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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宏仁 (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社會系的學生或老師,經常被親朋好友問到,你在大學/研究所讀(教)什麼?
「社會系。」
「是社會工作喔?很好找工作哦~」
「不是社會工作,是研究社會的。」
「是喔,很好啊,現在社會很亂,需要好好研究一下。」

要不然就是:
「社會學有什麼好學的,我社會大學都念好幾十年了!」

或者318學運後:
「你們老師都在教導你們如何搞社會運動吧!」
接著一片靜默。

社會大眾對於社會學的認識,遠低於對於心理學、經濟學、政治學的認識,雖然一般大眾可能也不一定真的知道這些學科在搞啥,但至少會猜是在「處理個人心理困擾」、「用來賺大錢」或者「搞政治的」。但是社會學呢?只能跟「社會工作」、「搞社會關係」或者「搞社會運動」這無三小路用的搞在一起嗎?。

其實,社會學是開大門、走大路的!

相較於一般大眾或者高中生,近年來的大學在校生,似乎越來越被這門莫名的學科所吸引。台大社會系大一才招收50名學生,可是必修課經常湧入上百名同學擠爆教室。國內的許多社會學教授,大學時期都不是念社會系,中山大學社會系的老師,更有一半以上在大學時期是主修其他學門,博士期間才轉而攻讀社會學。為何社會學會吸引這麼多英雄豪女投入?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每次若出現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幾乎都看得到社會學者的身影。早年野百合時代,中研院社會所的瞿海源教授就跟著學生在自由廣場靜坐抗議。2008年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時,站在第一線抗議的社會學老師李明璁事後遭到起訴。2014年318學運時,台大社會系的眾多老師在街頭進行公民審議的教育,台北大學社會系也有一群老師,默默調查參與者的基本背景資料,至於南方的中山大學社會系師生,更是公開罷課支持學運。也難怪社會大眾會這樣問:社會系到底在「衝」三小啊?是不是「暴民」出身的?

社會學觀看世界的特有方式

張晉芬老師寫了〈平平都是人,女人就是賺得少〉之後,有高達135則的留言回應,對於為何一樣的學歷、一樣的工作內容,女生就是賺得少?兩個典型反對意見是:

「男女染色體有差異,天生對左右腦的發展也有差異,這是先天就不同的」;「女生有生理假的需求,所以妳的生產力硬是比男性朋友少了一天呀!讓我告訴妳怎樣跟男性並駕齊驅吧!去做卵巢摘除,讓自己沒有月經的困擾。」

我寫的〈魯蛇人生〉裡,有一段討論到台中科博館禁止穿拖鞋、汗衫入館是一種階級的歧視。有人反駁:

「中國人和狗不可以進入,的確是強烈的歧視,但穿拖鞋汗衫不可以進入科博館,那是禮儀。禮儀中皮鞋本來就是比拖鞋隆重的東西,便鞋介於這之間。」「這穿著除了不雅觀,也會有異味等問題,而且萬一被踩後跟,穿拖鞋也比鞋子易絆倒。基本上我很贊同科博館的標示,而且拖鞋型的涼鞋也要禁止才對。」

從這些讀者的回應可以看到,不具社會學思維方式的人,通常會以「個人主義」的思考方式來解讀世界(要不然你自己去變成男人啊!),並且比較容易肯定既存的社會規範(穿拖鞋就是不雅觀!)。社會學跟其他學科很重要的思考差異在於,當我們看到了個人問題,也必須同時看到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個人的問題通常是社會環境問題造成的。

在過去,台灣的外交人員特考都會限定女性名額,理由是她們考上之後,經常不願意配合政府政策外放。這種說法正是把問題歸因到女性個人的不配合。但社會學會繼續追問:這是因為女性「天生」就比較不願拋頭露面(個人式的歸因)?還是她無法「拋家棄子」(家庭因素)?如果她真的出國工作,會有什麼後果?永遠單身?跟丈夫離婚?有可能丈夫放棄工作,跟著她出國當外交老爺嗎?

