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犁客

「然後我才發現,體育班學生們的共通點不是體育,」易智言道,「而是經濟。」

《行動代號孫中山》的導演易智言與將電影改寫成小說的作家張耀升,在「犢講座」同臺對談;張耀升坦承,自己許多年前曾在救國團上過易智言主講的課,因為易智言講得太精采,以致他覺得其他課太無聊,乾脆就翹課了。「易導讓我知道,談作品是有方法的,不能只靠感覺。」張耀升道。

「不過我們今天就輕鬆聊聊吧,不談理論;」易智言接過話頭,「創作的方法不是讓作者一味依賴的公式,而是讓作者在一無所有的時候有個遵循的方向;我一直覺得,願意接觸各種方法的創作者,對創作的態度是謙卑的。」

面對創作,易智言不僅謙卑,而且認真。「《行動代號孫中山》的原初啟發與『偷銅像』毫無關聯;」易智言說,「每個創作者腦中都有很多故事,看哪個成熟了就會寫出來。那時職棒明星爆發假球事件,網路上大家的批評讓我有點火氣──我認為職棒明星們的確犯了錯、也該被批評,不過網路上的有的評論太過火,感覺好像把選手們當成國內的最高道德指標,而且還容不下不同的聲音,太一言堂了。」

這件事觸動了易智言,他打算寫一個「高三棒球校隊立志打假球、好在最後一年的比賽中大撈一筆」的故事。

【犢講座 35】「貧窮孩子對未來是沒什麼選擇的。」──易智言、張耀升對談《行動代號孫中山》

有了點子,易智言開始約訪高中職的棒球校隊,做田野調查;在與大量老師、教練、家長及中學生交談的過程中,易智言發現國內的高中棒球不大容易和簽賭掛勾,而且還發現:校隊成員大多來自學校「體育班」,但這些學生不見得都熱愛體育或有相關專長,他們真正的共通點,是家中有些經濟問題。

「現實裡的高中棒球不大可能牽涉到黑道簽賭,加上那陣子開拍的棒球電影太多了,所以我先放下了『立志打假球』這個想法;」易智言道,「但田野調查仍然繼續,聽那些孩子提到他們因為經濟問題做了什麼之後,《行動代號孫中山》的故事就開始成形。」

「根據我的經驗,很多高中在體育班的孩子,是從小就在體育班裡的;」張耀升補充,「他們很可能會養成對教練言聽計從的服從習慣,沒有建立自己的是非判準。」

「我問到有偷椅子的,有把學校飲水機分批拆出去賣的;」易智言提供訪談時問出來的事實,「他們不會覺得偷點東西有什麼不對,還會想:就算被逮到了,應該也不算是什麼嚴重的事吧?」

「在寫《行動代號孫中山》的電影小說時,我做了一些更動,例如對白要寫得更跳一點,因為小說沒有電影的音樂及聲光輔助;」張耀升說,「但我很好奇易導為什麼選擇用喜劇的方式來講這個關於貧窮的故事?我一直覺得這個主題很難不用悲劇的方式來講述。」

「喜劇只是個載體;」易智言回答,「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回我問一個孩子:『你想過十年後你在哪裡嗎?』他笑笑說,『大概在牢裡吧。』我發現那些在台北的貧窮孩子對未來是沒什麼選擇的,他們不會哭哭啼啼,而會用某種虛無的感覺自嘲,製造出一種喜劇的效果,挾帶著巨大的放棄。

想像可以天馬行空,但要把想像中的故事帶進現實,則需要許多長期練習的工夫,以及紮實的調查。「很多人覺得創作是在表達自己,不見得需要那些田野調查;」易智言解釋,「但事實上,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創作者一樣是在用自己的觀點理解這些事情,所以當這些資料轉化成故事之後,仍然是創作者的某種自我表達。」

將這樣的調查轉化成故事,會讓沉重的現實變成某種輕盈的歡快,這不但是創作者用以記錄觀察的重要裝備,也是閱聽者用以正視不公的重要武器。

在《行動代號孫中山》輕鬆情節的內裡,其實包裹著如此堅實的現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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