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宿怨還是人為禍端？拆解中東火藥庫

文／伊藤敏；譯／黃雅慧

在冷戰期間中，世界各地陸續爆發區域性衝突，其中，巴勒斯坦問題對中東情勢造成重大影響，其直接起源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展開的一系列外交交涉。

當時，鄂圖曼帝國加入由德意志主導的同盟國陣營。於是，鄂圖曼帝國境內希望爭取獨立的阿拉伯人勢力，轉而尋求英國支援。英國高等專員麥克馬洪（McMahon）與出身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王朝的哈希姆王朝族長海珊（Ali bin Hussein）展開書信往返。在這些書信中，海珊表示，如果英國能在戰後承認阿拉伯國家獨立，那麼阿拉伯方面將提供經濟特權與簽訂防禦性和約作為回報（《麥克馬洪－海珊協定》〔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英國遂於1915年至1916年，對戰後承認阿拉伯獨立作出承諾。

另一方面，英國同時與法俄在戰後協商如何瓜分鄂圖曼帝國的領土，簽訂了《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1916年）。此外，英國還向國內猶太裔金融家族──羅斯柴爾德王朝承諾，在他們提供資金援助的交換條件下，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這便是著名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1917年）。這些彼此矛盾的承諾，使英國的外交策略常稱為「三枚舌外交」（此為日本用來譏諷英國的中東政策，形容英國人特別虛偽，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圖6-4）。不過，實際情況是否真如「三枚舌」這般單純？仍值得進一步探究。

舉例來說，在《麥克馬洪－海珊協定》中，確實劃定了預定獨立的阿拉伯國家範圍，而巴勒斯坦也被視為阿拉伯國家的一部分（須特別注意，這裡的阿拉伯國家是指以阿拉伯半島為中心的一體化政權，而非單獨設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另一方面，《賽克斯－皮科協定》將巴勒斯坦列為國際共管區，而《貝爾福宣言》則表明英國政府將致力於「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的家園」，但這並不等同於支持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換句話說，《貝爾福宣言》承諾的內容存在曖昧與保留。

英國當時將這些相互矛盾的承諾，視為可以暫時保密、待戰後再行調整與解決的策略。然而，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新成立的蘇維埃政權公開揭露《賽克斯－皮科協定》，使這一系列外交協議間的矛盾，成為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勒斯坦最終並未被納入國際共管體制，而是改由英國實施委任統治（名義上是接受國際聯盟託付，實質上則接近殖民統治）。與此同時，與英國原先的預期不同，猶太人積極遷移到巴勒斯坦地區，目標逐步轉向建立猶太民族國家。初期，這些猶太人與當地的阿拉伯人尚能和平共處，但不久後，雙方產生武力衝突，局勢迅速惡化。然而，這場對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被擱置一旁。

在二戰期間，由於德意志與義大利迫害猶太人，促使更多猶太人加速移居巴勒斯坦。

中東的四次大戰

1947年，為了解決巴勒斯坦境內阿拉伯人（居住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族群亦稱為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大會第181號決議」（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81）。該方案規定，隨著英國結束委任統治，將在巴勒斯坦地區分別建立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國家與猶太人國家，並劃定其邊界。然而，依照這項分割案，僅占當地總人口約1/3猶太人卻獲得約56％的土地，並確保南部的艾拉特地區，使其得以出海通往紅海。對此，巴勒斯坦人及周邊的阿拉伯國家一致表示強烈反對。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1945年），埃及、敘利亞、約旦、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黎巴嫩與北葉門等國便組成了阿拉伯國家聯盟（The Arab League）。該聯盟隨後向猶太人國家宣戰。1948年，猶太人宣告建立以色列國，第一次以阿戰爭（又稱以色列獨立戰爭［1948 Palestine war］，1948至1949年）就此爆發。

戰爭結果，以色列成功擴大其領土，並確立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另一方面，大量阿拉伯人被迫從以色列所占領地區逃離，成為巴勒斯坦難民。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這段悲痛的歷史被稱為「納克巴」（Nakba），意即大災難。

在以色列建國以及第一次以阿戰爭中，阿拉伯世界可說是實質上的敗北，因此激起阿拉伯民族主義。尤其是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在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後，與英法及以色列爆發第二次以阿戰爭（又稱蘇伊士運河危機［Suez Crisis］，1956年）。在這場衝突中，納瑟成功爭取到國際輿論的支持，獲得實質勝利，使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聲勢達到頂峰。納瑟進一步與敘利亞合併，組成阿拉伯聯合共和國（United Arab Republic，簡稱阿聯，但敘利亞於1961年退出），強硬對抗以色列。然而，在1967年爆發的第三次以阿戰爭（又稱六日戰爭［Six-Day War］），阿拉伯聯軍僅在六天內便遭以色列擊潰。

