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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除了是政治上必要的妥協之外,也經常被賦予更積極的目標。它假定:雖然正義沒有獲得伸張,至少讓歷史真相得以大白、加害者得以懺悔、受害者得以安慰、後代得以記取教訓;同時更重要的,國家社會得以避免分裂。

或者你的先人曾在蔣介石統治期間,有心或無意地涉及政治活動,或只是表達自己的信念,卻因此失去生命或自由,而你的家庭也同樣長期遭受難言的困厄。甚至,你原本可以不用失去父親或祖父,可是蔣介石卻更改了軍事法庭的判決。

或者,在二二八事件或接續的白色恐怖中,你的家庭沒有遭遇過這些不幸。可是你認知到蔣介石為無數同胞帶來的痛苦,當你走過中正紀念堂時,你心有所感。這時你就處在「轉型正義情境」。

不論你是上述的哪一種人,你的感想應該會是:「我們這個社會還有正義嗎?」這樣的感受正是推動轉型正義的基本動力。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不義,我們期待社會加以誠實地面對,面對傷害人民的掌權者、受到傷害的同胞,以及創傷的歷史真相。也就是以正義的理念,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並揭露真相。

追求正義是人類最素樸也最強烈的感情。美國一位非常傑出的哲學家說:「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之於知識。一個理論如果不真,無論它是多麼優美和純淨,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法律和制度如果不符合正義,不論它們多麼有效率、多麼妥切安排,就必須加以改革或廢棄。」或者我們應該說,一個沒有正義的社會,不論多麼繁榮和富裕,仍然是一個不文明的社會。

可是蔣介石身後的宮殿仍然屹立,驕傲地向我們展示他的豐功偉業與他的殘酷。即使不剷除他的宮殿,文明社會對他也會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可是臺灣的民主轉型已經有二十多年,他仍然不動如山,雖然期間有紛擾和爭論,但偉人的雕像仍然林立在學校裡。二○一二年,成功大學謝奇璋教授等人提案,要求校方移除校園中蔣介石的雕像。[1]教授們卻在校務會議的討論中說:「要用基督的愛包容銅像」,「二二八有顏色,我們不要談」,「如果蔣介石是你爸爸,你還要拆嗎?」校務會議最終的決議是,組成委員會繼續討論處理方式。然而,據說大學是文明價值的守護者。

這些現象反映轉型正義的難題,臺灣並非例外。轉型正義是一個簡單的理念。民主化之後的社會必須清理威權時期的遺產和遺毒,補償過去受到傷害的同胞,同時也為民主立下文化基礎,以保證醜惡的過去不再發生。這幾乎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意的理念。可是在實際政治場域,實現這樣的理念卻經常面臨阻力和波折。

轉型正義的使命

「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工程,包括處置加害者的正義、回復受害者的正義,以及歷史與真相的正義。

轉型正義工作的三個領域中,以對加害者的處置最為複雜。它不只牽涉法律哲學和倫理難題,也經常受到每一個國家政治現實情境的影響。不同時代及不同國家處理轉型正義的差異,主要也發生在對加害者的不同處置方式。

早在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就曾經出現過轉型正義的情境。雅典在「四百人執政團」的獨裁政體崩潰、重返民主之後,立即對前獨裁政權進行追訴的工作。當時的追訴工作是透過正當的法律程序進行。獨裁政權的某些成員雖被起訴,最終卻無罪釋放。雅典追求轉型正義的目的,似乎是為了防範未來,而非報復過去。

人類史上第一個轉型正義時代,是第二次大戰之後的戰犯審判。戰爭期間英國外交部在傳給盟國的備忘錄中,反對在勝利之後以審判方式對待戰犯,因為他們的罪行太過極端,無法用法律來處置;直接將其處死是較為適當的方式。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中,亦主張直接將戰犯處死。

後來在美國的主張下,諸戰勝國以法律審判來處置戰犯。戰後由十一個戰勝國組成的國際法庭在紐倫堡(納粹反猶太法律頒布的都市),審判二十二位納粹戰犯,其中十二位判處絞刑。可是紐倫堡的審判卻只限於納粹,而放過了主動、積極地協助納粹殘害人類的他國人物,因此也造成了西歐國家歷史記憶的扭曲。

除了紐倫堡審判之外,四個戰勝國也單獨成立法庭審判戰犯。美國的軍事法庭判處四百五十名戰犯死刑;英國的法庭判處二百四十名戰犯死刑;法國法庭則判處一百零四名戰犯死刑。在亞洲地區,東京的「遠東國際法庭」審判二十八位日本政府的高級官員。麥克阿瑟在橫濱成立的美國軍事法庭,則判處一百二十四位戰犯絞刑、六百二十二位戰犯無期徒刑。東京和橫濱的戰犯審判都沒有嚴格遵守適當的法律程序,因此被批評為「勝利者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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