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V 研究員:我差一點就感染愛滋了⋯⋯
不知怎麼搞的,我還繼續把病毒注射進剩下所有的老鼠,重複剛剛讓我不小心刺到自己的同樣動作。我清理了排風櫃、收拾了麻醉器具、工具,脫下了實驗衣、口罩、髮網和實驗室鞋。我一抓起門把,手就開始發抖了。走出老鼠實驗室,我馬上就崩潰了。我計時洗了十五分鐘的手、瘋狂地將碘酒搓進手指上幾乎看不見的傷口裡。我走出了迷宮般的實驗室建築地下室,踏進溫暖的加州陽光之中。在熙來攘往的車流中,我過了馬路,走進我指導教授卡儂的研究室。
「我被針刺了。」我告訴她。走廊上傳來學生彼此嬉鬧的笑聲。卡儂的反應一如往常,鎮靜不亂。她打了通電話到診療室,我們就過去了。在洛杉磯兒童醫院的主要建築裡,卡儂不斷搞笑、抱怨她的先生、吹噓她的孩子,讓我分心。由於我前幾年失去了母親,卡儂變成了代理母親的角色。她是多角色合一的指導教授、母親和朋友。我愛她。我接受必要的抗病毒藥物時,她一直都在我身邊。
下個月起,我開始吃一套標準的藥物;全世界有好幾百萬人服用這套藥物,好讓病毒不發作。這些藥不便宜:光是那一個月的藥物,醫院就支付了一千元美金。更糟的是藥物的副作用:我整個月都腸胃不適,不斷地嘔吐;另外,藥物也讓我疲憊不堪。我整個人覺得失魂落魄。那整個月裡,我一邊抱怨我自己釀成的意外所造成的後遺症,一邊想著那些不知凡幾、天天服用這些藥物的人:不是吃一個月,而是吃一輩子。
不是大家都會對抗病毒藥物適應不良,但還是有不少人會很難受。有些人不光只是難以適應副作用而已,還要不斷尋找出一套能控制住他們體內病毒的藥物組合。更可憐的是那些受到感染但拿不到這些救命藥物的人(而我服用這些藥還在抱怨)。這本書除了敘述我們怎麼發展出治療的方法,還說明我們要如何做,才能讓全世界三千四百萬感染 HIV 的人都能得到治療。
我很幸運,沒有感染 HIV。我們改變了實驗室的安全規範;在一些協助之下,我們也改變了將病毒注射進老鼠的方式,確保團隊裡不會再有人不小心被針刺到。我常常講這段故事,因為這說明了我如何在需要堅強的一刻有多麼脆弱。
接下來,我將敘述兩位非凡男性的生平故事;這兩人都從感染 HIV 到完全治癒。在敘述他們的故事時,我會訴說所有的高低起伏。由於我會提到他們的弱處,我至少必須說一個我自己的弱處,這樣才不會有失公平。除了自曝其短外,這件事也改變了我看待 HIV 的方式:它不再是一個抽象的科學概念、一個必須解決的醫學雜症,而是變成一個人性的難題。
在科學界裡,我們會談到兩種治療方法:「根除性治癒」和「功能性治癒」。根除性治癒一如其名:這樣的療法會消滅體內的病原體,使得病毒完全驗不出來。相對地,功能性治癒不會完全消除病原體。不過,任何一種療法都代表病患不用再服藥或接受療程。兩種療法都代表病患不用擔心體內有病毒在生長,或是在破壞免疫系統。同時,病患感染其他人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在功能性治癒的病患體內,會藏著病毒的蛛絲馬跡,但只有最靈敏的檢驗法才找得到。接受這種療法的人會被治癒,但幾乎一定會在體內留下一小撮病毒。在大多數的情況下,療法是根除性或是功能性的並不重要:他們只想被治癒而已。
兩位柏林病患接受的都是功能性治癒,表示他們的體內仍然有病毒,也一直會殘留病毒。這種「治癒」的方式看似奇怪,但其實不然。小孩子染上水痘,一旦消疹退燒後,引發水痘的水痘病毒會在體內殘留一輩子不發作。
病毒在病理界獨特之處,在於它們能在我們體內活下來,卻不會造成疾病。小兒麻痺病毒可以感染成千上萬的孩童,但只會在百分之一的人身上造成癱瘓的症狀:有可能染上病毒卻不發病。我們現在才剛開始理解我們與病毒的共同演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