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詐騙受害者行動的限制與挑戰

文／方易仁、李玲、薄馬克；譯／鍾榕芳

東南亞詐騙園區受困者的支持者有很多種，本章講述的故事只涵蓋其中幾種而已。其他還包括敦促政府積極介入，遏止人口販運的政治人物，和充滿爭議的黑社會人士，如本書先前提及、幫助家屬救援受害者的臺灣前犯罪組織首腦。

記者與部落客也冒著極大的風險記錄詐騙現場的故事；學者與調查員則與詐騙園區幕後人員有所交流。甚至有一些白帽駭客也是一大助力，協助揭發詐騙業者的行動。¹

隨著網路詐騙產業的觸手越伸越長，國際組織也越來越常發表意見，並積極參與相關行動，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簡稱ＵＮＯＤＣ）、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簡稱ＩＯＭ）。全球各國的執法單位也不斷共享資訊，聯合掃蕩詐騙業者、阻斷金流、逮捕罪犯。

對於這場進行中的危機，各界反應不應該這麼慢；而詐騙的問題剛好在新冠疫情爆發時嚴重起來，把各界反應的速度拖得更慢。

一開始，支援詐騙園區受害者的草根團體和個人，都非常努力想博得國際組織的注意，因為當時國際組織並不關注這個議題；現在，雖然可以做和該做的還有很多，但好消息是，詐騙產業受害者，包括被詐者和在詐騙園區中受虐的人，他們的困境終於得到應有的關注。

但是，仍有無數個障礙與影響因素，讓這個原本就已經很有挑戰性的工作變得難上加難。就跟往常一樣，每當我們看向詐騙產業，就會發現黑暗面，甚至幫助受害者這一部分也有黑暗面。

二○二三年十二月，越南媒體報導，一名男子在平陽省（Binh Duong）被捕，因為他承諾救助柬埔寨的人口販運受害者，實際上卻勒索他們數千美元。他用拯救者的形象設立抖音帳號。兩名女子聯繫上他，他要求兩名女子支付一億七千萬越南盾（約合新臺幣十八．七萬元）的預付款，到越南後，又要求她們再付兩億三千萬越南盾（約合新臺幣二十五．三萬元）。

報導指出，抵達越南後，這名男子要求受害者家庭付第二次錢，不然就要把受害者送到泰國。警方獲報逮捕這名嫌犯，嫌犯於審問時坦承，他跟人口販子串通勒索受害者。²

有些在微信崛起的帳號在援救圈的角色也很可疑。有些帳號會張貼誇張的故事情節，講述他們去緬甸危險地區拯救受害者的經歷。有一組人馬還會特別吹噓自己將武器帶進緬甸，不同場景的照片顯示組長穿著防彈衣、穿戴隨身武器、身邊有重型武器（包括狙擊槍）包圍的景象。雖然幾乎可以確定是虛構，但也表示現在真正的救援團體受到的關注之多，以至於這些社群媒體帳號都想搭上這波話題的風潮、分一杯羹。³

在我們寫作本書的過程即將進入尾聲時，中國社群媒體裡充斥著聲稱能救援詐騙產業受害者的帳戶，吸引數百名心急如焚的家屬，盼望能救出受困在東南亞詐騙園區的受害者。

筆者之一加入這些群組，發現這些所謂的救援網紅很多都只是中間人而已。他們會先跟家屬收取救援費，搶走所有功勞，接著把案子交給無償但積極進行實際救援的團體。

有時候，家屬付了錢，就被網紅封鎖刪除，此舉深深傷害了受害者、家屬、真正想幫忙的人之間的信任。隨著越來越多類似情事浮上檯面，真正的救援團隊也越來越常受到質疑，甚至被受害者家屬侮辱質疑其真實性。

除上述限制外，還有很多體制與環境因素，阻礙了想幫助詐騙園區受困者的人。體制上的因素包含東南亞目前對強迫犯罪的法律規範有其侷限，以及受害者鑑別與送返事務上，各國執法單位少有合作之情形。

若東南亞地區的政治人物能承認網路詐騙產業強迫犯罪的複雜性，並透過相關立法填補現有空白、彌補不足，那將是很重要的一步。東南亞地區各執法機關在受害者鑑別標準方面能取得更一致、更透明的共識，則是重要的另一步。

另一個體制上的侷限是政治氛圍。這是公民社會團體一定要想辦法處理的議題，不僅存在於人口販運的目的地國家，例如由集權主義政權統治的柬埔寨、寮國、緬甸，還有相關人士的母國，尤其是中國和越南。

上述國家對公民社會團體的提防程度不一，但往往都會設置隱形紅線，踩線了便要付出重大代價。而在詐騙產業聚集的國家中，國家行動者（包括執法單位）與左右逢源的當地仕紳，往往會在公民社會團體反對的產業裡串通勾結，使得情勢更形複雜。

雖然這個價值百萬的犯罪產業無疑形成了一個人道危機，但有些公民團體仍選擇敬而遠之，一部分是因為這個產業實在太過複雜，但一部分原因也是不願踏足敏感領域；有些公民團體則是介入其中，但必須小心設法不暴露自己的行蹤，因而效率受限。

還有一個體制上的障礙，是網路詐騙產業造成缺乏信任的問題，倖存者對救援者的態度因此受到影響。我們理解倖存者往往有充分理由不信任當地執法機關，但很可惜的是，一樣的不信任感有時候也會延伸到公民社會團體上。

許多實際支援受害者的團體都沒有正式身分，在幫助受害者的溝通過程中，可以理解受害者在面對不熟悉的獨立團體或個人時，容易心生懷疑，但這也讓情況更加複雜，尤其是中國的受害者，常對是否要配合公民社會團體感到遲疑，總會質疑其動機，害怕其與「境外敵對勢力」（這是中國政府在談及，從事政治敏感領域工作的非政府組織時，常見的論述）有關。⁴

