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恨俄羅斯人，大多數俄羅斯人也恨像我們這樣反對普丁的人

文／歐文．馬修斯；譯／Zhou Jian

對於幾百萬的俄羅斯人來說，他們曾相信自己過著穩定的中產階級歐洲式生活，但在入侵烏克蘭後，這個世界崩塌了。對於莫斯科某文學雜誌的編輯瓦娃拉．巴比茨卡雅來說，「我們去的那些時髦酒吧、我們在歐洲度過的假期，還有我們認為即使在這個亂七八糟的國家中也能過正常生活的那種想法──那一切其實都是幻覺……在短短幾天內，我們才意識到，我們自以為與文明世界共享的一切，其實都是借來的。它從來就不是我們的、從來都不是俄羅斯的。現在，它們都被奪走了。」¹

三月五日，普丁發表了一場激進的演講，譴責那些不支持戰爭的「第五縱隊」俄羅斯人，並將他們斥為「叛徒」。反對派活動分子發現自家門口被塗上了白色的「Ｚ」標誌──這是俄羅斯坦克上的戰鬥標誌，已成為戰爭的象徵。與此同時，俄羅斯社交媒體充斥著顯示「Ｚ」標誌的汽車照片，這些車輛的窗戶都被反戰的鄰居砸壞了。

曾有個古老的玩笑很有趣：「所有莫斯科的主題餐廳，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你不在莫斯科。」但隨著俄羅斯入侵的展開，以及每一次新制裁帶走的文明生活裝飾，這個觀察變得悲哀起來。曾讓我在波札爾斯基巷（Pozharsky Lane）的當地酒吧──十五號酒吧與餐廳──感覺像是布魯克林前哨站的裸磚牆、塗鴉裝飾和時髦手工燈泡，現在看來卻像是對一個逐漸遠去的西方化世界之諷刺，這個世界每天都在變得更加遙遠。

當曾經高度互聯的生活逐漸變得暗淡，數千名較為富裕的莫斯科人開始拚命逃離這個國家。戰爭的第七天，我在凌晨兩點與一位老友在莫洛科餐廳（Moloko Restaurant）見面。阿列克謝蜷曲身子坐在皮革長椅上，喝醉了，他過於專注在手機上，以至於沒有注意到我的到來。儘管莫洛科餐廳的名字與電影《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中那些邪惡的「黑幫人物」（Droogs）聚集地相同，但莫洛科其實是對紐約、巴黎的巴爾薩札餐廳（Balthazar brasseries）的致敬。餐廳內光線柔和、品味高雅，溫暖的燈光照耀在光滑黑色柱子和拋光的黃銅上。阿列克謝抬起頭，歪嘴笑了笑，揮舞著手機。他正在查看喬治亞首都第比利斯的房地產列表。

喬治亞，這個輕鬆自在、免簽且講俄語的前蘇聯國家，這些年來成了自我流亡的莫斯科記者、藝術家、作家、建築師、電影和劇場工作者的首選目的地。突然──在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天，一切似乎都發生得非常突然，像是急遽下墜──第比利斯不再只是生活方式的選擇，而成了對抗政治鎮壓黑潮的諾亞方舟。然而，第比利斯已經擠滿了逃離的俄羅斯人，而且強烈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大。住在那裡三年的畫廊主人朋友馬雅．科諾年科（Maja Kononenko）警告說，當地人很快就開始對俄羅斯難民產生不滿，尤其是喬治亞的知識分子。「他們說──當普丁在二○○八年入侵我們國家時，我們曾站出來為自己的國家戰鬥，」科諾年科說，「為什麼你們不回去對抗自己國內的政權，而是選擇逃離？」²隨著俄羅斯難民的湧入，租金迅速上漲，工作機會變得稀缺。許多喬治亞的房東拒絕將房子租給俄羅斯人。

阿列克謝可以選擇的機會正逐漸耗盡。就在當天稍早，他與網飛合作的電視劇專案於拍攝一周後被突然取消。ＳＷＩＦＴ系統已將阿列克謝的銀行帳戶與世界其他地方切斷，也封鎖了他的盧布儲蓄。無論第比利斯是否讓人不滿，對阿列克謝而言，它已經比莫斯科更具吸引力。「我在俄羅斯的生活已經結束了，」他以那種俄羅斯人特有的語氣說，這種語氣是他們在談論那些不時吞噬他們生活的災難時常有的語調，「我可不想待在這裡，等這個地方變成北韓。你知道嗎？我很樂意成為一個世界公民。再見，我們在另一邊見。」³

