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作家的跨海對談：費迪南‧馮‧席拉赫Ｘ呂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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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
文／圓神出版社 整理。譯者：紀琇玲（中德）、薛文瑜（德中）
費迪南‧馮‧席拉赫是全球最多人閱讀的德語作者之一，他以犀利的筆鋒，在《可侵犯的尊嚴》、《罪行》、《罪咎》等書中，提出各種人類社會中最幽深的大哉問，用一條命換三條命，多數人或許會覺得不妥。然而，若用一條命換三百條命呢？政府或法律可以決定誰該活誰該死嗎？
為呼應馮‧席拉赫超越時代的思辨與詰問，先覺出版社特邀台灣律師作家呂秋遠，跨海向馮‧席拉赫提出針對死刑、轉型正義等台灣社會仍紛亂難解的問題，透過兩位作家的筆鋒，盼望使台灣在邁向更成熟的國家的道路上、平添一道哲思之光。
關於轉型正義
呂秋遠律師提問：
台灣在1949年以後，由國民黨統治，在這期間的異議分子受到相當程度的鎮壓，特別是在台灣在二次大戰中日本戰敗後，交由中國統治，導致所謂的「二二八事變」，許多台灣的菁英分子被殺害。
請問席拉赫先生，您如何看待轉型正義這樣的問題？您是否贊成在政權回復正常後，完全揭露所有的秘密，包括過去的背叛者、執行者等等，統統公諸於世，如同德國電影《竊聽風暴》所呈現的故事一般？
馮‧席拉赫回答：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能。歷史是一門科學，在科學中是不能有禁忌的。只有所有文獻資料都能開放給歷史研究者，那麼這個國家才能找到它的認同；也只有如此，才有和解的可能。
呂秋遠律師提問：
您是否同意應該對於當時的決策者、執行者重新進行審判，以現在的正義去評估當時的邪惡？
馮‧席拉赫回答：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審理二戰主要戰犯及納粹政治領袖罪責的紐倫堡大審判，是司法的歷史性時刻，它對於國際刑法的發展至為關鍵。當時的法官裁定，不能給予核心戰犯豁免權，每個戰犯犯下的每一樁罪行都要加以追究。這是一個重大的成果。基本上，我認為追究危害人類罪不但是對的、而且還是必要的，即便在當時的時間點該行為並未受到禁止，例如因接獲命令而為之。
但同時要特別留意的是，絕不可淪為報復性的審判。法官必須顧及到罪行發生的時間點是很久以前，而今日站在法庭中的這個人，已經不是當時的那個。罪犯也過了他的一輩子。
呂秋遠律師提問：
關於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謂的「平庸的邪惡」，應該如何看待？
馮‧席拉赫回答：
漢娜・鄂蘭以《紐約客》報導者的身分，觀察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 1906-1962）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她很驚訝的是，屠殺猶太人的劊子手是個再平凡不過的人，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妖魔鬼怪。如她所言，他只是個沒有犯案動機、也沒有特別仇恨的「書桌正犯」（Schreibtischtäter）。對我來說，這才是根本上最可怕的。像艾希曼這樣以行政程序籌畫殺人，必須為數十萬人的死而負責；而數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居然只是行政管理上的檔案。後人指責漢娜・鄂蘭的「平庸」的概念縮小了納粹的罪行，但這對她是不公平的，她要說的是「在平庸的邪惡面前，言語失效、停止思考有多麼可怕。」
關於司法正義：
呂秋遠律師提問：
台灣的司法體系主要參照於德國，兩國之間的法律、審判體系等都相仿，也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請問您是否贊成陪審團制度？當民粹的力量盛行，法官的判決應如何回應群眾的情感？
馮‧席拉赫回答：
法官的判決絕對不能被憤怒或仇恨的情緒所左右，刑事訴訟法的嚴格規範就是要避免這類情事發生。報復是個差勁的顧問，一個受到情緒支配的人，是不及格的法官和陪審員。
呂秋遠律師提問：
您對於死刑的看法如何？當台灣民眾有八成以上反對廢除死刑，您認為是否有修法的空間？
馮‧席拉赫回答：
國家沒有權力殺害它的人民，死刑判決不是正義只是報復，而報復和復仇都不是法制國家的準則。關於這點，我們都知道有許多研究結果顯示，死刑比起監禁更不具嚇阻作用；且更糟的是，若發生司法誤判，冤死的人命是無法挽回的。
關於自己：
呂秋遠律師提問：
提問者身為律師與業餘作家，有些問題希望能獲得建議。您認為律師的保密義務與寫作會不會有所衝突？
馮‧席拉赫回答：
不會，但是對當事人的保護和律師的保密義務，自然是必須嚴正看待的。
呂秋遠律師提問：
在處理這麼多的司法案件之後，您對於人性的評價的變遷過程為何？
馮‧席拉赫回答：
我想跟您說個小故事。我接受委託的第一個案子有個當事人是個年輕女子，她被控殺死了她襁褓中的孩子。我去監獄探視她，當時我的腦海中都是法哲學、滿腦子想著邪惡到底是什麼。我想到亞里士多德、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1881-1973）、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我甚至非常崇拜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但是突然間，一切變得都不一樣了。你可以從每個細部來描述一顆柳橙，從它的氣味、它的密度、果肉間的白色纖維及它的味道，但即便你在理論上了解所有一切，這和真正去吃一顆柳橙還是完全不同的。
監獄中律師會談室的牆面漆著黃綠色的油彩，據說這有安定心情的作用。年輕女子坐在談話桌旁，她在哭，為她死去的孩子、為自己被關起來男友又不在身旁而哭。這一刻你會了解到，所有事情關係到的永遠是人、每一個個別的人、他的心願和希望、他犯的錯、他對幸福的追求和他的失敗。人生苦短，不消幾年我們也會死去，正因為我們終究是脆弱的，才更顯現出生命的珍貴。壞人的定義幫不了那個年輕女子、探問生命意義的所有回答也幫不了每一個個別的人。今天我深信，啟蒙運動的重要成果之一正是法治國家的刑事訴訟法，當然它也無法回答有關邪惡的本質的問題；但是它能引導人們的怒火，它的法條可以讓我們搖擺的心緒有所依歸，它不受憤怒和復仇的意念所左右，它尊重每個人，到頭來它也只是要保護我們不會受到「草率捕捉真相」的危害。
歌德在《威廉•麥斯特的修業時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一書中寫到：「人的能力本來就很有限，簡單、切身又明確的問題容易了解，但只要範圍一擴大，就變得不知所措……不管是否迷失在這些問題裡，還是因為問題太深或太複雜而無法理解，這都無關緊要。」這段話的重點在於人要理解自身的限制。無論如何，對我來說如「邪惡」「善良」或「道德」這些概念，在今天都太沉重也太遙遠了。重要的是人的本質，而不是關於人的理論。
呂秋遠律師提問：
寫作與律師工作，您最後選擇了寫作，心路歷程大概為何？
馮‧席拉赫回答：
我相信，寫作和刑事訴訟中的辯護是非常相近的，兩者都是在述說一個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