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至親死去的雙眼：無痛覺少年的預謀殺人告白

文／鄧肯．哈丁；譯／蕭季瑄

想當然，關於連恩殺害他姑姑的原因，我思考了很多種可能性。經過多年的普通精神醫學研究，接著專注於司法精神醫學中的犯罪心理，最後專攻兒童與青少年司法精神醫學，我對那天姑姑和姪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我懷疑，這起攻擊是多種複雜情緒的後果，而其中一種情緒就是憤怒，所以我之前所說的情緒爆發，並非隨意提起。

連恩的雙親經營自己的事業。他們進口並銷售一個精品品牌的女鞋，多年的辛勞工作創造了成功和財富。他們的生活圍繞著高跟鞋、鞋帶、鞋底和鞋面，留給連恩的時間很少。他是這對忙碌父母的獨子，但並沒有被忽視；他父親的妹妹，單身且沒有孩子的喬伊（Joy）姑姑伸出了援手。連恩和她相處的時間，就跟父母在一起的時間一樣多。

他在學校老是闖禍。他的學校生活因為暴力威脅、不當行為，尤其是十幾歲時對女孩子的行為以及霸凌同學而惡名昭彰。凶殺案發生前，他因為ＧＣＳＥ¹不及格需要重考，然而他完全沒有認真準備考試的模樣。

他的父母只得選擇極端的作法：他們沒收他的手機。

對於任何人來說，沒有手機都是一件難事，更何況是青少年。對此連恩非常生氣。和父母大吵一架後，他打電話給住在附近的姑姑，表示想要去找她。他爸媽也同意了。

連恩強烈懷疑爸媽把手機交給了史雲妮小姐。事實上，他想得沒有錯。他姑姑被告知，只要他有完成功課，就能獎勵幾個小時的手機時間。顯然，姑姑同意了。她也希望連恩專心在課業上，考個好成績。

但史雲妮小姐更喜歡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的方法。她按照承諾扣留了連恩的手機，但也告訴他只要通過ＧＣＳＥ的重考，就替他買一輛車。所以那天，當他不肯讀書時，她雖然拒絕給他手機，但也說要帶他練車。那時他們已經上過幾堂課了，但他想要多練習。

連恩把車開到圓塘，那是當地一處人煙稀少的風景區。抵達國家公園之後，他和史雲妮小姐朝著池塘的方向走。到了水邊，連恩用狗牽繩勒死了他的姑姑。

審判之前，我在連恩的拘留室見過他。我們討論他和姑姑之間的關係。他告訴我他們曾經多麽親近，她的死亡讓他非常傷心，彷彿他不必負責任似的。我請他告訴我事發那天，姑姑去世前的情況。他說，姑姑因為他沒有讀書而非常生氣。

「她說想要殺了我。她站在廚房裡，說要用手幾的充電線繞著我的脖子把我勒死。她就站在那邊說出這句話！她真的很想殺了我。」
「你覺得她在威脅你嗎？」
「對！」
「你們有吵架嗎？」
「沒有。我太害怕了。」
「你以前有怕過姑姑嗎？」
「沒有，因為她以前沒說過想要殺了我這種話。她對著我的脖子揮舞手上的充電線。」

那麼，這是一次複雜的幻覺嗎？那是錯覺嗎？是種堅定不移的錯誤幻想嗎？或者，他只是對事實加以渲染，好讓那種他確實經歷過的恐懼感變得更加真實？

為了得知真相，我不只要分析連恩的說詞，還得分析他陳述的方式：言語和非言語的線索、他在房間裡的肢體動作、回憶恐怖事件時的害怕或不害怕心情。在我看來，連恩並沒有感到恐懼，他的回憶中沒有懼怕的情緒。他甚至挺油嘴滑舌的。

至於史雲妮小姐，她是一間大公司的資深人資。我讀過她的個性報告，很難相信她會做出那樣的威脅，且連恩確實沒有向警方、葛拉夫醫師或其他任何專業人士提及這個威脅。所以這起新的事件，似乎是為了我特地加入的。此外，根據我多年來見過的數百起案件來看，這件事是虛構的。

「所以說，」我繼續道，「你姑姑說她想殺了你……然後提議教你開車？」

不知道陪審團聽過之後，會不會跟我一樣難以置信。

「對。然後我們到了池塘，她說要淹死我。」
「去圓塘是誰的主意？」
「她說的。她說要讓我去練車，但是一到池塘邊，她就說想把我推下去淹死我，讓我很害怕。」
「到了國家公園後，你有要求拿回手機嗎？」
「有，為了拍幾張池塘的照片。」
「但她沒有給你？」
「她說不在她那裡。」

但手機確實在她那裡，且連恩肯定知道這點，因為他用這支手機報了警。我請他說明如何找到手機，並多說一些當天的情況，但他說只記得這麼多，其他都不記得了。

不記得有憤怒或爭吵，不記得從車子走到池塘邊；不記得把史雲妮小姐勒死，或是把她推落水中。

我去過那座池塘，發現它被樹林和灌木叢團團包圍，幾乎沒有空間能將人輕易地推入水中，更不用說從高處推落了。在我看來，這個地點肯定是事前就選好的，且較有可能是連恩，而不是他姑姑選的。