像阿列克謝這樣數百萬受過教育、具國際視野的俄羅斯人，面臨著一個嚴峻的選擇：要麼適應一個黑暗、壓迫的世界，接受國內日益萎縮的經濟機會；要麼冒險逃離這個國家，去迎接一個充滿不確定的未來。對於幾百萬的烏克蘭人來說，為了生命逃離轟炸的處境，無疑更加緊迫，對他們而言，賭注是生死存亡。然而，那些最終在戰爭初期逃離俄羅斯的、約五十萬名的俄羅斯人，也是普丁政權的難民。

「游擊隊戰士；燃燒的坦克；人們擠上火車月台；移民。告訴我這不是一部電影？」四十七歲的博物館館長安娜．卡丘科夫斯卡亞（Anna Kachurkovskaya）在酒吧椅子上痛苦地伸懶腰，她已經坐在那裡好幾個小時，無休止地刷著新聞。「你知道我最懷念什麼嗎？不是過去，而是兩周前的事。我懷念我不再擁有的未來。那個在克里姆林宮的混蛋偷走了我的未來。」⁴但在某些方面，安娜也羨慕她在基輔的朋友們，「他們還有希望。全世界都在支持他們。歐洲歡迎他們，」她邊說邊翻閱著世界各地抗議者揮舞著黃色和藍色烏克蘭國旗的照片，「當戰爭結束時，他們會回到一個自由、歐洲化的國家。但我們俄羅斯人呢？每個人都恨俄羅斯人，甚至大多數俄羅斯人也恨像我們這樣反對政權的人。」⁵

大規模的撤離開始加速。但隨著出境航班減少，俄羅斯人無需簽證即可前往的地方數量也在減少。大多數中產階級莫斯科人習慣了護照中有歐洲申根簽證，這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由於新冠疫情，歐盟已經兩年沒發放任何旅遊簽證。美國大使館停發簽證的時間甚至更長，自從二○一七年克里姆林宮強迫他們解僱俄羅斯員工後，也長期停發簽證。莫斯科朋友在臉書上互換訊息──直到權限被關閉，大家轉而使用更安全的 Telegram。土耳其對俄羅斯人免簽，亞美尼亞、喬治亞、哈薩克也同樣如此。許多具有遠見的莫斯科知識分子透過祖籍或婚姻獲得了以色列護照，這讓以色列成為某些人的選項。一位最近透過妻子獲得以色列護照的餐廳老闆朋友，開玩笑說了一句八○年代的舊蘇聯笑話，那時有數以萬計的猶太人逃離蘇聯，「現在猶太妻子成了交通工具，」他一邊說，一邊帶著一絲苦澀的微笑。⁶

「快把你兒子帶離莫斯科──現在就走！」我的老友瓦娃拉．巴比茨卡雅對我說，這位文學編輯是我認識的最悠閒懶散的人之一；現在，她幾乎陷入了歇斯底里。「他十九歲，」她大聲喊道，「他在這裡持有俄羅斯護照。他沒有上大學，如果他不去徵兵辦公室報到，他就違法了。你還有哪裡不明白？」⁷

我的兒子尼基塔正過得如魚得水，他在空檔年（gap year）與一群才華洋溢的年輕演員團隊一起工作，在莫斯科一個著名的劇院度過了充實的時光。他剛被聘為共同製作俄羅斯頂級戲劇節──「金面具」的工作人員。尼基塔和他的朋友將他祖父母公寓的餐廳，改造成一個現代版列寧和托洛斯基在斯莫爾尼宮學院（Smolny Institute）的指揮中心，長桌上堆滿了硬碟、滿是菸灰的菸灰缸、MacBook 和酒瓶。「我們是俄羅斯人，災難才是我們最擅長的，」二十歲的電影導演專業學生亞沙開玩笑說，他留著一撮時髦的鉛筆鬍，「我們會想辦法解決的，總會有辦法的。」⁸