有些受害者因救援過程的不確定性而感到心力交瘁，甚至會把責任怪罪在試著幫助他們脫離困境的人身上，筆者之一就不只一次經歷過這樣的狀況。更糟糕的是，這樣的不信任感只會兩敗俱傷，公民社會團體成員有時也會質疑受幫助者是否別有用心。

阻礙受害者獲救的環境因素有兩種，其一是缺乏資金以支應倖存者的救援、返國、後續安置與治療使用，其二則是相關利害關係人缺乏相關訓練與專業。網路詐騙產業的強迫犯罪現象，對執法單位與公民社會團體而言是一個前所未見，也大多毫無準備的新興挑戰。

首先，有些最近才出現的新團體缺乏適當訓練，不知道如何在人口販運與現代奴役制的場域工作，不只是缺乏專業、不知道如何跟經歷過嚴重創傷的人互動（正如我們所見，執法機關也有這樣的問題），還有比較基本的錯誤，如想著要為倖存者募款，於是將其個人資訊張貼在社群媒體上，讓倖存者陷入危險之中。

第二，團體之間對於「誰應該被視為受害者」意見一直存有分歧，有些團體堅持自願進入園區、後來受困的人不應該被視為受害者，這樣想法相異的現象導致部分救援團體的合作出現裂痕。

第三，不同利害關係者之間的工作分配仍然有些混亂。雖然不同團體的成員在處理特定案件時往往會互通有無，但資訊仍需要更加流通，彼此活動協調也需要以更有效合理的程序進行。

另外，還有兩種侷限是華裔倖存者獨有。華裔倖存者至今仍是詐騙園區勞動力大宗，除了中文外，大多數都不會講英文或其他語言。執法部門與公民社會團體都面臨重大的語言阻礙，無法與倖存者溝通。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許多團體會招募講中文的志工，但這只有在志工有空的時候才可行，是個短期方案，顯然無法長久。

和語言不通及缺乏專業有關的，還有東南亞救援行動者與中國公民社會團體之間缺乏聯繫的現象。由於中國法令的限制，許多中國公民團體往往不願與國外公民團體合作，這種結果無可避免，但國外團體也因此對中國團體的合作興趣缺缺，結果就是如果有中國籍倖存者想回家，基本上只能自立自強。

確實，沒有足夠的資源提供事後照顧，可能是目前公民團體在幫助詐騙園區倖存者時，遇到最大的侷限。例如，本章先前提到那名十六歲的母親，付錢離開移民局收容所後，找不到任何資源幫助自己和孩子。筆者之一試圖和她在中國的友人募資，但他們卻警告這位筆者，根據中國慈善法，個人募資可能會違法。

筆者又尋求柬埔寨華人慈善團體的幫助，他們表示可以幫助這名女性的男友在金邊找工作，以支付食宿與回國的機票支出。即使這對情侶沒有合法文件，還得冒著被剝削或再次被賣的風險，但這已經是慈善團體能提供的最佳選擇。

最後是一個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同意支付這個小家庭的醫療與飲食費用，但居住仍是個問題。女子嚴重營養不良且有憂鬱問題，需要專業治療與男友相伴支持，但目前在柬埔寨，為人口販運與現代奴役制受害者開設的庇護所，都是女性專用，而且沒有會說中文的工作人員。

最終，這對情侶回到中國，但情況卻沒有好轉。女子一開始會被賣，是因為想逃離暴力相向的父親。當時的男友說服她一起到柬埔寨展開新生活，她同意了，但沒想到最後竟然會被人蛇用船送到詐騙園區。

在柬埔寨經歷那一切後，現在的她離開了詐騙園區認識的新男友，但沒有社工介入，也沒有錢照顧孩子，別無選擇的她只能回家向父母求助。我們不斷關注她的狀況，並幫忙找了一位心理學家為她治療，只談了三次後，她就不去了。她傳給我們的最後一則訊息是這樣的：

我想謝謝你們為我和孩子做了這麼多，但我不知道未來有什麼好期待的。我爸把孩子抱走了，說我不配當母親。我怕如果反抗，他又會打我，所以我應該會去另一個城市找工作吧，希望這次不會再被賣掉了。　

NOTE

1. 關於越南駭客的精彩故事，見 Koh Ewe, ‘This Hacker Stole Data from 200M Americans. Now He’s Infiltrating Scam Gangs’, Vice, 16 September 2022; Mech Dara, Sen Nguyen, and Michael Dickison, ‘Inside a Scam: White-Hat Hacker Infiltrates Cambodian Operations’, Voice of Democracy, 7 July 2022.
2. Yen Khanh and Phuoc Tuan, ‘Man Poses as Rescuer, Extorts Thousands of Dollars from Trafficking Victims in Cambodia’, VNExpress International, 25 December 2023.
3. Dong He 冬禾, ‘我在缅甸边境救同胞，被悬赏400万抓捕’ (I Rescued Compatriots on the Myanmar Border and a Reward of Four Million Was Offered for My Arrest),凤凰网 (Phoenix), 19 October 2023.
4. 關於以工人行動主義（labour activism）的脈絡對此論述的討論，請見如 Ivan Franceschini and Christian Sorace, ‘In the Name of the Working Class: Narratives of Labour Activ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cific Affairs 92(4), 2019, pp. 643–64.

本文摘自 《東南亞詐騙園區內幕：有人自願、有人被誘拐，96名園區工作者，揭發殺豬盤、殺魚盤、ＡＩ深偽詐騙的勾結與真相。》，原篇名為〈第５章　脫逃〉，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