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穿越大天津】直視江湖黑暗面──青幫：天津第一黑社會

文／慕容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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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幫的北傳與上岸，大約是從十九世紀末開始，到二十世紀初逐漸在運河沿線各城市中立足。

這其中大主要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一八五五年後黃河改道後，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南北船運受阻；二是一八七二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海運逐步替代傳統的槽船河運；三是在一九○四年漕運總督也被撤廢後，一九一一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天津至南京交通便捷，京杭大運河的地位一落千丈，靠船吃河的青幫，無奈只能棄船上岸謀生。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青幫作為一個在內部管理、逞勇鬥狠方面極富經驗的組織，自然而然的選擇了傳統營生之外的偏門作為謀生手段。這個偏門用文雅的詞語形容就是「江湖」，用現代的詞語概括之就是「黑社會」。但青幫之複雜，卻又不能簡單用這兩個詞來概括。

在那個沒有手機，更沒有微信、臉書的時代，人際關係往往是決定個人發展與機遇至關重要的一環。在傳統的親友、同事、同學關係之外、青幫幫眾特有的一層師徒、師兄弟關係，在相互扶持利用時，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青幫也格外重視這種幫會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使其成為幫會生存的基石，在某種意義上，當年的入青幫就好似如今的去商學院進修，不為聽課，更多是為了拉同學關係。比如前後兩任直隸軍務督辦褚玉璞、李景林早年都有青幫身份，主政天津後自然會給同幫師兄弟或晚輩一些好處，這一方面是籠絡人心，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利用同門增強對地盤的掌控力。有了這樣大靠山在頭上，又有誰不想入幫得利？所以，貫穿青幫幫眾之間關係的，也還是一個「利」字。

在很多由天津故事改編的相聲、評書中，都有青幫人物出現，比如當時天津軍警聯合督察處處長曆大森，收徒白雲生後委任其做分處處長，白又收袁文會、巴延慶並分別委任其特高科副科長、手槍排排長。這一系人馬把持著當時天津社會底層二十餘年。日軍為掩護溥儀從天津出逃東北，發動數千人規模的便衣隊暴亂，就是由這一系人馬組織的。而洪憲皇帝的二太子袁克文，據說是為了躲避兄長的迫害投入青幫，因其身份特殊，只好在一位老前輩墳前行禮，由師兄代收成為青幫「大」字輩的老頭子，這位與同輩人相差四十歲的小師弟，可算是特例。袁所收的徒弟主要以文人、戲子、書畫、古玩借人士居多，走的是雅士一脈。當年侵華日軍中自稱「中國通」的土肥原賢二，為了控制青幫勢力，也曾遞帖子拜師投入青幫。

天津青幫與別處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除了傳統的黃、賭、毒之外，更看重對腳行的控制。舊時，天津把搬運業統稱為腳行。天津最早的腳行，建於清朝初年，是由官方設立的「四口腳行」。各口必須在規定的區域內攬活。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運河兩岸及商業繁華地區，又出現了私人腳行，但這些腳行必須向「四口腳行」交納津貼，否則不能開業。腳行自誕生開始就一直為把頭所壟斷，腳行生存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霸占地界，壟斷市場。由於天津水陸交通樞紐的地位，各種壟斷性的「碼頭裝卸腳行」、「鐵路裝卸腳行」等紛紛出現，還有各式各樣的「駐廠裝卸腳行」，全面控制著搬運業。腳行也就是天津「混混」和青幫人士的生存空間。拙作裡的故事，大部分都發生在與腳行有關的環境中。

腳行按其控制的範圍和內部管理需要，也有各種層級頭目和職務，有總頭、小頭、把店、抱把、車把、先生、站街等。

「總頭」或「大頭」是總頭領；「小頭」是直接管理工人的；「車把」是替腳行頭管車或雇車的；「小把」是負責雇人的；「先生」是負責記帳的；「站街」是替腳行監視工人及界內商民，不准私自搬運。各個腳行之間，為了地盤與「生意」時有火拚發生，每當衝突時，就需要各級頭目們或組織人手或衝鋒陷陣，當然搏命拚殺也能換來好處，就是升為頭目在腳行中占上一「份」。

「份」的大小直接關係到頭目的收益，和在腳行內部的地位。腳行的頭目每日憑「份」分錢，「份」就相當於腳行頭子的股份、份額及特權憑證。每個腳行「份」的多少不一，「份」可以轉押，也可以出賣，但只能在自家腳行頭目內部流轉。「份」分兩種：一種是「絕戶份」，只准本人享受，本人死去，即行終止；另一種是「子孫份」，可以代代世襲，永遠把持。比如拙作《楊無敵》中，楊宣成因為接下了大把頭劉廣海三招，被劉認為有利用價值，便在碼頭收入中給他一「份」。這便等於是入股同意書，承認了楊宣成在劉記腳行中的地位，但相應的有外敵來爭地盤搶生意時，楊宣成也必須盡到保護腳行的義務，為腳行拚命，這就是「絕戶份」。再如《鐵瓦琉璃》中，何爺為搭救眾大把頭的性命，配合主人公謀算袁世凱後盡忠自盡身亡，他兒子就在魚行中占了一份，為報何爺的救命大恩，有魚行一天就要養活他何家母子一天，這就是「子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