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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葛瑞(Gray Harriman)

當佑生要求我為他的新書寫一小篇文字時,當下我心裡浮現兩個念頭。第一,我又不是作家,他為什麼會要我來寫呢?第二,誰會對我的話感興趣?畢竟,我自認只是個普通人,唯一的差異不過是,我們所共組的是一個同性家庭。

當然,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顯,因為他希望讀者能明白我們雙方的看法。至於第二問題,就需要較多的自我探索了。我真的是一個普通人嗎?我的家庭生活普通嗎?我們和其他家庭唯一的差異,真的只在於我們是同性家庭嗎?關於我們,人們想瞭解的是什麼?以及,要想讓其他人得以受益,有哪些事是我非說不可的?

以下的文字,便是從這些想法開始逐漸成形的:

虛幻的普通人

佑生不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他是一個複雜的個體。一方面,他是個作家,不是那種寫過幾篇報紙專欄,或偶爾發表幾篇小說的作家,而是一個全職作家。這意味著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維模式,以及與他人迥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他不像大多數人那樣朝九晚五地上班,而是在家寫作。聽起來好像不錯,但我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卻也因此有著旁人難以理解的複雜面。舉例來說,佑生在閉門寫作期間,有時會進入完全孤立的狀態,缺乏和人的互動。但在其他時候,譬如說出書時,他又變得十分活躍,接收大量的媒體關注。相較於他寫作時的生活,這種變化可說非常極端。
  
對我而言,這代表我得格外留心他變化多端的日常需要。如果他處於寫作期,我就必須帶他出去吃晚餐、度個週末小假期、看看表演或參與其他活動,以彌補人際關係的不足。反之,當他處於社交高峰期,通常是在台北參加作品出版後的活動,或參與某些社會運動的時候,我就必須退居二線,由他來主導。
  
跨足兩大洲、或甚至三大洲的生活,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挑戰。佑生在美國時,我們的生活是一種模式,在台灣的生活又截然不同,更別說我偶爾回烏拉圭探望母親時,差別就更大了。在這些差異甚巨的環境和地點生活,需要高度的調適能力。除此之外,佑生的憂鬱症也使得他的情緒擺盪更加劇烈。如此種種,對我們形成了巨大的挑戰。曾有一個朋友對我說:「那麼多事情,光是其中任何一件就夠讓我抓狂了,你是怎麼全部應付過來的?」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不知道⋯⋯我猜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是逐步演變成這個樣子的,因此我也慢慢習慣了,也就是說,我們的生活其實一點都不正常。
  

重新充電的時機

幾經思考後,現在我瞭解到,多重的居住地點(台灣、美國、烏拉圭),角色的變換(由一個孤僻作家的積極支持者,轉變為一個活躍作家的消極支持者),以及對生活抱持開放的心態,這些挑戰背後有一個看不見的好處。這讓我不論在生理和心理上,有了重新充電的機會。
  
如果我上述的任何一種挑戰是連續不間斷的,那我可能早就累垮了。佑生和我所經歷的是不斷循環的挑戰,正好提供給我們的生活一種相當於身體的呼吸作用。人是不可能只吸氣不吐氣的,雖然理論上我們是靠吸氣來獲得氧氣,但也非有時間把氣呼出來不可。
  
我對所有伴侶的建議是,要去打破生活的常規,讓自己有重新充電的時間。如此的關係才能健康、茁壯。我當然知道,不是每個人的生活都像佑生和我一樣充滿變化,但我想所有伴侶都能找到方法來改變常規,讓自己有空間呼吸,以開放的心態,充滿能量地迎接下一輪的挑戰。
  

舉「全村」之力

  
希拉蕊·柯林頓曾引用一句非洲古諺「舉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來形容撫養和教育健康的兒童所需付出的努力。我要說,建立一段健康的關係也是同樣的道理,對於佑生和我這樣必須面對眾多挑戰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多虧了一大群人的支持,我們才能從這樣的生活中撐過來。這在牽涉到我母親的健康和佑生的憂鬱症等嚴重問題時,尤其體現出來。
  