從這個例子來看,考上外交特考的女性不願意出國工作,真的只是個人意願問題而已嗎?還是牽涉到她所處的家庭、社會、文化種種因素?若以家庭因素來考量,倘若全家一起出國,丈夫的工作怎麼辦?小孩子的教育怎麼辦?丈夫願意陪著妻子參加外交宴會嗎?人家會不會認為這個丈夫很沒用?顯然,問題很複雜,牽涉到台灣家庭仍以父系為主的組織形態,整個社會對於男女工作的期待仍然不同,所以女性不願意外放出國。這不是簡單一句「女生就是不願意配合」就可以簡單打發的。通常會說出這種簡單答案的人,也會造就出性別歧視的政策。

顯然,社會學不會滿足於單一的答案,而是去分析個人處境背後複雜的環境結構因素,並且對於常識性的說法提出質疑。

又例如太陽花學運時,占領行政院的群眾跟學生究竟是否為執政者口中的「暴民」?社會學者會說:是不是「暴民」,要看你是處在哪個社會環境、哪個時代而定。大家都知道,「民主」的英文是「democracy」,字首「demo」跟抗議示威的「demonstration」或人口學的「demography」都是相同字根,意思是「一群人」。十九世紀初,英國工人階級要求平等投票權且到處示威抗議時,英國貴族和資產階級便是以「暴民」汙名化這些工人,所以「democracy」根本就是一群暴民想要建立的政體(demo-cracy),目的在於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這種說詞跟現在台灣執政者所說的「依法行政」「法律不容挑戰」是否如出一轍?但是當英國工人抗爭成功之後,democracy這個負面詞彙,卻成了正面意義的「民主政治」,所以「暴民」的定義,要看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下、出自哪些人的口。

這個就是以社會學之眼觀察世界的方式。如同一位同學所說:「開了社會學之眼,再也回不去了!」

社會學的價值認同與行動

既然社會學經常質疑既有的社會規範和秩序,社會學者是否就很少認同主流價值?與其說社會學的思考是故意破壞既有價值,不如說是迫使我們去反思習以為常的想法、行為,並以同情的態度去理解活生生的人所面對的困境。

我的外祖父很早就過世,留下寡母跟三個女兒,住在貧瘠的台南鹽分地帶。為了傳宗接代,外祖母領養了我舅舅來繼承子嗣,也為了給男生念書,我母親與阿姨都沒上學,是文盲,阿姨甚至還送人當童養媳。

記得我在國中時,收到朋友從鄉下寄來的新年卡片。朋友祝福我快樂,永不「破病」!讀完卡片我一直狂笑,還把這個笑話講給母親聽。她顯然無法理解我在笑什麼,但是為了附和我,她文不對題地回答:「對啊,哪有人在卡片裡面講破病的!」

大約30年前,阿姨來我家住一陣子,某日早上我看到她拿著報紙看了很久,最後我忍不住跟她說:「阿姨啊,妳報紙拿顛倒了啦!」她聽到後一直傻笑,說:「你嘛知道我沒有讀過冊啊!看起來都一樣啊!」她接著又笑著說:「阿姨不認識字,卡沒水準,國語也聽無。」

過了好幾年後去德國留學,才真正體會到失語人的痛苦。我母親在當下的場合,試著要「過關」,掩飾她不懂華語的難堪。我阿姨則內化了殖民者所強加的價值,外在的嘲弄恥辱竟轉化認定為自身的缺陷。

我們看到社會結構的不公是如何作用在她們兩人身上。在男女不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性受教育的權利低於男性;在強迫台灣民眾只能學習華語且不遺餘力打壓本土語言的政策下,接受華語教育的新一代開始嘲笑不懂華語的上一代,卻沒看到語言政策造成的社會不平等。這些外在於個人之外的力量,雖然遠在天邊,但是卻深深影響了每一個在整個結構底下的每個人,只是身處其中的人,往往看不出個人的困境,經常是這些結構造成的。

從主流的價值來看,沒受過教育的人,常被貼標籤是「人口素質差」,將來養育出來的子女一定是社會的負擔(一如我們對於東南亞籍女性配偶的描述)。但如果從她們所處的特定環境時空來看,我們就能同情地理解,為何某些人無法脫離困境(例如無法聽懂電視的華語新聞)。這樣同情性地理解能為我們注入強大動能,希望以實際行動來改變制度、歧視,而非只是訕笑這群人是魯蛇,一昧指責這些人不努力、不會自行掙脫環境。

最後,我要感謝所有巷仔口社會學的作者。讀者可以看到,貢獻給該部落格的眾多台灣社會學者,並不是基於自身利益來書寫這些短文,而是追尋更加公平正義的台灣社會,貢獻自己專長給哺育我們成長的台灣社會。他們沒有收到半毛錢的稿費,甚至本書出版後的版稅,也都捐給台灣社會學會,讓學會可以獲得額外的財務支援,服務更多社群人口。我要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沒有大家的無私奉獻,這本科普社會學小書,是無法成形的。透過此書的印行,我們看到,台灣社會不是只有財團政客治國而已,還有一群熱血奔騰的傻子正衝出好幾條小路來用!

本文為《巷仔口社會學》的序文。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Ag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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