以色列在第三次以阿戰爭中獲勝，占領了包括西奈半島在內的大片領土，大幅擴張國土。然而，隔著蘇伊士運河與埃及之間的砲擊戰仍持續不斷，這場長期的對峙被稱為以阿消耗戰爭，直到1970年才告一段落。儘管在第三次以阿戰爭中遭受重創，埃及很快迎來轉折。納瑟去世後，由沙達特（Anwar Sadat）繼任總統，他決心奪回失土，再度向以色列宣戰，爆發了第四次以阿戰爭（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又稱十月戰爭，1973年）。儘管開戰初期埃及掌握戰場優勢，但在以色列先進武器的壓制下，戰況逐漸逆轉，埃及方面陷入劣勢。

於是，沙達特透過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縮寫為 OAPEC）提案對親以色列國家實施石油禁運，並在石油輸出國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縮寫為 OPEC，簡稱歐佩克、油盟）中主張提高原油價格，兩項提案皆獲得通過（按：OAPEC 和 OPEC 的差異在於，前者側重阿拉伯地區的石油國家之間的合作，後者以全球石油市場為目標）。

這直接導致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 oil crisis）爆發，全球經濟受到巨大衝擊，也促使如美國這樣的強權介入中東和平進程，開始外交斡旋。石油危機與其後席捲全球使經濟衰退的背景下，促成了第一屆 G7（Group of Seven，七大工業國組織）首腦峰會，於法國朗布依埃召開。

在美國的居中協調下，1979年埃及與以色列簽署了《埃以和約》（Egypt–Israel peace treaty），接著在1993年達成《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根據該協議，由巴勒斯坦人主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縮寫為 PLO）轉型為自治政府，並與以色列政府相互承認。以此為基礎，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與加薩地區被劃為巴勒斯坦自治區。然而，許多巴勒斯坦人對此結果並不滿意，局勢最終演變為一連串的抗爭與暴動，即所謂的阿克薩群眾起義（Second Intifada）。

即便進入二十一世紀，巴勒斯坦問題依舊難以解決。自2007年起，加薩地區便由伊斯蘭基本教義組織「哈瑪斯」掌控，而到了2023年，以色列以反擊哈瑪斯為契機，對加薩發動軍事行動，爆發了2023年加薩戰爭（Gaza war）。

伊朗經濟條件跟不上現代化，革命爆發

1979年，中東地區爆發伊朗革命（Iranian Revolution），深深影響今日國際局勢，這可說是當代伊斯蘭基本教義運動的起點，其對中東局勢的影響絲毫不亞於巴勒斯坦問題。

伊朗在1925年透過政變建立巴勒維王朝（Pahlavi），國號「伊朗」亦自此正式確立。在冷戰期間，伊朗加入了中東和約機構（後改組為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縮寫 CENTO］），與美國維持同盟關係。當時的國王穆罕默德．李查．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在美國支持下積極推動現代化政策，稱為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然而，這種與伊朗實際經濟條件脫節的現代化改革，加上貪汙腐敗橫行，再加上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為穩定市場所採取的降價措施導致石油價格下跌，伊朗經濟衰退。

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什葉派聖地庫姆（Qom）為起點的反政府暴動迅速擴大至全國，掀起伊朗革命。面對失控局勢，國王穆罕默德被迫出逃，之後流亡至美國。

與此同時，曾經長期流亡海外、什葉派十二伊瑪目派（最大派系）的法學者、反巴勒維運動領袖魯霍拉．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返國，並經由全民公投宣布國家體制轉為共和制，建立了至今仍存續的伊斯蘭共和國。

怕伊斯蘭教義運動波及，蘇聯出兵打阿富汗

1978年，阿富汗成立共產主義政權──由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主導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然而，人民對社會主義產生不滿，進而在各地引發零星的反抗運動。由於局勢難以控制，共產主義政權遂向蘇聯請求軍事援助。結果，蘇聯在1979年對阿富汗發動軍事入侵。這場入侵可從伊朗革命的角度加以解釋──該革命引發的伊斯蘭基本教義運動，不僅可能波及鄰近的阿富汗，甚至有擴散至蘇聯境內、刺激其境內穆斯林社群的風險。

