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被生病」：從奴隸逃跑症到「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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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安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爭論廢奴議題，醫生卡特賴特（Samuel A. Cartwright）支持奴隸制，在倡議大家注意「奴隸逃跑症」，主張黑奴的反抗和逃跑是一種病症，「要是你根據聖經的指引去對待黑人奴隸，奴隸就不會逃跑。若你苛刻虐待奴隸，或者把奴隸當成人看，奴隸就會萌生逃跑之心。」
你苛刻奴隸，然後奴隸就逃跑了，這麼自然的事情，到底算哪門子的疾病？然而，人類用疾病名目來管理其他人、維護現有體制，這種事情在歷史上也相當「自然」：
- 同性戀在二十世紀中葉前普遍被視為精神疾病。
- 女人的「歇斯底里」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被視為精神疾病，進一步強化女人「不理性」的刻板印象。
- 跨性別到現在還被一些人看做是「性別認同障礙」。
- 左撇子直到九零年代都還常常被認為應該矯正。
- 肥胖就算不被視為疾病，許多人看待肥胖的態度，也跟看待疾病無異。
從慣用左手、喜歡同性到逃跑的奴隸，這些事情都能被社會看成疾病，這顯示人類的「分類概念觀」很有彈性。然而，我們自己不見得自己有這種彈性。例如，現代人討論到「性傾向」，只會想到跟性別有關的分類，像是同性戀和異性戀，我們不會想到有些社會並不這樣分。像是古希臘人，對他們來說，人在親密關係當中的「主導╱被引導」的特質，比性別更重要。
資本社會如何建構某些疾病
到了現代，社會把哪些狀態分類成疾病，許多時候並不是取決於怎樣做對人比較好，而是怎樣做對市場比較好。
假設你有某種精神狀況，讓你相當困擾痛苦，不過，這種精神狀況不至於妨礙你當個好勞工，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就不會太在意你這處境。更甚者，若這種狀況其實會增加你的工作效率，那資本社會還會鼓勵你多多體驗，例如過度勤勉內耗、成就焦慮。
反過來說，假設如果你的精神狀況會妨礙你勞動，那社會就會造一個疾病的名字，然後說你生病了。像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ADHD）。這樣有很多好處，像是有名目可以管束你，並且可以對別人說明為什麼你不需要繼續勞動而他們需要。
然而，怎樣的狀況會妨礙勞動，很看體制情況。注意力不足、容易分心的ADHD不適合在流水線工作，但野外求生可能會活得比我久，因為他們更能反應周遭變化。你可以看出，所謂的「注意力不足」，其實僅適用於現代工作需要的某些特定樣貌的注意力（例如，你不能過於分心以致於拖慢工作進度，也不能過於專注以致於沒聽到長官在叫你），而這不見得是注意力唯一能發揮功能的樣貌。
這就是哲學家查普曼（Robert Chapman）在《正常由誰定義？》裡論證的基本思路：資本主義社會決定了勞動形式，然後起個名字把基於精神狀態無法成為好勞工的人建構成患者。
值得注意的是，說這些人的疾病是「資本主義建構的」，並不是在說問題其實不存在、其實這些人根本沒有任何困擾。如果在需要專心的集體教育環境裡，或者流水線工作現場，你卻無法專心，而你又必須接受教育或者工作才能存活，那你應該真的相當困擾。困擾和痛苦確實存在，問題在於，我們應該把這些困擾和問題歸因於這些人生病了，還是歸因於這個社會提供的教育和工作環境不夠多元呢？
有些社會不區分「正常人」
每個時代對「正常人」有不同理解，有些時代甚至不會明顯的區分誰正常誰不正常。
查普曼讓我們回顧農業時代，當時基本的工作單位是家庭，一個家族合力種植物養牲畜，工作範圍和居住範圍大致上重疊。在這種合作模式底下，不管你是眼睛已經幾乎看不見東西的老爺爺、瘸腿的阿姨，還是以現代標準來說智能不足的小孩，都可以在家人協調之下有事做、能幫上忙。
然而，進入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之後，許多事情改變了。工業社會讓生產標準化，勞工必須有能力在同樣時間移動到工廠，並且以符合統一規範的方式勞動。具備同樣行為能力的人，在農業社會能幫上家裡的忙，但到了工業社會，就等著失業，這並不是人改變了，而是社會的合作模式改變了。工業社會對「合格勞工」的明確需求，讓工業社會多了一些動機把人區分成正常的和不正常的，而這些動機，在農業社會並不存在。
當不守規則的人被認為心理有問題，那規則就顯得更合理了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社會如何藉由改變我們的「分類概念觀」來辦事：
- 事實：現有的合作規則應用在特定一群人身上時，會不順利並帶來痛苦。
- 這可以理解成這些人不適合合作規則，也可以理解成合作規則不適合這些人。
- 社會選擇前者，並進一步說明這是因為這些人的狀態是一種疾病：如果你是正常人，你就不該處於這種狀態。
- 一方面，這把責任歸咎於這群人，另一方面，這也強化了合作規則的合理性：若你是正常人，你就會能夠適應這套規則。
有些人可能會說：但是，若這些人不但在教室和工作場合遭遇不順和痛苦，在一般的人際關係上也遭遇不順和痛苦，那麼似乎就不能單單歸因於教育和工作場合的合作規則了，不是嗎？
這個質疑相當合理，若我們要檢查社會是否僅僅因為教育和工作的需求去建構疾病，那我們就得考察，現有的疾病分類，是否在教育和工作環境之外其實也有依據。不過若我們要這樣做，就應該連那些在教育和工作上表現良好，但在其他地方不順利、痛苦的人一起考慮，例如那些在資本主義社會過度勤勉內耗、成就焦慮的人。
若有兩群人，他們在現代社會的日子整體來說差不多痛苦，只是痛苦的位置不同，但只有其中一群被認為有精神疾病，因為造成他們痛苦的原因同時也讓他們不適合教育和工作的合作規則，那很顯然，這個社會辨別精神疾病，並不是為了照顧每個人的福祉，而是為了讓經濟合作體系能順利進行。在過去介紹新自由主義的文章裡，我們已經討論過，將經濟合作的自由凌駕於個人自由，會帶來的危險。
正常和不正常不但相對，也互相襯托，這不僅適用於人，也適用於規則。一旦社會把一些人歸類為不正常，我們也就知道了哪些人算是正常，此外，我們也會下意識的認為：既然這些人並不正常，那麼，就算他們不適應社會規則或合作模式，那這也是他們有問題，社會不需要為了他們改變。先前討論歧視的文章提到過，最棒的問題就是不存在的問題，因此大眾總有一種傾向，喜歡把問題歸咎於個人而非體制。然而，若我們不主動抵抗這種傾向，並試圖察覺問題真正的所在，那麼，社會在這些面向上就很難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