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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慕容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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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幫的北傳與上岸,大約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到二十世紀初逐漸在運河沿線各城市中立足。

這其中大主要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一八五五年後黃河改道後,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南北船運受阻;二是一八七二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海運逐步替代傳統的槽船河運;三是在一九○四年漕運總督也被撤廢後,一九一一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天津至南京交通便捷,京杭大運河的地位一落千丈,靠船吃河的青幫,無奈只能棄船上岸謀生。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青幫作為一個在內部管理、逞勇鬥狠方面極富經驗的組織,自然而然的選擇了傳統營生之外的偏門作為謀生手段。這個偏門用文雅的詞語形容就是「江湖」,用現代的詞語概括之就是「黑社會」。但青幫之複雜,卻又不能簡單用這兩個詞來概括。

在那個沒有手機,更沒有微信、臉書的時代,人際關係往往是決定個人發展與機遇至關重要的一環。在傳統的親友、同事、同學關係之外、青幫幫眾特有的一層師徒、師兄弟關係,在相互扶持利用時,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青幫也格外重視這種幫會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使其成為幫會生存的基石,在某種意義上,當年的入青幫就好似如今的去商學院進修,不為聽課,更多是為了拉同學關係。比如前後兩任直隸軍務督辦褚玉璞、李景林早年都有青幫身份,主政天津後自然會給同幫師兄弟或晚輩一些好處,這一方面是籠絡人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利用同門增強對地盤的掌控力。有了這樣大靠山在頭上,又有誰不想入幫得利?所以,貫穿青幫幫眾之間關係的,也還是一個「利」字。

在很多由天津故事改編的相聲、評書中,都有青幫人物出現,比如當時天津軍警聯合督察處處長曆大森,收徒白雲生後委任其做分處處長,白又收袁文會、巴延慶並分別委任其特高科副科長、手槍排排長。這一系人馬把持著當時天津社會底層二十餘年。日軍為掩護溥儀從天津出逃東北,發動數千人規模的便衣隊暴亂,就是由這一系人馬組織的。而洪憲皇帝的二太子袁克文,據說是為了躲避兄長的迫害投入青幫,因其身份特殊,只好在一位老前輩墳前行禮,由師兄代收成為青幫「大」字輩的老頭子,這位與同輩人相差四十歲的小師弟,可算是特例。袁所收的徒弟主要以文人、戲子、書畫、古玩借人士居多,走的是雅士一脈。當年侵華日軍中自稱「中國通」的土肥原賢二,為了控制青幫勢力,也曾遞帖子拜師投入青幫。

天津青幫與別處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除了傳統的黃、賭、毒之外,更看重對腳行的控制。舊時,天津把搬運業統稱為腳行。天津最早的腳行,建於清朝初年,是由官方設立的「四口腳行」。各口必須在規定的區域內攬活。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運河兩岸及商業繁華地區,又出現了私人腳行,但這些腳行必須向「四口腳行」交納津貼,否則不能開業。腳行自誕生開始就一直為把頭所壟斷,腳行生存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霸占地界,壟斷市場。由於天津水陸交通樞紐的地位,各種壟斷性的「碼頭裝卸腳行」、「鐵路裝卸腳行」等紛紛出現,還有各式各樣的「駐廠裝卸腳行」,全面控制著搬運業。腳行也就是天津「混混」和青幫人士的生存空間。拙作裡的故事,大部分都發生在與腳行有關的環境中。

腳行按其控制的範圍和內部管理需要,也有各種層級頭目和職務,有總頭、小頭、把店、抱把、車把、先生、站街等。

「總頭」或「大頭」是總頭領;「小頭」是直接管理工人的;「車把」是替腳行頭管車或雇車的;「小把」是負責雇人的;「先生」是負責記帳的;「站街」是替腳行監視工人及界內商民,不准私自搬運。各個腳行之間,為了地盤與「生意」時有火拚發生,每當衝突時,就需要各級頭目們或組織人手或衝鋒陷陣,當然搏命拚殺也能換來好處,就是升為頭目在腳行中占上一「份」。

「份」的大小直接關係到頭目的收益,和在腳行內部的地位。腳行的頭目每日憑「份」分錢,「份」就相當於腳行頭子的股份、份額及特權憑證。每個腳行「份」的多少不一,「份」可以轉押,也可以出賣,但只能在自家腳行頭目內部流轉。「份」分兩種:一種是「絕戶份」,只准本人享受,本人死去,即行終止;另一種是「子孫份」,可以代代世襲,永遠把持。比如拙作《楊無敵》中,楊宣成因為接下了大把頭劉廣海三招,被劉認為有利用價值,便在碼頭收入中給他一「份」。這便等於是入股同意書,承認了楊宣成在劉記腳行中的地位,但相應的有外敵來爭地盤搶生意時,楊宣成也必須盡到保護腳行的義務,為腳行拚命,這就是「絕戶份」。再如《鐵瓦琉璃》中,何爺為搭救眾大把頭的性命,配合主人公謀算袁世凱後盡忠自盡身亡,他兒子就在魚行中占了一份,為報何爺的救命大恩,有魚行一天就要養活他何家母子一天,這就是「子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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