隔天，亞沙就被捕了。他和一位女性朋友站在高戈勒夫斯基大道附近的一場抗議活動旁，當重裝的準軍事警察（ＯＭＯＮ）出現時，那個女孩逃跑了。尼基塔在第二天晚上向我解釋，這是個糟糕的錯誤；如果可以，你應該站立不動、對著警察空洞地微笑，好像你只是隨便路過。尤其是，如果你真的只是路過的話。」我的兒子──穿著西裝和領帶，這是對抗任意逮捕的都市偽裝──在案件處理中心花了五個小時才把他們弄出來。「警察也不喜歡做這些事，」他後來報告說，「他們也是人。」我問他：「是因為他們根本是正直的人所以討厭這樣做，還是因為他們懶惰腐敗，寧願什麼都不做？」尼基塔皺起了眉頭。

是時候該離開了。俄羅斯的航班已被禁止進入歐洲、加拿大、美國的領空，所以土耳其成為少數仍接受莫斯科航班的目的地之一。飛往伊斯坦堡的單程機票價格高達一千七百歐元；但奇蹟般地，我發現自己還有一些過期的航空里程，更不可思議的是，土耳其航空仍在發放獎勵機票。我們訂好了機票。消息傳開了，尼基塔和我將要離開，朋友紛紛打電話來，要求我將他們的錢財帶往國外。一個老同事的保母拿著一疊厚厚的歐元來找我；我小兒子在羅馬的學費被一位電視製作人朋友提前兩年付清，她急於將錢從她的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帳戶中轉出，趁還能轉的時候。我的莫斯科公寓變成一間快閃銀行，我把外幣交給那些住在國外的俄羅斯親戚和朋友，並從其他急於把錢轉出的人那裡收取現金。根據法律，帶出國的現金不得超過一萬美元，所以不久後我不得不把人拒於門外。

迪士尼、華納兄弟、索尼以及其他好萊塢主要影業公司，拒絕在俄羅斯上映他們的電影。對此（或許）諷刺的回應是，我們位於阿爾巴特卡亞廣場（Arbatskaya Square）的當地電影院開始播放經典電影《兄弟》（Brat）和《兄弟２》（Brat 2）──這些電影講述的是關於絕望、暴力、貧困的九○年代，以及那些逃離後蘇聯混亂的俄羅斯人前往紐約謀生的故事。兩周前，這些電影還只是懷舊片，突然之間，它們看起來像是來自不遠未來的紀錄片。

瓦娃拉．巴比茨卡雅無法與我共進最後的晚餐。她幾天前在一次抗議中被捕，被罰款一百二十英鎊並留下了刑事紀錄。明智的是，她選擇待在室內避免上街，因為街上到處都是警察。「我們可以去我家院子裡散步，」她提議。和阿列克謝不同，但瓦娃拉與絕大多數莫斯科知識分子相同，她並沒有一個裝滿歐元的信封。飛往伊斯坦堡的機票，要花掉她現在貶值的盧布薪水五個月的收入，她已心灰意冷──反正「誰會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等待我呢？」瓦娃拉是猶太人，但是並沒有加入相關組織，也沒有足夠的偏執狂想去申請以色列護照。「我只能成為俄羅斯人，」她帶著一絲苦笑說，「你知道的──學會為祖國受苦，什麼英雄主義狗屎精神那一套。」⁹

伏努科沃（Vnukovo）機場空無一人，除了唯一的一個登機櫃台，兩百名乘客正排隊登機，帶著孩子、堆積如山的行李和大量的寵物狗。現場沒有慌亂，因為沒有人意識到這將是從莫斯科起飛的最後幾個航班之一。一名在我們前面辦理登機的男子，彬彬有禮地建議我們去下一個櫃台，因為他「可能會花點時間」。他的手推車上放著三個大箱子，旁邊堆著十七個箱子，「我的辦公設備，」他解釋，「我準備去里加設置。」¹⁰儘管有傳聞說，反對派活動分子被聯邦安全局盤問了好幾個小時，手機也被檢查有無犯罪訊息，但尼基塔和我順利通過了護照檢查和海關。

當我們在候機室等候時，一位朋友的兒子傳來消息：他的俄羅斯航空航班從莫斯科飛往特拉維夫，不得不降落在俄羅斯南部的索契；當時飛機還在空中，租賃公司就取消了合約。當天，俄羅斯交通部提出了「國有化」──也就是「竊取」所有租賃給俄羅斯航空公司的飛機。統一俄羅斯黨（普丁的政黨）提出了一項計畫，要國有化所有撤出俄羅斯的西方公司資產。幾小時內，所有進出俄羅斯的航班、渡輪都被取消，並且僅在一個月後才會以非常有限的服務恢復。二○二二年三月到四月的大部分時間裡，只有火車仍在運行，彷彿回到了一九一七年。