幾年前,我母親有一次脊椎嚴重受傷,因此無法行走。當我回烏拉圭照顧她時,佑生剛好憂鬱症發作,有天他吃太多藥,在顯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情況下出了門,一整天下落不明。等他被人發現後,被送到了醫院,但醫院在我人沒到場前不肯放他出院。結果我在母親剛被告知今後可能都不能走路的情況下,不得不放下她,趕回舊金山接佑生出院。我母親為此一直無法原諒佑生。
  
在當時一切都糟糕的狀況下,要不是許多好心人的幫助,我不可能應付得過來。對於母親的表哥、我表哥、母親的看護、佑生的姊姊、我在洛杉磯的朋友們,以及許多佑生的朋友和讀者,我永遠心懷感激。他們在他健康出狀況時,都伸出了援手。他們每一個人的幫助,不只讓我克服了困難,也讓我得以擁有現在的生活。他們全都在不自覺的狀況下,對我生活的改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所以希拉蕊說得沒錯,養育一個小孩需要舉全村之力,不只如此,滋養一個人讓他恢復健康,或維持一段健康良好的關係也是。因此我的建議是,嘗試去尋找支持的「村民」,並且保持開放的心態。有時援手可能來自某些不尋常的人和地方,我們只需要謙卑地接受。
  

回報

  
到現在我還是不懂,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在我們困難的時刻伸出援手。我只知道,他們的確提供了許多協助和支持。所有幫過忙的那些人,我們絕不可能一一回報,但我真的希望他們能夠感受到我們無限的感激。我的願望是,在那些好人需要幫助時,也有其他好心人像他們當初施予我們善意一樣,願意對他們伸援。回報是很重要的。助人有治療作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人,建立同理心,認清自己在面對困難時並不孤單。我們沒辦法以同樣的方式幫助所有人,但我們可以貢獻一己之力,讓世界變得更好一點。
  

時間機器──製愛機器?

  
我和佑生相識在一九九三年,時光飛逝啊!我們經歷了起起伏伏、各種挑戰,當然也共度過許多美好的時光。人們常常很好奇,我們維持關係的祕密是什麼。那些越是好奇不解的人,往往越是帶有最大偏見的,他們覺得同性戀者的關係不可能持久。
  
事實上,關係能否長久和性向無關。這和承諾有關。結婚時你不會說:「我承諾與你一生相守,只要一切順利的話。」也不會說:「我承諾與你一生相守,只要你不做任何需要我原諒的事。」生活不會永遠順利,你需要耐心與寬容。初相識時的迷戀消逝得很快,那些最初的感覺只是一顆種子,需要深深地紮根。就像一棵樹,在春夏天開花、發綠葉,但在冬天時卻會貌似枯死,必須在寒冬的冷冽風暴裡掙扎求生。伴侶關係也是一樣,必須撐過由我們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寒冬。
  
我們在一起已經二十一年。這些年來,我從未考慮過要從這段關係中出走,雖然有人告訴過我應該這麼做。我為何要離開,讓這段關係成為另一起統計學上的失敗案例呢?我們能維持如此長久的關係,不是因為有什麼神奇魔法,或是什麼祕密膠水,而是因為愛、理智和承諾。就是這麼簡單。
  
時間讓我們學會越來越多經營關係的竅門。歡笑、淚水、我們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所有這一切讓我們成為現在的模樣。如果沒有和佑生共度這二十一年,我不會是今天的我。現在的我們所擁有的,是一份更深、更成熟、更堅定、適應力更強韌的愛。有人說,時間就像是一部製愛機器,也有人說,時間讓愛鏽蝕。這兩個極端的形容對某些人來說或許是真的,但對我而言,時間不是什麼神奇的朋友,也不是難以戰勝的敵人,時間只是眾多變數之一,我們在處理相關的狀況時,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或許可以說,在某些條件下,時間是一部製愛機器,而我們是這機器上的一部分零件。
  

