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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鐵志

這可能是搖滾史上最撼人的演唱會之一,因為這場搖滾演唱會展現了搖滾樂如何在關鍵的歷史時刻,賦予了準備追求改變的聽者深刻的力量與信念,從而改變了世界──讓柏林圍牆倒塌。

1988 年 7 月,就在柏林圍牆倒塌的十六個月之前,美國搖滾巨星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來到東柏林舉辦演唱會。

這是東德有史以來最大的演唱會,至少有三十萬人參加,地點是柏林圍牆以東三英里的巨大露天體育場。因為想要進場的人太多,主辦單位只得打開柵欄,讓每個人都得以興高采烈地衝進去──這彷彿預示了十六個月之後,當柏林圍牆崩塌,人們帶著不敢相信的笑容奔向自由。

從第一張專輯開始,史普林斯汀的創作主軸就是探索美國作為一個許諾之地(promised land)的幻滅,以及美國夢的虛妄和現實的殘酷之間的巨大對比。他在七○年代的作品描繪了小鎮青年的夢想與失落以及找不到出口的憤慨與焦慮,進入八○年代,他更關注美國經濟轉型下的社會正義,歌唱工人階級日常生活中的夢想、苦悶與挫折,並且不斷質問,所謂的美國夢為何在現實中只是虛幻的泡影?

尤其八○年代是雷根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時代,社會越來越不平等,經濟貪婪和軍國主義成為新的時代精神,因此史普林斯汀成為雷根時代最重要的異議者[1]

1984 年的專輯《生在美國》不只讓他成為最重要的巨星,甚至成為美國流行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徵。

他對音樂的信念是「我對於如何利用自己的音樂,有很多宏大的想法,想要給人們一些思考的標的──關於這個世界,以及孰是孰非。」

1988 年在歐洲演出時,史普林斯汀臨時起意想去東柏林演出。

史普林斯汀: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

彼時的東德仍然是極權的共產主義政權,政府嚴密控制人們的表達和思想自由。長期以來,對這些共產國家而言,搖滾樂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產物,只會腐蝕年輕一代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因此是國家的敵人。

這些來自共產政權對搖滾樂的指控只對了一半;錯的是,搖滾樂並不是和西方政權站在一起,反而更經常是批判掌權者;但這些政權的擔憂確實也對,因為搖滾樂歌唱的就是自由與反抗,而社會主義青年們當然也難以抵擋住搖滾樂對他們青春欲望的挑動。

1985 年,蘇聯新領袖戈巴契夫上台,推動「重建」與「開放」的政治經濟改革,這不僅改變了蘇聯,也影響了東歐各地的政局。此時,共產主義多半已經淪為一副空殼,一個牆上空洞的標語。但不像波蘭和匈牙利已經開始轉型,東德和羅馬尼亞等國卻依然堅守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最後防線,只是看到其他國家已經出現變化的苦悶青年越來越不能忍受體制的僵化和腐臭,渴望那巨大的改變之風。

當史普林斯汀試圖探詢 1988 年是否可能在東柏林舉辦演唱會時,東德共產黨的青年組織「自由德國青年團」也正好看到政權在年輕人心中已經搖搖欲墜,想要安撫年輕人,因此雙方一拍即合。

這不僅是因為史普林斯汀是當時最重要的搖滾巨星,而且他是站在勞動階級這邊,並對美國的雷根政府諸多批評──史普林斯汀常翻唱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的經典歌曲〈這是我的土地〉[2],而蓋瑟瑞和美國共產黨走得很近。

在演唱會中,史普林斯汀也準備講一段話告訴人們,他並非出於任何政治性的理由才來到這裡,而是來這裡為人們演唱搖滾樂,並且說:「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障礙都能被拆除。」

全場激昂鼓掌。接著下首歌前奏響起:〈自由之鐘〉(Chimes of Freedom)──這是巴布‧狄倫(Bob Dylan)關於自由的名曲,而一個月前史普林斯汀在瑞典演唱會上,就在演出這首歌前宣布他將參加國際特赦組織巡迴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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