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一句的差異，就可能顛覆我們對歷史的理解

文／黃寬重

善本書一向是藏書家和版本、校勘學者所珍視的資料。歷史學者重視文獻材料，強調第一手史料，當然也注意書籍的版本問題，重視善本。以往在經、史、子諸部典籍上，由於許多學者投入校勘、補遺的工作，成效卓越，史學研究者利用既有成果，就能順利進行研究，減少許多繆誤。

近年來，研究領域擴大，取材超乎上述諸部，及於文集、方志等典籍，然而，這類史料為數雖多，卻鮮有精深的校勘。因此，在版本差異可能造成不同結論的情形下，忽視版本的重要性或慎選版本，勢必影響研究成果。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時期。由於印刷術的發達及文化昌盛，留下許多當代知識分子的記錄，其中包括文集、地方志等，對宋史研究的重要性實等同於正史資料；因此，這類典籍逐漸受到學者的重視。但是，書籍經過多次傳抄或翻刻後，容易造成內容脫漏或改易的現象。

此外，宋人強調尊王攘夷，重視夷夏之防，宋朝又常受強鄰遼、金、蒙古的侵凌，朝臣在討論時局，凡涉及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時，常顯現強烈的民族意識。到滿清以異族入主中原後，基於政治考慮，在編纂或抄錄這一時期的文獻時，對涉及民族意識的文詞，乃擅加竄改、抽毀。不論是無意的改易、脫漏或有意的竊改、抽毀，對歷史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比較不同版本對歷史研究極為重要。

版本、校勘是一門專精的學問，非受專業訓練及淵博的學識、深厚的功力，難以有成。筆者於這兩項專門學問俱屬外行，只是於探討宋代史事時，經常利用文集，稍留心版本問題；發現不同版本的文集，若干文字、語詞出入極大，若不加以甄別，會增加研究的困難。乃於研究之餘，從事補輯史料，兼比勘不同版本之典籍，加以整理，條舉若干實例，分類說明，以提醒歷史研究者於利用典籍時，留意版本問題，善用精校善本。

宋代傳世的典籍數量頗多，是研究宋代歷史的重要憑藉，學者為了減少因版本歧異影響成效，增加典籍的可用度，逐漸重視這種文獻甄別、校勘和補遺的工作。由中國大陸官方推動的古籍點校計畫，透過群體的合作或個人的努力，利用不同版本加以比勘、校對、標點，不僅達成文化普及的作用，同時便利學者的研究。

由於長期的努力，獲致卓越的成效，除了正史和古代經典外，許多筆記小說以至文集，都經過點校者廣泛蒐集不同版本，細心校勘、標點後刊出。以上世紀80年代大陸出版的二種典籍為例，可以顯示出善本書籍對歷史研究的重要。

一是《名公書判清明集》，這部書是研究宋代法制，特別是南宋後期社會、經濟和法制的重要史料，向為學界所重視，日本學者用力尤勤，但以往只有刊行日本靜嘉堂所藏的宋殘本。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曾瑜、陳智超、吳泰三位先生，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了十卷的明刻本，後來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足本十四卷的明刊本。十四卷本的內容約為宋殘本的四倍，經點校後於1987年1月正式出版。這部書的整理、出版，對南宋晚期的歷史研究有極大的貢獻。

二是增訂本《陳亮集》，陳亮是南宋孝宗朝的著名學者，在他死後，其著作被編輯並刊刻成四十卷的《文集》和四卷的《外集》，不過到明中葉已不易覓得完本；成化間永康人朱潤、汪海以殘缺的《龍川文集》和《外集》合併改編成三十卷本，刊行於世。上世紀80年左右，北京大學鄧廣銘教授利用中央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刊《圈點龍川水心二先生文粹》的影本與成化本比對，乃以成化本為底本，增收《二先生文粹》中〈策問〉三卷、〈漢論〉五卷，〈任子宮觀牒試之弊〉、〈人法〉二文，《永樂大典》殘卷中〈代妻父祭弟茂恭〉、〈代妻祭弟何少嘉〉二文，而刪除元人所作〈後杜應氏家譜序〉一篇，並加以校訂、標點，於1987年8月出版增訂本的《陳亮集》，對研究陳亮思想的學者極有助益。

臺灣學術界雖然沒有進行較具規模的「點校」工作，但在學界出版合作下，影印出版了不少珍善典籍，以供學者比較研究。重視版本與校勘的專家更一再強調版本對研究的重要。昌彼得教授的〈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舊抄本攻媿先生文集〉（《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16期）、〈跋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故宮季刊》，第10卷第1期）、〈宋槧南軒先生文集跋〉（《故宮季刊》，第16卷第2期），及李學智教授的〈臺大藏宋版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圖書館學刊》，第1期）等都是顯例。

此外，鄭騫教授在〈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的原本與刪節本〉（《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卷第2期）文中，以《四部叢刊》本所收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與文海出版社影印李衡、李幼武刪節的《宋名臣言行錄》相對照，列舉若干實例，說明刪節本的缺失。王德毅教授於編輯《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時，以《長編》、《要錄》、《會編》等十餘種宋代文獻與《宋會要輯稿》比對，找出《宋會要輯稿》一千一百餘處錯誤，乃寫成〈宋會要輯稿校勘記〉（《史原》，第8期）。

喬衍琯教授在〈崇文總目輯本勘異〉一文（《故宮學術季刊》，第4卷第4期），利用錢侗輯釋本與《四庫全書》本詳加校勘，發現《四庫》本優於流行的錢氏輯釋本。陳學霖教授在〈范成大攬轡錄傳本探索〉文中（《國史釋論》，下冊，1988年4月），更舉出《攬轡錄》若干不同節本並加以比較。

而梁庚堯教授於〈劉爚雲莊集的版本及其真偽〉文中（《書目季刊》，第8卷第3期），則將《雲莊集》中所收劉爚文章與真德秀異同者，加以考訂，是辨別文獻真偽的一例。這些利用不同版本，所進行的比對、校勘、辨偽的工作，對宋史研究貢獻極大。

除上述版本校勘以外，輯佚的工作，對充實典籍內容、豐富研究資源更具意義。臺灣的學者重視專題研究，雖也有若干學者孜孜於輯佚工作，獲致一些成果，但就整體成績而言則遠遜於大陸學者。大陸學者經常在點校的典籍之後，以附錄的形式，呈現他們輯佚的成果。以宋代的文集而言，值得特別提出的有三種：

一是孔凡禮先生在傅璇琮先生蒐集的基礎上，從《永樂大典》、《黃氏日抄》、《歷代名臣奏議》、《宋會要輯稿》等書中輯出范成大的文論凡一百三十五篇、詩九首、詞八十八首、殘篇若干，合成《范成大佚著輯存》一書(1983)，對研究范成大與南宋中期歷史，很有助益。

二是孔凡禮先生自明抄本《詩淵》及《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宋末元初詩人汪元量的詩一百首、詞二十三首，刊行《增訂湖山類稿》(1984)，有助於研究汪元量的詩及晚宋的歷史。

三是欒貴明先生從現存《永樂大典》中輯出數十種《四庫全書》本所失收的文章達一千八百六十四條，成為《四庫輯本別集拾遺》(1983)二冊，更是研究宋史的重要資料。其中吳泳的《鶴林集》一書，《四庫全書》本僅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六十四條，欒先生所輯達四百六十四條，比《四庫》本多出四百條，特別值得重視。

本文摘自《典籍增輝——宋代文獻整理與數位化》，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