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舉手】沖洗的不是照片，是我們從未看見的影像──《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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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哲廷
有些書，讀第一頁便知它來得不易。
不是因為語言難懂，也不是因為敘事錯綜，而是因為你能感覺到一個人花了很長很長的時間，在看似無用的事上打轉，沒有保證、沒有預期成果的那種打轉。它不是企圖建構一個大敘事的書，也不是關於一位攝影大家的輝煌生平。它更像是一個人在黑暗中摸索，摸到的不是亮光，而是一堆舊相紙、一口廢暗房、一句父親不願多說的往事。這本書叫《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作者廖瞇，寫的是她的父母與三叔公。
「攝影」在台灣，長年被侷限於美術館牆內的榮光敘事裡。從幾位所謂「經典攝影家」出發，我們學會欣賞光影，學會論述風格，但卻很少問一句：這些照片是怎麼來的？照片的背面，那些暗房裡的藥水、膠片、裁切與沖洗的手，是誰的？他們住哪裡？有沒有領勞健保？這個產業怎麼興起、怎麼崩毀？
而廖瞇，剛好是那個「問出來」的人。
不是從學術開始問，也不是為了文學上的「發現」才問。她只是因為長成一個人之後，忽然發現，自己對父母的職業一無所知。那種無知，不是因為距離或冷漠，而是因為技術的背景從未被看作值得書寫。我們熟悉「攝影」這件事的光芒面，但從未有人認真記錄快速沖印產業如何一卷底片一卷底片地撐起一個家、一代人。
這本書並不是從三叔公李鳴鵰開始的，但也不是沒有他。李鳴鵰是台灣戰後攝影史的重要人物，創辦《台灣影藝》，推動攝影社群、技術、國際交流。若依常理，後人寫他再自然不過，但廖瞇並不選擇這條路。她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評論者，她不想造神，不想補全攝影史的斷片－－她只是想弄清楚家裡那些沉默不語的影像從哪裡來，那些用來養活她、讓她上學的照片，是怎麼洗出來的。
這個書寫的出發點，太小了，小得像一張三乘五的照片，小得像沖印店裡那個紙袋裝的相本。但也因為這樣，它打開的是我們從未正眼看待的攝影產業史，是無名者的技術勞動史。
書名裡的「小廖」與「阿美」，是廖瞇的父親與母親。不是攝影師，是沖印人，是那個幫別人完成照片的人。他們不出現在展覽裡，不發表作品，但他們是讓照片「得以存在」的那群人。從膠卷清洗、顏色校正、剪裁分類、裝袋封膜，一卷又一卷，日復一日。書裡說得輕，但不代表輕鬆。
而書寫這段過程，也不輕。廖瞇用了五年。五年裡，她問了很多人，也懷疑了很多次。她不是寫小說，不是可以任憑虛構補洞的人，她要走的路，是紀實，是「只能拍下去、剪不出就算了」的那種紀實。
我記得曾有人說過，攝影書寫最難的，不是技術，而是無記錄。很多時候，一個人明明參與過影像的某段歷史，但他沒留下筆記、沒寫過文章，甚至連照片都不多。而研究者要怎麼辦？去問人？人老了、記不清了；去找資料？資料亂成一堆或早就散佚。這樣的難度，不是學術的難度，而是接近寫作倫理的難度。你不能亂寫，但你又得寫。
廖瞇選擇的方法，是讓自己進入現場，不是暗房的現場，而是訪談的現場、記憶的現場。她寫父親小廖說話的方式、寫母親阿美的習慣、寫舊機器的操作邏輯。那些細節，看起來像沒什麼，但只有寫過類似書的人才知道，那些要一個一個慢慢問、一個一個確認。有時還要繞道，問親戚、問老鄰居、查老雜誌、走進報廢倉庫。寫到最後，書不是在寫三叔公，而是在書寫自己的出生條件、自己的歷史。
這不是一本有文學野心的書。甚至，它很可能會被誤認為「不夠文學」。它沒有精心鋪排的敘事轉折，沒有漂亮的金句修辭，有的只是大量的描述與對話，一段又一段聽起來像生活日常的口述。但是，這樣的日常，才是產業史真正的肌理。不是只有創辦雜誌的人值得進歷史，洗相片的人、做客服的人、連續加班十二小時的技術員，也應該在裡面。
讀這本書時，我一直想起那些年沖印店的樣子。那是我記憶中最平凡的風景：亮黃色招牌、玻璃櫥窗後的巨大機器、一位手腳俐落的女店員問你「要洗幾張？三乘五？還是六乘八？」。然後你去吃晚餐、看個電視，照片就好了。快速、準確、機械但不冰冷。這些影像承載了多少人的人生高光時刻，也承載了多少沒人記得的失敗或平凡。
而現在，那些店幾乎全沒了。底片退場，記憶卡上線。修片軟體替代了裁剪刀。技術轉型來得太快，以至於整個產業直接被消除。沒有紀念、沒有轉型輔導，連老機器也不知道送去哪裡。這是一種技術死亡，也是一種社會性記憶的消失。
所以，當廖瞇寫下這些「看似不重要」的事時，她其實也在記錄一段台灣消逝得過於迅速的工業文化。她不是寫偉人傳記，而是把視線調低，寫那些不會出現在攝影年表裡的名詞－－機器型號、相紙品牌、洗劑顏色。
這樣的書寫，不帶說教，但有感知。它讓我們知道，記憶不只是記錄什麼，而是選擇怎麼記錄。我們也因此得以想像，一種不以權威、不以結論為前提的歷史，可能長什麼樣子。
《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讓我們看到，書寫的意義不在於掌握，而在於接近。接近那些曾經被我們忽略、被歷史寫作冷落的地方。廖瞇沒有用力推銷三叔公的偉大，反而讓他退場成為引子，把故事的重心轉回兩位「沒有風格」但有手藝、有勞動記憶的父母身上。這不是捨棄歷史，而是重新安排敘事的位置。
有人說，人人都是自己歷史的作者。這句話聽來好像很簡單，但只有真的動筆的人才知道，要成為那個「作者」，要跨過多少沉默、多少無法回憶的空白。
所以，讀這本書時，請把它當作一本紀實，一段追索，一場與影像技術共老的細膩書寫。它不是關於光影的美學，而是關於那些一直處理光影、卻不曾被看見的人的生活與勞動。
這樣的書，不多；但我們很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