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人來說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是一種成就」──專訪《梅雨》作者施益堅

文／施益堅

一、《梅雨》中的每一代台灣人角色，都對於自身定位有一定程度的猶豫或質疑。這是您對台灣的觀察嗎？您的觀察心得裡，最特別的、或印象最深的經驗是什麼？

由於台灣的歷史背景，台灣認同顯得特別複雜，有點曖昧。在《梅雨》中，所有的角色幾乎都有雙重認同，他們的名字也隨著故事的進展而改變，比如在小說開頭，女主角的中文名字叫李靜梅，但是大家叫她Umeko，就是梅子的日文發音。戰後，來到國民政府時代，大家叫她李靜梅或者小梅。一旦國家的認同有所改變，有了新的國語，個人認同很難不受影響。在為小說做研究時，我去訪問了一位日治後期出生的台灣人，小學一年級上課用日文，二年級用台語（因為日本人剛走，大陸的老師還沒來到），三年級就開始用中文上課。或許全世界只有那代的台灣人經歷了這種情況！認同跟語言是分不開的，所以小說中不斷地探索這種關係。所有的角色都在思考，他們是誰？他們的故鄉在哪裡？他們對於哪一個地方的歸屬感最強？女主角直到很老的時候才發現她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她是台灣人。對她來說這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

二、《梅雨》裡的中文名字是怎麼取的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替角色取中文名字時有沒有遇上什麼困難？有沒有哪個角色的名字很不好想、或者不容易決定？有沒有哪個名字讓您覺得很得意或很喜歡？為什麼？

德文版的書名叫 Pflaumenregen，德文本來沒有這個詞，因為德國沒有梅雨季，所以這是從中文的「梅雨」翻譯過來的。對我們西方人來說，這個詞有點陌生，有點異國情調的味道，但是意義相當模糊。我記得第一次跟我的編輯提到這個書名時，她非常喜歡，覺得一定會引起德國讀者的興趣。對我個人來說，梅雨季是一個很台灣的時節，代表亞熱帶的氣候，空氣很悶熱，很潮濕，常常下雨，但是不一定是暴雨，常常是毛毛雨，細雨，很溫暖甚至有點溫柔的感覺，形成一種特別的氣氛。至於為角色取名字，不論是中文或日文，當然都不是容易的事，我跟我太太討論了許久，除了名字本身的意涵，是否符合時代背景……等等，還有很多因素要考慮，例如：這個名字用德文怎麼寫？對德國讀者會不會很難發音？兩個角色的名字不要太像，讀者會分不清楚。命名的過程很不簡單，但是最後的成果讓我十分滿意。

三、《梅雨》的每一代角色幾乎都同時有「跨越階級的可能」（例如初代的棒球技能）又有「無法跨越階級的障礙」，您在創作時如何選擇那些「跨越階級的可能」？寫到棒球、商場等情節時，做過哪些調查或研究？

老實說，我寫作的時候沒有特別想到「跨越階級」的問題，這在故事中好像沒有很重要。比較重要的界線是「種族」與「政治」，前者是角色無法跨越的，後者如果跨越的話，可能會有生命危險。殖民時代的台灣社會當然有不同階級，連小梅子也會意識到她最好的朋友來自一個很貧窮的家庭，梅子的爸爸在礦場的辦公室工作，他知道自己與礦工屬於不同階級，但是殖民社會最根本的差異還是日本人跟本地人之間的階級差異。從日本人的角度來說，不論你是礦工還是職員，你的地位都比較低，無法跟日本人平起平坐。就算再有錢的台灣人也永遠無法升到與日本人同等的位階。

四、《梅雨》情節的時代跨度頗長，在調查資料時，您對哪個時期的台灣印象深刻？為什麼？哪個歷史事件讓您最震驚？為什麼？《梅雨》從日治時代末期寫起，您會想以更早的時代，例如荷蘭殖民、明鄭時期之類為背景創作故事嗎？為什麼？

《梅雨》是一部有歷史面向的小說，但不是歷史小說，焦點還是在於當代的台灣社會上。我之所以寫這本書是因為我要了解現在的台灣，為了了解現在的台灣你必須了解它的歷史來源，而我覺得，來源是從日治時期開始的，更早的歷史不算有影響。我從來沒有聽過一些老人家用荷蘭語聊天，但是我岳父一輩子跟他的兄長講日文。在構思這部小說的時候，我知道我對日治時期的了解不夠，我必須做很多功課，所以這便成為研究過程的重點。我讀得越多，越覺得這段歷史很關鍵，尤其是1920年代，那時候一種新的台灣認同在醞釀中，隨著時間慢慢演變。當時的統治者把台灣人叫做「本島人」，這種命名包含雙重否認：本島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他們根本不是某一種人，因為他們認同的基礎只不過是地理上的意義，他們住在這塊土地上而已。有少數的本土菁英為了抵抗這種否認，開始自稱為「台灣人」，這表示：我們是一個有共同點的族群，有共同的經驗（比如我們都受到日本人的歧視），因此有共同的認同，而這塊土地是我們的家鄉。蔡培火、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可以說是現在台灣認同的先驅。

