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太習慣把政治交給專家，才讓獨裁者有機可乘

發表於 2026-01-212026-01-19By Readmoo編輯團隊活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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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宥甯

台灣社會的政治認同，為何常常像活在不同的時區？在法白放大鏡「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座談會中，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葉浩拋出「政治時差」這一概念，試圖解釋台灣長期陷於分歧、矛盾甚至失語的政治現實。

不同時區的明天

座談會隔天正好是726大罷免，葉老師人認為明天對某些人來說，或許是台灣民主史特別的一天，「但對另外一些人而言，不過是日復一日的平凡日子。」葉老師指出，不同群體對同一個日子的期待與想像，構成了社會中的「時差」。有人認為民主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有人卻覺得四年一度的選舉才是常態，不應隨意打破程序。兩種史觀、兩種時間感，讓台灣同時在危機與日常之間擺盪。

這種「政治時差」不僅存在於藍綠對立之間，也根源於台灣的移民歷史。葉老師說，一波波移民帶來了不同的記憶與鄉愁：有人懷抱對故鄉的依戀，有人則希望拋開過去重新開始。這些差異疊加，讓社會對於「台灣是什麼」、「我們要走向何方」始終難以形成共識。

威權遺緒與民主的緩慢

葉老師進一步指出，台灣的民主化並非經歷血腥革命，而是在威權體制鬆動下逐步展開。正因如此，舊有的威權價值並未徹底瓦解，至今仍影響人們對政治的想像。

「我們太習慣把政治交給專家，認為經濟成長就代表國家做得很好。」葉老師批評，這種「專家治國」的思維，忽略了民主真正的內涵——人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

民主之所以緩慢，正是因為它刻意拉長決策時間，避免獨裁者一夕之間發動戰爭。但在許多人眼中，這種「低效率」反而成了民主的原罪，進一步滋養了對威權的浪漫化想像。

憲法與國家的錯位

座談會中，葉老師也談到憲政秩序的「時差」。1947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本意並非為台灣設計，卻在戰後被移植至台澎金馬。「就好像一所高中莫名其妙採用隔壁國小三年四班的班規。」葉老師和珞亦如此形容，這部憲法雖然條文完善，但缺乏真正屬於台灣人民的集體契約感。

同樣的錯位也出現在人權議題上。中華民國早在1940年代就參與《世界人權宣言》起草，並於1967年簽署兩公約，卻在國內同時施行白色恐怖。「我們對外宣揚人權，卻在國內迫害人權，這就是典型的政治時差。」葉老師表示。

直到2009年人權兩公約入法，台灣才正式與國際接軌，但社會多數人對人權兩公約依然陌生，甚至連立法委員也不清楚兩公約的重要性。

建立共同的時間

那麼，台灣能否克服這些時差？葉老師直言，時差不會隨時間自動消失，唯一的方式，是「重啟國家」：透過制憲，打造屬於所有人的新時間。「不管過去多分裂，一部新的憲法，就是新的開國時刻。」

他同時強調，這樣的過程必須由下而上，讓所有群體都能參與。新的共同故事不是要抹去既有的記憶，而是邀請不同族群一起增加新的篇章。「你移民到美國，不需要忘記過去，但不能想把美國變成中國。台灣也是如此，我們要為自己寫下新的情節。」

面對國際時差

除了內部的分裂，台灣還處於國際時差之中。譬如中國與俄羅斯動輒訴諸「千年歷史」，以朝代或帝國的脈絡來挑戰現代主權國家的秩序。這種前現代的史觀，不是建立在西發利亞體系以來的「國與國之間互不干涉」的基礎上，而是回到一種恢復「中華秩序」或「帝國榮光」的想像。當俄羅斯宣稱九百年前的基輔大公國即是今日俄烏「同一民族」的根據，中國也不斷以「自古以來」來強調台灣的從屬關係。

在這種情境下，台灣不只是內部的時差難以化解，更被迫捲入國際時差。中共的時間表清楚地把「統一台灣」設定為既定目標，並且將此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要一環。與此同時，西方社會則從冷戰後自由民主的時間想像出發，把台灣視為印太地區民主防線的一部分。兩套截然不同的國際時間敘事，讓台灣的未來始終搖擺在大國角力的張力之中。

葉老師提醒，如果台灣人自己不正視問題，不去打造屬於共同的政治時間，台灣將被迫只能被動地接受外部的時間安排。「我們未來的時間就會被他人所決定。」他強調，唯有台灣社會展現自我意志，凝聚共同的故事，才能避免在國際舞台上淪為他人劇本中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