動中加入 WhatsApp 群組的年輕激進分子都立刻明白，為何阿思雅如此警覺。警方拘捕的抗議者實在太多，他們甚至不再「個別」寫指控書（charge sheets），而是直接在每輛警車裡為所有人寫上同樣的指控；通常，這些指控是針對那一群人中最頑固的抗議者。「他們說我們有宣誓過。糟了，他們還取了我們的指紋，現正在檢查我們的手機。」阿思雅幾個小時後告訴群組，並警告大家，她打算在聯邦安全局人員抵達警局前，刪除她手機上所有會導致指控的 WhatsApp 和 Telegram 程式。

阿思雅和她的朋友亞沙（Yasha）最終在早上五點被釋放。第二天，他們坐在一位朋友的公寓裡，神情茫然、驚魂未定，這次經歷讓兩位學生深感悔悟。「我爸說，如果我再去參加抗議，他就會把我送出國。」二十一歲的亞沙帶著一絲苦笑說，「但即使他想送我走，直到付清罰款之前，我也無法離開俄羅斯。而這至少需要兩個月。」³

我們的對話被更多壞消息打斷。另一位朋友──過去五年因抗議已經有三次前科──在高戈勒夫斯基大道（Gogolevsky Boulevard）的一個公開禱告會附近被警察帶走。「我們被帶到梁贊區警局了，」被捕的朋友寫道──意思是這些被關押的人被送到莫斯科東郊三小時車程的城鎮處理。「我們還在卡車上，沒有食物和水。一位律師在警局門口等了三個小時。警察在裡面決定要對我們提出什麼指控。」這一隨意的指控決定，將決定被拘留者是要服幾個月還是幾年的刑期。他結束訊息對話時，用一個俚語來表示他特殊形式的單獨監禁，「他們把我們關進了『堡壘』。」⁴第二天，來自抗議者律師的消息傳來，她已設法使他擺脫了更嚴厲的指控，最後指控僅是「組織活動」而非叛國──但他仍面臨三個月的監禁。

在入侵的第五天，隨著短期內獲勝的戰爭前景迅速消退，俄羅斯國防部被迫承認，數百名俄羅斯士兵已經在烏克蘭死亡；與此同時，當局加大了對異議的打壓力度。長期以來被克里姆林宮容忍的言論自由堡壘──「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被迫關閉，《新報》也遭受了相同命運，其總編輯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曾獲得二○二○年諾貝爾和平獎。總部位於拉脫維亞里加（Riga）的獨立新聞媒體「Meduza」，對大部分俄羅斯用戶的網路服務進行了限制；網路電視台「雨電視」（Dozhd TV）也遭到警方突襲並查封。

臉書、推特和 Instagram──這些是反普丁評論、組織抗議的主要平台──也被以散播「極端主義」而封鎖。一些最具影響力的網路意見領袖，擔心因發文而面臨犯罪指控所以保持沉默。另一些人，包括俄羅斯最富有、最有權勢的人的子女，顯然覺得自己可以避免像「普通人」因發表意見而遭受的後果，因此更直言不諱；切爾西（Chelsea）足球俱樂部老闆羅曼．阿布拉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的女兒索菲亞．阿布拉莫維奇（Sofia Abramovich）告訴她五萬名的 Instagram 粉絲，「克里姆林宮宣傳中最大的、最成功的謊言就是──大多數俄羅斯人支持普丁。」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二十四歲女兒伊麗莎維塔．佩斯科娃（Elizaveta Peskova）在 Instagram 上發表了「反對戰爭」的訊息；而鮑利斯．葉爾欽十九歲的外孫女瑪麗亞．尤馬舍娃（Maria Yumasheva）也在 Instagram 上發表了支持烏克蘭的訊息。普丁的政治導師、前聖彼得堡市長阿納托利．索布恰克的女兒克謝尼婭．索布恰克（Ksenia Sobchak），她作為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反對派政治人物，也公開呼籲和平，「直到最後，包括我在內，沒有人相信會與烏克蘭發生真正的衝突，」克謝尼婭在 Instagram 上寫道，「接下來會怎樣？今天這一天會如何結束？無法預測。唯一確定的，就是人們正在死去。」幾天後，索布恰克就帶著女兒出國，前往土耳其避難。

