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良師讓我從最後一排坐到第一排；我開始相信有一天，自己也能慢慢坐到世界的第一排

文／蔡淇華

坐坐第一排，你會發現一片嶄新的風景，甚至找到一個魔幻入口，抵達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生。

每次學校老師開會，大家都擠在後面，留下空蕩蕩的前排，令人不覺莞爾，因為上課時，學生同樣喜歡離老師遠一點，沒人要坐第一排。若偶爾坐坐第一排，你會發現一片嶄新的風景，甚至找到一個魔幻入口，抵達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生。

小學時，個子矮被迫坐前排；高中時，叛逆只選後面座位；大學時，對課堂的品質極其失望，我難得進教室，當然只坐最後一排，因為翹課也快一點。

大二時，一位剛拿到碩士的年輕影評人擔任講師，每週介紹新電影，甚至有系統地探討各國導演。我愈聽心愈熱，不僅不翹課，而且愈坐愈近，最後坐到第一排了。

從小津安二郎的三尺鏡頭聽到愛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的蒙太奇，下課後再追著老師，從柏格曼（ErnstIngmar Bergman）的《第七封印》聊到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四百擊》。那個學期，我的生命就像《四百擊》最後一分多鐘的長鏡頭，逃跑的小男孩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海灘，看到不曾看過的海，又像電影結尾的定格，小男孩對觀眾回眸，好像在問：「你為你的夢想跑過嗎？」

「我沒有，但我就要開始跑了！」我當下如是回答。

於是我開始有系統地看書、看電影，一年內啃完志文新潮文庫，還拿打工的錢看了上百部經典電影，最後竟然拿到一個大報的大專影評首獎。我終於知道那位影評人對我的影響有多深，也知道自己不是不愛上課，但前提是──那位老師要有料。

但有料的老師太難找了！許多臺灣的老師是從書堆裡爬出來的，是 thinker 不是 doer，只講空洞的理論，說不出具體的關鍵細節，所以我又翹課了。

大三、大四時成了文藝營幹部，有權邀請國內名家演講，但發覺這些名家大多沒經過口語表達訓練，普遍「寫得比說得好聽」，一場演講下來往往空洞無物。更慘的是那些「博士翻譯」，他們引進國外最新思潮，滿口「符號學」、「現象學」、「解構主義」，講完後臺下滿眼惺忪。

「我們程度太差吧！」聽不懂的我們，只能這樣自我解嘲。

沒想到幾年之後，我當了老師，甚至擔任行政職，一年要安排逾二十場演講，這下子我不僅要擔心學生不坐第一排，還要擔心他們睡成一片。

十幾年過去了，我聽了不下兩百場演講，都坐第一排。其中像是講散文的石德華、講新詩的嚴忠政和講小說的許榮哲，都非所謂的名家，卻能旁敲側擊、博引巧喻，用心準備每一堂課，過去像霧又像花的文學術語變得具體可蹴。我甚至不斷叨擾他們，坐到他們生命的第一排，重新學習，才得以在輟筆二十年後，重新進入寫作狀態。

但我心中亦有遺憾──過去的我和無數世代的學子，浪費太多時間在無效的課堂上。

人類在二十一世紀把升學遊戲玩到最高峰，管你喜不喜歡，過半的年輕人命定要進入一個叫大學的地方，如果遇到每年集滿論文點數就能常保金剛不壞的老師，就被合法浪費最寶貴的時光。但是時間不等人，學習不能停止，每位年輕人都必須面臨職場的最終審判。

所以，不要忘了尋找校園內外的真正達人，他們可能是在業界打滾多年的兼任教授，可能是外聘的技術講師，可能是把學生看得比升等更重要的「異類」，更可能是剛剛拿到教師資格，卻用生命去準備、去翻轉每一堂課的師魂。

記得去找這些良師，然後坐在第一排，就像二十多年前那個朗朗的夏日，一個怯生生的碩士顫巍巍步上講臺，卻讓我的眼睛一開，天空也開了，我開始相信有一天，我也能夠在教室裡挪動位置，慢慢坐到世界的第一排。

※ 本文摘錄自《有種，請坐第一排》，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