五、一直有人認為台灣人是亞洲社會裡比較「政治狂熱」的一群，您認同這個說法嗎？為什麼認同（或不認同）？台灣近年一直討論的「轉型正義」，德國可說是更早也更正視這個議題的國家，您對台灣有什麼建議？

台灣近幾十年才逐漸走向民主，所以對台灣人來說民主不是理所當然的事，而是一種成就，很多人在這條路上犧牲了生命或自由。為了捍衛民主全台灣必須繼續努力，因為台海對岸的敵人很想要把這個民主自由拿走。從這個角度來看，「政治狂熱」是好的，選舉的投票率很高，很多人敢表態他們的政治立場，造成一個很活潑的民主制度。但是「政治狂熱」也有它的負面，台灣媒體與政壇都有兩極分化的傾向，爭論的水準很低，參與者平常不願意討論、商量、談判，他們只要彼此抹黑、醜化、謾罵而已，不管是立法院還是電視節目，都很難看，沒有尊嚴。我還是覺得「政治狂熱」比「政治冷漠」好，但是你如果把國內的政治對手當作最大的敵人，恐怕形成國外真實敵手的優勢。台灣人不團結，怎麼抵抗中國呢？這是我很關心的部分。我一直希望台灣人會有一種「冷靜的政治狂熱」，但是恐怕這是自我矛盾。

（「轉型正義」這個議題太大了，我不是專家，不夠格提出建議。）

六、您曾經寫過《台灣使用指南》這本為德國讀者介紹台灣的書，出版後有沒有收到什麼特別的讀者回饋？《梅雨》當中可以讀到台灣人面對歐美強勢文化時的態度，這或許不只發生在台灣人身上──您認為為什麼會有這類現象呢？

《台灣使用指南》的回饋很好，德國讀者、台灣讀者都蠻喜歡。我本來沒想到會有台灣版本，我以為這本書唯一的受眾是對台灣有興趣的德國人。其實首先，很多台灣人對自己國家的歷史與文化並不是很熟悉，他們在學生時期可能只有讀到中國歷史，沒有台灣的。現在他們很好奇，外國人怎麼看台灣，或者說外國人有沒有看到台灣？我在書中表達我對這個地方的好感，強調我對於台灣的歸屬感，好像一方面讓台灣人很驚訝，另一方面給他們一種肯定：有外國人喜歡台灣，或許我們的島嶼真的是個好地方。關於自己的國家，很多台灣人沒有自信，這是台灣「政治孤立」的結果，所以他們很歡迎外國人的肯定。王建民、李安變成台灣最大的明星是因為他們在國外很成功，尤其是在美國（最重要的外國），好像讓所有台灣人為他們感到很驕傲。台灣棒球隊拿到12強的冠軍，隊長陳傑憲對記者說：「我們拿到冠軍，希望全世界會看到台灣。」2014年德國足球國家隊贏了世界盃，沒有人提出類似的說法，因為德國早就被全世界看到了。台灣的政治情況好像造成一個獨特「渴望被承認」的心態。

七、倘若有人挑戰您為什麼能夠「以一個德國人的角度寫台灣的家族故事」，您會怎麼回應？

這問題好像牽涉到所謂「文化挪用」的觀點，近幾年在西方變成一個被熱烈討論的議題。什麼樣的行為算是「文化挪用」呢？很難說。看我寫這部小說，人家當然會覺得：作者是德國人，故事在台灣發生，所有的角色都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好像作者背景跟小說內容之間有很大的距離。所以算是文化挪用嗎？同樣的書，同樣的作家，你也可以說：作者長久住在台灣，是台灣女婿，有家人有朋友都是台灣人，小說內容跟我的生活環境其實沒什麼距離啊，我跟其他作家一樣，把我日常生活的環境變成小說的題材。從這種角度來看，還是覺得是文化挪用嗎？

我覺得我們必須很詳細地看某一個案子的特徵，從這個特徵講起，不是只要看作家鼻子的形式或者皮膚的顏色或他的護照，然後說：你可以，你不可以寫某一個故事。先讓作家做他的工作，寫他的故事，最後會有一部小說，大家可以看，可以判斷，也可以批評。在我看來，關鍵的問題不是可不可以，而是：有沒有做好？故事好不好看？小說有沒有價值？

我把《梅雨》小說當作一個「跨文化文學」的實驗：身為德國作家寫一部跟德國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小說行不行？寫作的時候我不斷地探討我跟這個地方的關係，也不斷地質問，我創造台灣人的角度可以嗎？有沒有可信度？我做了不少功課，尤其是關於過去的時代，參考很多資料，看書、看電影，訪問一些年紀大的台灣人，請他們跟我分享一些經驗。從我的角度來看，這不算是「文化挪用」。我探討我第二個家，深入它的歷史，因為我要了解為什麼我跟這個地方的歸屬感這麼強。好像有不少台灣讀者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實驗，讓他們也進一步探討台灣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