「為什麼現場會有牽繩？我知道你喬伊姑姑沒有養狗。」
「她把繩子放在車裡，因為有時候會替鄰居遛狗。」
「但你為什麼要把繩子帶到池邊？」
「姑姑帶去的。走到池邊後，她說想把我推下去。她手上拿著牽繩，令我想起她揮舞充電線，威脅把我勒死的時候。我覺得她要用繩子勒死我了。」
「所以你不得不把繩子搶過來？」

他聳聳肩，低下頭。他的臉型削瘦，顯然經常在監管處的健身房運動，所以和壯碩的上半身相比，他的頭似乎小得很奇怪。

我這麼問：「為什麼你要在勒死她後，又將她推入水中？病理學家說她已經死了，你大可將她留在原地。」

再一次，連恩無助地聳聳肩，彷彿那天自己根本沒有去到池塘邊。

「若你只記得這一些，那你是否想過其他人可能也做過相同的事？」當然，缺少ＤＮＡ證據，代表警方排除了第三方參與的可能性。但我對連恩的回答很感興趣。

他毫不猶豫地說：「我知道肯定是我。因為那裡沒有其他人。」

我個人的理論是，儘管還在學習，但作為司機的連恩擁有車鑰匙，這讓他在那片荒地握有某些權力。我猜他要求拿回手機，但被姑姑拒絕了。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威脅她，但我敢說，她肯定不認為心愛的姪子，一個對她來說幾乎是兒子的男孩，會拿出牽繩並把它繞在自己的脖子上。

病理學家從繩子的痕跡中得知，襲擊者在她死亡時站在她面前，因此能看見她的雙眼凸出，皮膚變成紫色。

一個人需要有鋼鐵般的殺戮決心才有辦法目睹這一切過程，而不會鬆開繩索。

我擔心連恩是預謀犯案，並選擇了武器和地點，如此便能確定要是沒有勒死姑姑，就能把她淹死。或者，他可能原本就打算要淹死她，看到車裡的牽繩後才突然改變計畫。

我不相信他的行為是精神病造成的。在池塘邊找到一個能把人推下去的位置，而且還帶著牽繩；這一切都需要井然有序的事前計畫，精神病是一種混亂的狀態。

作為專家證人，我必須審查事實並公正、清晰地向陪審團提供我的證據，以便讓他們做出裁決。無論法庭內的氣氛有多對立，我都提醒自己身為證人要保持中立。但生而為人，我自然也會恐懼、也有直覺。而這些都告訴我，連恩是個非常危險的年輕人。

很多事情都取決於陪審團的裁決。過失殺人會將他送進醫院，他會在那裡接受精神疾病治療，經過短期住院後，或許會被認為是安全無害的。謀殺罪的刑期則較長，在監獄裡，他最好接受心理罪犯計畫（Psychological offender program），以降低犯案風險。對他來說，醫院似乎是個較有同情心的地方，但前提是他要患有精神病，醫院才有辦法降低犯罪風險。

這起案件過了很長時間才開庭審理，現在他已經十八歲了。因此，媒體被允許報導這起案件，而記者們對此津津樂道。史雲妮小姐在駕駛課後死亡，媒體便將被告稱之為「練車殺人犯連恩」（Killer Learner Liam）。

那個週五，陪審團離開法庭，我們所有人起身目送法官離場，隨後眾人在短暫沉默之後，從安靜的法庭模式回到日常生活。律師們收拾好文件，警方拿起筆記型電腦，旁聽席的人們舒展身子，站起身將手機開機，記者們一邊把設備塞進包裡，一邊喋喋不休議論著。

我不能和警方、檢控律師或任何人談論這起案件，因為我仍在提供部分證據。我獨自一人在證人席站了一整天，有一種怪異的孤立感。沒人和我交談，也沒有人看我。

我將書本和報告收進包裡，眼角餘光瞥見葛拉夫醫師悄悄離去。接著，我走出了證人席。

在依舊感覺自己很赤裸的情況下，我離開了法庭。一離開便遇到了連恩的家人，他們正站在走廊上，緊靠著彼此。其中幾個人看向我；其他人看到我這位控方證人時，刻意壓低了音量。連恩的父母只是別開目光。

那時我第一次開始懷疑，他們心中對連恩的真正看法究竟為何，但我沒有說出口。也許，他們對兒子有種甚至無法對彼此明說的恐懼。他們肯定很清楚他在學校多次出現的暴力行為事件。也許他的父母正如我一樣，覺得連恩很危險。在哀悼受害者的同時，他們還得帶著這份認知一同生活下去。而且，他們還得面對這一事實：如果他在殺害深愛的姑姑時，目睹她臉上的驚恐與痛苦卻依然下得了手，那麼他也有可能對他們其中任何一人下手。

與此同時，他是他們的兒子。他們愛他。

搭上回家的火車時，我再次想到為人父母是何等艱難；對我而言，那也是多麽困難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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