基於這樣的背景與憂慮，蘇聯決定出兵入侵阿富汗。而在入侵後不久爆發的兩伊戰爭（Iran–Iraq War，1980至1988年）中，蘇聯與美國雙雙選擇支持伊拉克，以牽制伊朗。

另一方面，針對蘇聯的入侵行動，阿富汗境內的反政府游擊隊開始自稱為聖戰者（參與聖戰［Jihad］的戰士），並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義勇兵加入。這波義勇軍的湧入，與伊朗革命所掀起的伊斯蘭基本教義運動密切相關。而這股趨勢，也引起美國高度關注。

雖然在此之前，美蘇之間的緩和政策局勢已逐步展開，但到了1970年代末，雙方關係再度轉趨不穩，而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更是徹底打破了緩和氣氛（見圖6-6）。

作為回應，美國開始支援阿富汗的聖戰者，這項行動被稱為旋風行動（Operation Cyclone）。美國選定鄰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作為主要據點，在當地訓練聖戰者，提供裝備與資金，並將其派往戰場。對聖戰者的援助並未因1989年蘇聯自阿富汗撤軍而終止，其後由沙烏地阿拉伯接手，繼續支援這些武裝力量。

同一時期，支援聖戰者的組織阿富汗服務局（Maktab al-Khidamat，簡稱 MAK）也正式成立，其創始人正是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與日後臭名昭著的奧薩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

出身自沙烏地阿拉伯富豪王朝的賓．拉登，不僅憑藉其雄厚的資金實力，據說在某種程度上也曾獲得美國的支援，逐步建立起一個跨國性的伊斯蘭教徒網絡。雖然蘇聯於1989年從阿富汗撤軍，但為了回應組織內成員持續參與聖戰的訴求，賓．拉登脫離 MAK，自行改組成立了「蓋達組織」（Al-Qaeda）。由此可見，賓．拉登與蓋達組織，並非一開始就和美國處於敵對狀態。

然而，1990年波斯灣戰爭（Gulf War）爆發後，當時的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法赫德．本．阿卜杜勒．阿齊茲（Fahd bin Abdulazi & AI saud）拒絕蓋達組織提出的協防建議，反而同意美軍進駐沙烏地，駐軍至伊斯蘭教最神聖的兩大聖地所在之地麥加與麥地那，這一決定激起了賓．拉登強烈的反美情緒。

隨後，賓．拉登進一步擴展其與聯繫全球穆斯林，蓋達組織也發展出遍及世界各地的分支與盟友組織，成為具有高度國際影響力的伊斯蘭激進團體。

伊朗革命發生之初，伊斯蘭基本教義運動仍與民族主義密切相連；但自蓋達組織興起以後，該運動的國際化特徵日益明顯，這正是其一大特色。

終於，在2001年9月11日，蓋達組織在美國策動震驚全球的911事件（Attack of September 11）。作為回應，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宣布展開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並對庇護蓋達組織與賓．拉登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發動軍事干預行動，這場行動被命名為「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執行時間自2001年起至2014年為止。

兩伊與波斯灣戰爭

伊朗革命推翻獲得美國支持的國王穆罕默德．李查．巴勒維，由此可知，伊朗自一開始便帶有強烈的反美色彩。實際上，革命爆發後不久，憤怒的群眾占領駐伊朗的美國大使館，並扣押館員當人質，爆發所謂的「伊朗人質危機」（Iran Hostage Crisis）。此事令美國深感震驚，也讓美國對該革命可能帶來的區域擴張效應，產生極大憂慮。因此，美國將目光投向其鄰國──伊拉克。

當時的伊拉克由復興黨（Ba’ath Party）掌權，領導人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在1979年（與伊朗革命同年）建立個人獨裁體制。美國打算扶持伊拉克，藉由讓其對抗伊朗，來遏止革命勢力的外溢。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美國，蘇聯也在某種程度上支援海珊。1980年，海珊對伊朗發動突襲，兩伊戰爭遂正式爆發。

然而，這場戰爭並未出現明確勝負，戰線陷入長期僵局。直到1988年，在聯合國的調停下，雙方才達成停火協議，戰爭宣告結束。

伊拉克在這場戰爭中一無所獲，最終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為了解決財政危機，伊拉克遂決定向南進軍，入侵科威特，企圖奪取當地的油田資源。針對伊拉克的侵略行動，美國總統老布希迅速推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決議，組織多國聯軍對伊拉克展開反擊，這場衝突即為波斯灣戰爭之始。該戰爭最終以多國聯軍的壓倒性勝利告終，但也因此，美國與伊拉克敵對關係更加嚴重，埋下後續衝突的種子。