當局急於制定新的法律工具，不僅要懲罰異見，還要果斷地遏止異見。戰爭的第一周結束時，俄羅斯杜馬通過了一項匆忙起草的新法律，當中帶有卡夫卡式的標題：「關於在公共論壇上散播明顯虛假訊息，涉及俄羅斯為保護其公民及支持國際和平與安全進行軍事部署之處罰條例」。這項新立法對於散播關於戰爭的「虛假訊息」處以十五年的監禁──並且明確將社交媒體視為「公共論壇」。此條款立即將任何敢發表關於戰爭「虛假」言論的人定為犯罪，而這些「虛假」言論被杜馬定義為「與國防部的公開聲明相反」；其中一種可以被懲罰的「謊言」就是將入侵稱為「戰爭」，而不是官方的稱呼──「特別軍事行動」。

這項法案旨在鎮壓政治活動分子、部落客和記者。俄羅斯司法部為警察和檢察部門編寫了一份特別指南，將「抹黑」國家定義為「負面意見」，而「事實陳述」則被視為「散播虛假訊息」。截至戰爭頭六個月止，俄羅斯人權組織「OVD-Info」登記了一萬七千五百例逮捕案件，以及超過兩百件檢察機關依照被稱為《虛假法》（Fakes Law）法律起訴的案件。⁵在普丁於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宣布部分軍事動員令後，包括達吉斯坦共和國（Dagestan）和西伯利亞東部地區這些過去較平靜的地方在內，至少三十二個城市爆發了新一輪示威抗議，這使得抗議者的總數又增加了兩千三百人。著名的活動家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札（Vladimir Kara-Murza）也因這項新法律被監禁，稱「第兩百零七之三條……是『史達林刑法』第五十八條、『布里茲涅夫刑法』第七十、一百九十條的直接類似條款，根據這些法律，都是允許將異議人士逮捕入獄的惡法」。⁶

克里姆林宮的宣傳人員熱烈認同這一點。一名在國家控制媒體工作的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帶著嘲諷的笑聲說：「這項法律代表向『純粹史達林主義』的轉變。但我們現在正在打仗，史達林主義不正是我們需要的嗎？正是史達林帶領我們打到了柏林，還記得嗎？」⁷

可悲的事實是，他這個惡意的笑話其實代表了大多數俄羅斯人好戰情緒的表達。理解在一個專制政權中進行民調是有其特殊挑戰的，這一點會在稍後詳細討論。但在二月二十八日，國營的全俄公共意見研究中心（VTsIOM）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六八％的俄羅斯人對這場戰爭表達了堅定或溫和的支持，只有二六％的人反對。六個月後的二○二二年八月，VTsIOM 根據官方調查報告顯示，俄羅斯民眾對普丁的信任度（至少在官方層面）上升到八一．二％。⁸

這種幾乎無條件的支持，一直持續到普丁在九月宣布軍事動員令，這讓數百萬之前對這場戰爭視若無睹的俄羅斯人，突然感到有切身關係，並徹底改變了公眾看法。根據獨立的列瓦達中心在二○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進行的民調顯示：四七％的俄羅斯人對動員令感到「焦慮、害怕或畏懼」；一三％感到「憤怒」；二三％表示「為俄羅斯感到驕傲」。

NOTE

1.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2.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3.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4.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5. 「流放、罰款或監禁：輿論審查的法律對反戰的俄羅斯人造成重創」（Exile, fi nes or jail: censorship laws take heavy toll on anti-war Russians），《莫斯科時報》，二○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6. 推特@vkaramurza，二○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7.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二月。
8. 「民調顯示八一％的俄羅斯人信任普丁」（Poll shows 81 per cent of Russians trust Putin），塔斯社，二○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 本文摘自 《超限較量：俄烏戰爭的內幕故事》，原篇名為〈抵抗和壓制〉，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