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是為了回家》普林斯頓女孩劉安婷從流浪找到力量

文／劉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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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只有兩種流浪人：一種成為受害者，選擇在塞納河終結生命；另一種，成為戰士，用他們所有的愁去建築一個讓他們大大展翅高飛的引擎，」她說：「流浪是我的力量。」

──伊朗裔旅法女演員法拉哈妮（《紐約時報》訪問，2013/8/9）

我差不多十歲的時候，三毛成了我最喜歡的作家。

三毛之外，我幾乎只讀另一個人的文章：張愛玲。這兩人真都不該是年齡剛跨進二位數的女生會喜歡的作家。我的媽媽當時有些緊張。對她來說，這個女兒似乎從小心中就住了個老人。這兩個女人唯一的共通點，也許只是她們的流浪：三毛的台北到撒哈拉、愛玲的上海到美國。

不管如何，二○○九年九月，我坐在台北飛往紐華克機場的飛機上，咀嚼著這忽然突襲我、關於這陪伴我成長的兩個女人的回憶。莫名其妙的，我鼻頭一酸，毫無預警的失聲痛哭。那時的我，十九歲，是將哭泣和懦弱畫上等號的。在一片鴉雀無聲的機艙裡，我緊張的抓起原本披在腳上的毛毯，直覺的往嘴巴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名副其實的咬緊牙，將想要哭出聲的力氣往上擠到眼睛旁，用盡力氣流眼淚。

流浪，卻不孤單

這份「失控」對我而言，似乎和我兒時對流浪者的崇拜一樣難以理解。那並不是我第一次飛往美國。事實上，那甚至不是我第一次飛往普林斯頓，那所全美公認最美、最令人夢寐以求的大學；那所因錄取我，讓我在台灣初次嘗到出名滋味的學校。

那次在飛機上「失控」時，我已經讀完大學一年級，在非洲迦納和台灣度過了第一個暑假。我的第一年，多采多姿，趣事、見聞一籮筐，甚至利用暑假的最後一個月完成了我的第一本書：《學會堅強，我考上普林斯頓》。多諷刺，不是該「學會堅強」了嗎？竟然在交出書稿後不到一個禮拜，在離開台灣時痛哭失聲。

成為流浪者的洗禮

四年後，我在台北松江路九十三巷恬靜優雅的「人文空間」咖啡廳裡，和採訪我的雜誌記者聊起這段往事。

「我不懂，過愈久其實愈不懂，到底有什麼好哭的？」我告訴她，「我從小崇拜自由，幻想成為三毛和張愛玲筆下那種獨立、有自信去編繪自己人生的新女性。當時的我該算是Dream come true! 哭什麼呢？」講著，我自己都笑了。抬起頭，預期她也會跟著我笑。

「妳真的不懂嗎？」她卻半皺著眉，一邊做筆記，一邊回我。我挑起眉頭。

她看著我，放下筆，把錄音暫停，專注的回我：「三毛和張愛玲最大的共通點，不是流浪，而是即使在她們最璀璨的篇章中，都抹不去的孤獨。在我看來，十歲的妳，憧憬的不是真實的流浪，而只不過是將青少女的為賦新詞強說愁提前幾年罷了。

「孤獨，在遠觀時浪漫，甚至散發出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一旦真正進入我們的生命，卻是一個無情的蛻皮過程，強迫我們不斷的去習慣抽離對於任何外在人、事、物的依賴。」她喝了口茶，「十八歲的妳，因著對於流浪的浪漫憧憬把自己從台灣放逐。但是十九歲的妳，在一年之後，進入了為了掙脫依賴的陣痛。那是成為真正流浪者的洗禮啊。」

看著她，我有點不服氣的反駁：「但是，在那之後，我又流浪了更多、更遠的地方──海地、柬埔寨、法國、瑞士、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德國……現在，我想起這些旅程，除了微笑還是只能微笑，甚至會說它們形塑了現在的我。我把它們看做寶藏，怎麼能說我因為流浪而哀愁呢？」

她頓了一下，然後也笑了，說：「這樣說或許有點對前人失敬，但妳可能從三毛和張愛玲的流浪中，蛻變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我又要反駁，她舉起手示意讓她說完，「對她們而言，孤獨是為了流浪，不得不學習共存的旅伴。但是，孤獨是不能和生命力共存的。一個人只能選擇戰勝它或是被它戰勝。」

※ 本文摘錄自《出走，是為了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