傳統家庭 VS. 新型家庭

  
過去的家庭與現今的家庭,有著極大的差異。好幾個世紀以來,家庭並沒有太大的進化。許多婚姻關係其實就和生意合約沒什麼差別。婚姻是被人安排好的,生小孩是生存的保險措施,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瞭解自己的地位,並且願意順從其中的規則。這樣的家庭裡,充滿很大的虛偽成分。情婦、小白臉、姨太太的例子屢見不鮮,但大家都絕口不提。當然,性向也是被選擇忽略的問題。
  
新型家庭就完全不同。我們傾向於自己尋找伴侶,丈夫,或妻子。我們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公開性向,並依照自己的性取向去活。不同的家庭結構,開始被接受。同性戀不適合當父母的神話也已經被打破。然而社會在觀念、法律和提供所有人平等的權利等方面,還是處於落後的狀態。
  
我不敢說佑生和我是完美的,但我們就和其他擁有長期關係的同性戀伴侶一樣,可以證明同性戀家庭也能經營良好,有生產力、對社會有所益處。此外,我認為我們也證明了,一個家庭的臥室裡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和其他人沒有關係。
  
我在烏拉圭成長的期間,從不認為那裡是個進步的國家。那裡是個成長的好地方,比其他南美洲國家高很多,政府和社會機構的發展健全,種族分布和文化觀念十分歐洲化。
  
當我剛搬到美國時,我以為這裡在各方面都很先進。對我來說,這裡是一個比較進步的社會,在科學和藝術各方面都具有影響力。但後來我發現,美國故事是兩面的。其中一面非常進步,推進了科學的發展極限,也允許藝術保有創造衝動的空間。而另一面則是由一些智力和道德上的原始人所組成,喬治.布希就任總統就是具體化的明證。這些智力上的原始人即便到了今天,還在反科學、否定進化、阻擋幹細胞的研究。在過去,他們搞奴役和歧視,到現在,他們則是反對結婚權這樣的基本人權。
  
照這樣看來,早已廢除奴隸制度、還給婦女投票權、支持平權的烏拉圭,突然間也顯得不算太落後。然而我不曉得,原來烏拉圭在社會的進化發展上,不只可以跟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已經超越,因為在那裡,不論性向,所有人都被賦予結婚的權利。
  
我在烏拉圭感覺到的,可以用反對黨領袖費南多·阿馬多(Fernando Amado)的這段話來做最好的總結:「我同意家庭是社會的基礎,但我也相信,愛是家庭的基礎。而愛是不分同性戀和異性戀的。」
  
我愛台灣,我在那裡受到溫暖的歡迎。我喜歡那裡的人民、文化,也羨慕台灣民眾所享有的一些很棒的福利,舉例來說,那裡有全世界最好的國家健保體系。
  
現在台灣正面臨一場基本人權的戰役。戰役的結果決定於同性婚姻是否被認可。就在此刻,台灣是要像烏拉圭及其他十三個國家,包括荷蘭(二○○○年)、比利時(二○○三年)、加拿大(二○○五年)、西班牙(二○○五年)、南非(二○○六年)、挪威(二○○九年)、瑞典(二○○九年)、冰島(二○一○年)、葡萄牙(二○一○年)、阿根廷(二○一○年)、丹麥(二○一二年)、法國(二○一三年)、巴西(二○一三年),以及由進步人士領導的部分美國和墨西哥一樣,選擇道德的至高點?或者要加入原始人的陣營,繼續否定不分性取向的結婚權?

有一派少數但喧嘩的論點是,同性婚姻會對社會造成威脅。對此我只提出一個簡單的問題,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你感覺佑生和我威脅到你的幸福了嗎?在我看來,更大的威脅並非來自於「讓人人有權選擇自己生活的方式」,而是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權。

※ 本文摘自《摯愛20年:我與葛瑞的同性婚姻情史》,立即前往試讀►►►

Photo From Flickr CC BY Victoria Pick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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