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two tabs change content below.

文/劉安婷

Photo from  wikipedia

「這世上只有兩種流浪人:一種成為受害者,選擇在塞納河終結生命;另一種,成為戰士,用他們所有的愁去建築一個讓他們大大展翅高飛的引擎,」她說:「流浪是我的力量。」

──伊朗裔旅法女演員法拉哈妮(《紐約時報》訪問,2013/8/9)

我差不多十歲的時候,三毛成了我最喜歡的作家。

三毛之外,我幾乎只讀另一個人的文章:張愛玲。這兩人真都不該是年齡剛跨進二位數的女生會喜歡的作家。我的媽媽當時有些緊張。對她來說,這個女兒似乎從小心中就住了個老人。這兩個女人唯一的共通點,也許只是她們的流浪:三毛的台北到撒哈拉、愛玲的上海到美國。

不管如何,二○○九年九月,我坐在台北飛往紐華克機場的飛機上,咀嚼著這忽然突襲我、關於這陪伴我成長的兩個女人的回憶。莫名其妙的,我鼻頭一酸,毫無預警的失聲痛哭。那時的我,十九歲,是將哭泣和懦弱畫上等號的。在一片鴉雀無聲的機艙裡,我緊張的抓起原本披在腳上的毛毯,直覺的往嘴巴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名副其實的咬緊牙,將想要哭出聲的力氣往上擠到眼睛旁,用盡力氣流眼淚。

流浪,卻不孤單

這份「失控」對我而言,似乎和我兒時對流浪者的崇拜一樣難以理解。那並不是我第一次飛往美國。事實上,那甚至不是我第一次飛往普林斯頓,那所全美公認最美、最令人夢寐以求的大學;那所因錄取我,讓我在台灣初次嘗到出名滋味的學校。

那次在飛機上「失控」時,我已經讀完大學一年級,在非洲迦納和台灣度過了第一個暑假。我的第一年,多采多姿,趣事、見聞一籮筐,甚至利用暑假的最後一個月完成了我的第一本書:《學會堅強,我考上普林斯頓》。多諷刺,不是該「學會堅強」了嗎?竟然在交出書稿後不到一個禮拜,在離開台灣時痛哭失聲。

成為流浪者的洗禮

四年後,我在台北松江路九十三巷恬靜優雅的「人文空間」咖啡廳裡,和採訪我的雜誌記者聊起這段往事。

「我不懂,過愈久其實愈不懂,到底有什麼好哭的?」我告訴她,「我從小崇拜自由,幻想成為三毛和張愛玲筆下那種獨立、有自信去編繪自己人生的新女性。當時的我該算是Dream come true! 哭什麼呢?」講著,我自己都笑了。抬起頭,預期她也會跟著我笑。

「妳真的不懂嗎?」她卻半皺著眉,一邊做筆記,一邊回我。我挑起眉頭。

她看著我,放下筆,把錄音暫停,專注的回我:「三毛和張愛玲最大的共通點,不是流浪,而是即使在她們最璀璨的篇章中,都抹不去的孤獨。在我看來,十歲的妳,憧憬的不是真實的流浪,而只不過是將青少女的為賦新詞強說愁提前幾年罷了。

「孤獨,在遠觀時浪漫,甚至散發出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一旦真正進入我們的生命,卻是一個無情的蛻皮過程,強迫我們不斷的去習慣抽離對於任何外在人、事、物的依賴。」她喝了口茶,「十八歲的妳,因著對於流浪的浪漫憧憬把自己從台灣放逐。但是十九歲的妳,在一年之後,進入了為了掙脫依賴的陣痛。那是成為真正流浪者的洗禮啊。」

看著她,我有點不服氣的反駁:「但是,在那之後,我又流浪了更多、更遠的地方──海地、柬埔寨、法國、瑞士、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德國……現在,我想起這些旅程,除了微笑還是只能微笑,甚至會說它們形塑了現在的我。我把它們看做寶藏,怎麼能說我因為流浪而哀愁呢?」

她頓了一下,然後也笑了,說:「這樣說或許有點對前人失敬,但妳可能從三毛和張愛玲的流浪中,蛻變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我又要反駁,她舉起手示意讓她說完,「對她們而言,孤獨是為了流浪,不得不學習共存的旅伴。但是,孤獨是不能和生命力共存的。一個人只能選擇戰勝它或是被它戰勝。」

※ 本文摘錄自《出走,是為了回家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