伊斯坦堡的街頭充滿了俄羅斯人。在伊斯坦堡卡拉柯伊（Karakoy）區的一家海鮮餐廳裡，我們一邊吃著晚餐，一邊和俄羅斯朋友交換著有關誰成功逃離、誰被困在原地的消息，我們坐在一座俄羅斯屋頂教堂和朝聖者旅館建築的陰影下，那裡曾是一九二○年白俄羅斯軍隊最終瓦解後、數千名流亡者的避難所，餐廳的石砌中世紀牆壁似乎已聽過無數次這樣的故事。很多年前，我曾經採訪過一位年邁的俄羅斯老人，他躺在一幅破舊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畫像下，即將面臨死亡；他住在一個廢棄教堂的屋頂閣樓裡，這也是卡拉柯伊為前往阿索斯山途中的俄羅斯朝聖者建造的幾座旅館之一。那位老人說，他的父親曾是位於山上的俄羅斯帝國大使館的看管人，他自己則是在一九一五年出生於那裡。五歲那年，他曾在大使館花園裡看著數百艘法國和英國的船隻駛入博斯普魯斯海峽，載著彼得．弗蘭格爾（Pyotr Wrangel）將軍擊敗的白軍難民。今日的流亡潮雖然規模較小、也不那麼絕望，但被逐出家園，投身到冷酷、敵對世界的感覺依然相同。

我閱讀過苔菲（Teffi）的日記，那是娜傑日達．洛霍維特斯卡雅（Nadezhda Lokhvitskaya）的筆名，她是一位機智的聖彼得堡作家，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逃到了基輔。戰爭的命運像一張過期的鈔票隨風飄揚，把她帶到了君士坦丁堡（現在的伊斯坦堡），後來又到了巴黎。她描述了自己那種充滿懷舊、貧困的艱難生活，曾經的上校變成了計程車司機，貴族女性打扮成吉普賽人，在咖啡館裡端茶；而所有來自古老政權的流亡者，卻荒謬地堅持著他們舊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眼睛呆滯，無力的雙手垂下，靈魂枯萎……我們什麼都不信，什麼都不想要，什麼都不等待，就像行屍走肉。害怕布爾什維克的死亡，我們卻選擇來到這裡度過活著的死期。」苔菲寫道，流亡就像是「一個貧窮的親戚發現自己來到了富人家裡的生日宴會」。

當俄羅斯人逃離自己的祖國時，已身處歐洲的人們也面臨著反彈。我小兒子的十七歲女友在羅馬街頭打電話給她母親時，因為講俄語而被陌生人打了一巴掌。另一位在倫敦生活多年的俄羅斯婦女，在聖約翰伍德（St John’s Wood）遭遇言語侮辱。即使是像作家米哈伊爾．齊格爾這樣著名的反普丁活動分子和記者──他在被標註為「外國代理人」後逃到了柏林──也發現當地的歐洲銀行無故封鎖了他的銀行帳戶，唯一的原因就是，帳戶是由俄羅斯人持有的。

到了八月，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波蘭試圖全面禁止向俄羅斯人發放申根旅遊簽證。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對此有所遲疑，理由是這樣做會造成不公正的集體懲罰──但他們仍取消了與莫斯科的簽證便利化協議，使得簽證申請過程變得更加繁瑣和複雜。無論如何，到了夏末，官方數據顯示，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共有九十九萬八千零八十五名名持俄羅斯護照的人離開了該國，其中一半的人再也沒有返回故土。但這與七百七十萬進入歐盟的烏克蘭公民相比，簡直不堪一提（儘管到八月底，其中四百七十萬人已返回祖國），此外還有超過一百萬人逃入了俄羅斯。¹¹、¹²

NOTE

1.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2.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3.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4.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5.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6.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7.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8.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9.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10. 與作者的談話，莫斯科，二○二二年三月。
11. 關於歐洲聯盟邊境和海岸警衛隊（Frontex）過境人員資料的報告，德新社（ＤＰＡ），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12. 「塔斯社：超過一百萬烏克蘭人被帶往俄羅斯」（TASS: more than 1M Ukrainians taken to Russia），美聯社，二○二二年五月三日。

※ 本文摘自 《超限較量：俄烏戰爭的內幕故事》，原篇名為〈出走：俄羅斯人〉，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