美國發生911事件後，目光轉向其所認定的「支持恐怖主義國家」之一──伊拉克。當時的總統小布希主張伊拉克藏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縮寫 WMD），因此在美國主導下組成志願聯盟，對伊拉克展開軍事行動，這就是伊拉克戰爭（Iraq War，2003至2011年）的開端。與伊拉克正規軍的主戰事務於2003年內即告結束，然而隨著局勢惡化，地方武裝衝突與恐怖活動持續不斷，即便美軍日後撤離，伊拉克局勢仍陷於長期的混亂與動盪之中（見圖6-7）。

沙烏地阿拉伯與巴基斯坦

在美國持續的軍事打擊下，蓋達組織元氣大傷，其殘餘勢力則轉而加入由阿布．奧馬爾．巴格達迪（Abu Omar al-Baghdadi）等人所組織的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縮寫 ISIL）。

ISIL 在全球各地針對美國等國發動恐怖攻擊，並以伊拉克與敘利亞為主要根據地。然而，隨著美國等國聯合發動多次軍事行動，ISIL 的「國家」實體最終遭到摧毀，失去了作為一個「國家」的實際存在。

在伊斯蘭基本教義運動的擴張過程中，有兩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國家──沙烏地阿拉伯與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是賓．拉登的祖國，同時也是伊斯蘭教兩大聖地──麥加與麥地那的所在地；沙烏地阿拉伯憑藉其石油資源積累了龐大的國富。在冷戰時期，該國作為美國的同盟對抗東方陣營，美國也因本國石油儲量逐年下降，極力與沙烏地王室建立緊密關係（見圖6-8）。

基於這樣的背景，沙烏地阿拉伯在表面上從不公開批評美國或西方陣營。而當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王政、建立神權體制後，同樣擁有君主體制的沙烏地阿拉伯更是警覺，進一步加強與美國的合作關係。然而，沙烏地阿拉伯自詡為全球穆斯林的領袖，因而無法公開鎮壓伊斯蘭基本教義運動。正因如此，賓．拉登等人得以組織蓋達組織，其支持者的資金與資源援助也未受到有效制止。

接下來談巴基斯坦，它於1947年自英屬印度帝國獨立，但與同時獨立的印度長期對立，屢次爆發軍事衝突（即印巴戰爭：1947至1949年、1965至1966年、1971年）。這種對立的根源之一，是宗教衝突：巴基斯坦以穆斯林為主，印度則多為印度教。印度逐漸轉向蘇聯尋求援助，而為了對抗印度，巴基斯坦則積極與美國建立關係。

然而，巴基斯坦與美國的關係並不緊密、穩固。如前所述，隨著印度與蘇聯越走越近，且中蘇對立（中蘇論戰）在1960年代浮上檯面，巴基斯坦也轉向尋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第二次印巴戰爭甚至可被視為一場蘇聯與中國之間的代理戰爭，反映出當時冷戰格局中多重勢力交錯的複雜局面。

隨著美國開始接近中國，多少緩和這樣的局勢，但巴基斯坦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始終不穩定。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時，美國便將巴基斯坦作為支援穆斯林聖戰者的據點。巴基斯因此坦逐漸成為蓋達組織與塔利班（由蘇聯撤軍後的穆賈希丁系軍閥內戰中發展而來）等組織的重要活動基地。對巴基斯坦而言，最親密的伊斯蘭友邦是沙烏地阿拉伯；而沙烏地阿拉伯自冷戰時期起，便在未經美國同意的情況下接受中國援助。從這層關係可見，中國勢力亦在背後暗中運作，足以看見局勢多麼複雜。

今日的中東局勢，早已非單靠當事國之間的關係所能釐清，而是牽涉眾多國際勢力與歷史背景的糾葛。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種錯綜複雜的局面，正是英國、美國等列強長期介入所造成的結果。也正因如此，我們或許可以說，中東正在邁向新的局面。

然而，究竟何時才能真正解決中東各項問題，這片土地是否能迎來真正的和平，至今仍是無解難題。

※ 本文摘自 《歷史如何締造？地圖知道：世界為何發展成現在這個樣子？透過地圖看人類各種「移動」，歷史的來龍去脈腦補成動畫，趣味盎然。》，原篇名為〈第21章　英國三枚舌外交，引起中東衝突〉，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