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公園內有博物館有廣播，有夏夜駐足傾聽的人們──1949文學現場

文／楊富閔

我的手邊就有一本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創刊的雜誌《臺旅月刊》，它的發刊宗旨之一：「將臺省史地人文作詳盡的介紹，同時對於生產建設作有系統的報導；俾利遊客，而促進旅行事業的開展。」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一本旅遊指南。創刊號的前幾頁，即有多幅精彩的照片，標題正以「臺北攬勝」為名，並且羅列了介壽堂、博物館、臺北橋、植物園、孔子廟、草山、仙公廟、碧潭等地。這些景點的排序，彰顯了一九四九年，編者引導讀者去想像臺北的一種視角，至今不少地方仍是熱門的打卡熱點。

《臺旅月刊》對「博物館」的介紹是這樣的：「博物館──位於新公園內，希臘式二層樓大廈，宏莊可觀，內容陳列品達一萬三千四百餘件；每天免費開放，是一個大眾文化的殿堂。」老雜誌是個斷片。雜誌內的老照片是斷片。老照片內的博物館也是一個斷片。這些刺點一般的存在，提供了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找到一種從「文學」進入這座公園的路徑，同時看到了不同角度之下的博物館。

於是從《臺旅月刊》出發，我們步行來到一九四九年的博物館。一九四九年來臺的王鼎鈞，初始即在公園內的廣播電臺工作。作為臺灣重要的散文大家，在臺期間致力於語文教育的推介。王鼎鈞晚年推出的自傳《文學江湖》，曾經勾勒出一幅較少為人觸及的「廣播文學」的圖像。他指出廣播稿的撰寫，與口語文學的生成有密切關係，而聲音與日常的交織，對於就在公園一隅的建物內工作的王鼎鈞，他的感觸是比別人還要深刻的：「中廣公司節目部設在新公園的一角，隔著公園和省立博物館相望，博物館後面新公園裡有一個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宮燈式』的建築物，底座很高，頂端像博士帽，下面用木材雕成窗櫺，窗櫺裡面裝著播音喇叭，地下有電線和節目部發音室連接，坐在下面可以聽到廣播節目。」這一段描寫，可以讀到文學、歷史，也可以讀到公園的截圖，而這樣無意觸及的博物館的描述，從周圍的日常出發，並以聲音作為線索，我們彷彿真的看到宮燈造型的放送頭周圍，坐滿了人，一個個都豎起了耳朵。

「夜晚無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長椅上聽自己寫的講話節目，琢磨語文方面應該改進的地方。夏天總是滿座，他們大概都是家中沒有收音機的人吧……我觀察他們的舉動，尋找文稿的得失，終於發現『趣味』重要，如果有人聽到一半，起身離去，多半因為語言無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著拐杖，經過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寫的節目，他恰巧聽見一句有趣的話，居然站在那裡聽完下面『無趣』的部分。……我也從文稿變成聲音之後，尋找聽眾的好惡，發現稿本潛在的、隱藏的、習焉不察的瑕疵。」

文化重建的工程始於語言的重建，一九四六年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之後，戰後的臺灣即進入一股國語熱的學習潮之中。而國語的推行與文藝政策、語文教育，乃至文學創作之間的關係不可分割，王鼎鈞就站在文學史的現場。而那樣一座發出聲音的放送頭，至今還佇立在新公園內，可以想像當年多少新聞、音樂、政令、故事，從此流瀉而出；而又有多少人曾經或坐或站，守著一座像是宮燈的音箱，屏氣凝神，等待即將發生的事。不知其中是否就有一個兩個是在博物館工作的人員呢？而博物館的方向，還可以聽到音箱放出的聲音嗎？

這是一個「表演」的「現場」了。那樣一個聲音的斷片，瀰漫開來，引領我們回到五○年代的新公園，而聲音作為一個斷片，劈出了一個新時空，公園內的人事物，全都立體了起來。所以我們依序看到了放送頭，看到博物館，也看到行色匆匆的過客。而當時與王鼎鈞一同出現在公園內，還有誰呢？是否也有同樣四九年來臺，戮力於現代詩寫作，才華洋溢的詩人楊喚？

※ 本文摘自 《停跡坪──16處國定古蹟的文學跨界書寫》，原篇名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楊富閔〉，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